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特别看重农业。新旧《唐书》及《贞观政要》中均记载了唐太宗非常关心农业的事迹。
此诗前六句均写景物,用词生动且令人感觉诗中所描述的景象栩栩如生。尾联为抒发个人的情感。此诗还有一个艺术特点是每一句都流露出对这场及时雨的喜悦之情,但却通篇不用一个“喜”字。
这两诗除了尾联外,其余的联句都采用对仗的方式来写,不仅对仗工整,且音律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描写景物方面,把大自然的神韵通过诗句体现出来。笔者认为,古代名家写诗的技巧和方法,有时很难用几句话把它都讲明了,但往往我们在仔细赏读过后,常能意会出其中的神韵,并且有如饮甘泉的感觉。
上片先从春游说起。我们的女主人公因为良人离家远行,无心绪去风光旖旎的西湖春游。“一春不识”,涵盖了整个一个春天都未出游;而“不识西湖面”则把西子湖人格化了。“翠羞红倦”乃“羞翠倦红”之意。这位少妇本来是花容月貌可以与绿叶红花匹敌的,但因心绪不佳,面色无华,因而羞见绿叶,倦赏红花。这是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表现了女主人公郁郁心情。
接下来。词人又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面表现她的情绪:“雨窗和泪摇湘管,意长笺短”。在下着霏霏细雨的窗前,这位少妇在给良人写信,她含泪摇着笔管将自己的情思倾吐在纸上,然而意长笺短,言不尽意,心中的万语千言只能略表一二。这里的“湘管”是指笔管乃由湘妃竹所制。相传大舜南巡不归,其二妃娥皇、女英(帝尧之二女)日夜哭泣,泪洒于竹,竹尽成斑。因而“湘管”也包含悲苦、垂泪之意。“雨窗和泪”已够悲矣(天泪与人泪合一),再加之湘妃之泪,三泪交融,少妇心境之悲表现尽矣!这是第二个层面。
下片前二句乃第三层面:少妇之心惟有雕梁之上的燕子理解。这表现了女主人公是寂寞的,空房只有燕子相伴;同时也说明女主人公是贞洁的,她从不招蜂惹蝶,每天和她在一起的只有梁上燕;再者表明孤高的、内向的,她不与凡人为伍,只与紫燕为友,向它倾诉心曲。
最后两句展示了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第四个层面:她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她把自己的哀怨诉诸其弦:她怨时光的流驶,红颜的短暂,希望春光较长地留在人间;然而东风无情,它不管琵琶的哀怨,仍吹走了春光,把落花吹得满地都是。这落花岂不是自己青春的象征吗?她哀叹自己的美丽年华就这样在离愁别恨中匆匆凋零,等闲消逝……
“西湖”──“湘管”──“梁燕”──“落花”,词人就是通过这四个意象段,多方位、多层面地展示了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描画出一条具有个性特征和特定情境的人物情感律动线。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这不仅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田园之中,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狗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这里没有暴力、虚假,有的只是淳朴天真、和谐自然。因此,他总是借田园之景寄托胸中之“意”,挖掘田园生活内在的本质的美。《归园田居》组诗是诗人在归隐初期的作品,第一首《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着重表现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欣喜心情,这一首则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
开头四句从正面写“静”。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诗人“久在樊笼”之后,终于回归田园,他摆脱了“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官生活,就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贵客——官场中人造访的情景,他总算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宁静。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片自得之意,那正是摆脱了官场的机巧,清除了尘俗的应酬“复得返自然”之后的深切感受。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在“白日”大好的时光,可以自由地掩起柴门,把自己关在虚空安静的居室里,让那些往昔曾萦绕于心间令人烦恼的尘俗杂念,彻底断绝。那道虚掩的柴门,那间幽静的居室,已经把尘世的一切喧嚣,一切俗念都远远地摒弃了。
诗人的身心俱静。在这四句中,诗人反复用“野外”、“穷巷”、“柴扉”、“虚室”来反复强调乡居的清贫,暗示出自己抱贫守志的高洁之心。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墟曲中:一作墟里人。墟曲,墟里、乡野。曲:乡僻。披:拨开。这两句是说,经常涉足偏僻村落,拨开草丛相互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这两句是说,相见不谈世俗之事,只说田园桑麻生长。
虚掩的柴门也有敞开之时,诗人时常沿着野草丛生的田间小路,和乡邻们来来往往;诗人也并非总是独坐“虚室”之中,他时常和乡邻们共话麻桑,可见他在劳动中同农民也有了共同语言。在诗人看来,与淳朴的农人来往,绝不同于官场应酬,不是他所厌恶的“杂言”。与充满权诈虚伪的官场相比,这里人与人的关系是清澄明净的。这是以外在的“动”来写出乡居生活内在的“静”。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土:指被开垦的土地。这两句是说,我田桑麻日渐长高,我垦土地日渐增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霰:小冰粒。草莽:野草。莽:密生的草。这两句是说,经常担心霜雪降临,庄稼凋零如同草莽。
当然乡村生活也有他的喜惧。庄稼一天一天生长,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令人喜悦;同时又生怕自己的辛勤劳动,遭到自然灾害,毁于一旦,心怀恐惧。这里的一喜一惧,反映着经过乡居劳动的洗礼,诗人的心灵变得明澈了,感情变得纯朴了。这是以心之“动”来进一步展示心之“静”。
诗人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悠然自在的语调,叙述乡居生活的日常片断,让读者在其中去领略乡村的幽静以及心境的恬静。全诗流荡着一种古朴淳厚的情味。元好问曾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诗人在这里描绘的正是一个宁静谐美的理想天地。
这首诗当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对战争有所预感,借古喻今,阐示了自己对世事的见解,表达了要遁世避乱的归隐思想。全诗从头至尾全用古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
此诗最为独到突出的特点,是从头至尾全用古事。《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拦)使者曰:“为吾遗(送)镐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俱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史记》与《搜神记》两段记载大同小异。按,文中“祖龙”,即指秦始皇。秦为水德王。江神请山神将璧送给镐池之神,是说始皇将要完蛋了,秦王朝已到了穷途末路。诗人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将此浓缩为三十个字入诗,这便是首六句。
“郑客西入关”即从《汉书》“郑容从关东来”演化而得。不过内涵更为丰富明确。它不仅包含了“关东来”的出发地,而且“点明了将入函谷”的道途和“之咸阳”的目的地。“行行未能已”不仅表明道路阻且长,旅途生括的艰辛劳顿,而且从“未能已”三字中,可以看出秦法森严,使者畏惧延误行期惊恐地匆匆赶路的身影。“白马华山君,相逢平原里”写郑客与素车白马的神人相遇。将地点状语置后,突出了神人的形象。
“璧遗镐池君,明年祖龙死”,剪去文章记载中的枝节,只剩下预言“始皇明年将死”的实质,简洁明了,干净利落。
从以上六句不难看出,诗人李白历尽坎坷磨难,对社会已有了相当深刻而透辟的认识。长安三年,政治漩涡中心的生活,使他清醒地了解到了统治集团的腐败透顶,不可救药;封建帝王的昏愦暴虐、荒淫奢靡。他不再如以前那样天真,渴望得到君王的赏识,渴望有机会大展宏图,达到安黎元、济苍生的目的。在黑暗的现实中,他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走向了彻底的绝望。他看到了中央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王朝命运危在旦夕。一旦昏君崩逝,天下必定大乱。这“明年祖龙死”既是对最高统治者及其黑暗统治的愤怒诅咒,同时,又表达了对社会大动乱前景的深切担忧,对无辜人民命运的焦虑。
出路何在?于是引出了诗的最后四句:“秦人相谓曰:吾属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年隔流水。”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作《桃花源》诗并记,为人民描绘了一个没有赋税剥削、没有战争侵扰,处处和平,人人安乐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几乎成为封建社会人人向往的乐土。
李白想象丰富、超人,把桃花源的故事与上面六句中的故事融为一体。似乎当年桃花源中的人们之所以能及时逃避战乱,是因为他们得知了郑客从华山君那儿得来了祖龙将死、秦将大乱的消息。所以,他们相互转告:我们快快离开这里罢!“吾属可去矣”一句,极易使人联想到《诗经》:“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魏风·硕鼠》)的诗句,既表现了人民对于统治集团盘剥百姓、不顾人民死活的深切痛恨,和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刻骨憎恶;又表达了人民对安居乐业、人人平等社会生活的强烈渴望。写的是秦末时事,表达的却是唐代广大人民的心声。
最后诗人以“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作结,抒发了要永远远避丑恶尘世的愿望。
这首诗写得很巧妙。表面看,全诗无一句不是讲神话传说故事,但结合社会现实,又无一句不是针对唐朝时事,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往往为读者描绘迷离恍惚、惊心动魄、充满神奇色彩的意境。华山的险峰,蜀地的栈道,天上的明月,地上的黄河,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要极力阐述出那神迷离奇的传说,喷发出浓郁的超凡脱俗之气。然而,此诗中的故事,本来已是那样古怪离奇,诗人不仅没有如往常一样,浓墨重彩,肆意点染,反而有意将其神迷色彩淡化。使人们读来,觉得那仿佛既非神话,亦非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确实发生过的事。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大大增强了诗歌的战斗力和艺术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