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柳永漫游长安时所作的一首怀古伤今之词。上片写词人乘舟离别长安时之所见。“参差”二句,点明所咏对象,以引起伤别之情。回首遥望长安、灞桥一带,参差的柳树笼罩在迷的烟雾里。风光和景物还和汉、唐时代一样。词人触景生情,思接百代。“衰杨”三句,进一步写灞桥风物的沧桑之变,既“古”且“衰”的杨柳,几经攀折,那婀娜多姿的细腰早已憔悴不堪了。时值霜秋,没有暖意融融的春风,杨柳已经不堪忍受,况复“几经攀折”,唯有憔悴而已矣!拟人化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也增强了表达效果。上片通过描绘眼中景、心中事、事中情的顿挫,写出了词人伤别中的怀古,及怀古心中的伤今。
下片写离长安时置身舟中的感触。“夕阳”句,点明离别之时正值暮秋的傍晚,一抹淡淡的夕阳,映照着古城烟柳。连用三个形容词“闲”、“淡”、“老”,集中描写“夕阳”的凋残,“秋光”更是“老”而不振,清冷孤寂的环境,令人颓丧、怅恼的景物与词人自己愁怨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使他愈增离恨。“离思”句,极写离思之多、之密,如长满杜蘅的郊野。然后以“阳关曲”和“断肠声”相呼应,烘托出清越苍凉的气氛。结句“独自凭兰桡”,以词人独自倚在画船船舷上的画面为全篇画上句号,透露出一种孤寂难耐的情怀。
本词紧扣富有深意的景物,以繁华兴起,又陡转萧瑟,有咏古之思和历史变迁之叹,但未触及历史事实,不加议论,只是通过描写富有韵味的景物和抒发离情别绪来突出感情的波澜起伏,虚实互应,情景相生,笔力遒劲,境界高远。
开篇总揽灞桥全景“参差烟树灞陵桥”一句,直接点明所咏对象,暮色苍茫中,杨柳如烟;柳色明暗处,霸桥横卧。灞桥是别离的象征,眼前凄迷的灞桥暮景,更易牵动羁泊异乡的情怀。灞桥不仅目睹人世间的离鸾别鹤之苦,而且也是人世沧桑、升沉变替的见证。“风物尽前朝”一句,紧承首句又拓展词意,使现实的旅思羁愁与历史的兴亡之感交织,把空间的迷茫感与时间的悠远感融为一体,貌似冷静的描述中,透露出作者沉思的神情与沉郁的情怀。“哀杨古柳”三句从折柳送别着想,专写离愁。作者想象年去岁来,多少离人此折柳赠别,杨柳屡经攀折,纤细轻柔的柳条竟至“憔悴”!此词写衰杨古柳,憔悴衰败,已不胜攀折。以哀景映衬哀情,借伤柳以伤别,加倍突出人间别离之频繁,别恨之深重。
自“夕阳闲淡秋光老”一句始,词境愈加凄清又无限延伸。面对灞桥,已令人顿生离思,偏又时当秋日黄昏,日色晚,秋光老,夕阳残照,给本已萧瑟的秋色又抹上一层惨淡的色彩,也给作者本已凄朝的心灵再笼罩一层黯淡的阴影。想到光阴易逝,游子飘零,离思愁绪绵延不尽,终于溢满蘅皋了。“离思满蘅皋”,是用夸张的比喻形容离愁之多,无所不在。
“一曲《阳关》”两句,转而从听觉角度写离愁。作者目瞻神驰,正离思索怀,身边忽又响起《阳关》曲,将作者思绪带回别前的离席。眼前又进行一场深情的饯别,而行者正是自己。客中再尝别离之苦,旧恨加上新愁,已极可悲,而此次分袂,偏偏又传统的离别之地,情形加倍难堪,耳闻《阳关》促别,自然使人肝肠寸断了。至此,目之所遇,耳之所闻,无不关合离情纷至沓来。词末以“独自凭兰桡”陡然收煞。“独自”二字,下得沉重,依依难舍的别衷、孤身飘零的苦况,尽含其中。
这首词运用了回环断续的艺术手法,借助灞桥、古柳、夕阳、阳关等寓意深远的意象,不加丝毫议论,只通过凭吊前朝风物,就抒发无限的感慨,做到了“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
词的上片写见月兴怀,由思人梦以及梦后的悲伤,丝丝入扣,言简意赅,又极富艺术韵味。“明月茫茫,夜来应照南桥路”两句,见月兴怀,引发作词之灵感。眼前的月色,令词人追思当年苏州南桥附近的街巷。自然唤起他如水的柔情和美好的回忆。“茫茫”,辽阔,深远之意。这里接在“明月”之下,便觉词人有无限感慨。“梦游熟处,一枕啼秋雨”两句,言思之人梦。这两句写因怀想入梦,以及梦醒后的伤感。“秋雨”,比喻泪水。“一枕”句,锤炼极工而又不露痕迹,化用李清照词《采桑子·芭蕉》“伤心枕上三更雨”句意,既言梦境之短,又见泪水之多。
词的下片正面抒发怀念苏州之情,以及难于名状的人生遗憾。“可惜人生,不向吴城住”一韵,正面抒写怀恋苏州。“可惜”二字,既怀恋又后悔,感叹自己住在苏州,情溢于词,见出其恋恋苏州之情,何其之深也。“心期误”,言人事多变。词人本想早归或已拟定回苏州之日,但人事蹉跎,一误再误,竞不能如愿。三个字,寄托了词人的隐痛。一个“心期”,一个“误”字,包含词人人生遗恨。“雁将秋去。天远青山暮”二韵,以景结情,无限怅惘尽在不言之中。这等景象,令人兴怀。词人思念故地、故人,渲染得出神入化,缠绵深挚。结句“天远青山暮”,化用欧阳修词《踏莎行·候馆梅残》:“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的句意。
这是一首怀人之作,以时空人事的变化,来反衬词人对苏州的眷念之情始终不变。结构严密,语言自然流畅,言有尽而意无穷。全词运笔轻灵,颇见深情和远韵,是一首婉约深曲疏快的小词。
诗人借此处地理位置的重要,以诗歌感慨人生,批判和讽刺官场上相互倾轧的丑恶现象,指出宦海风波,瞬息万变,仕途多艰,险恶丛生,对现实有着较清醒的超脱态度。全诗选材新颖,意蕴深远。
诗的前三句写三岔驿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此驿作为历史见证的特殊身份。三岔驿地处十字路旁,南来北往、东去西行之人皆要由此经过。正因为它四通八达,当云贵的交通枢纽,它才像一位清醒的旁观者,多少年来一直检阅着从这里经过的游宦商旅、农夫樵子、野叟渔翁。“几朝暮”犹言经过了多少朝朝暮暮。“几”,不定数词,因其不定,无法说清,才更显示其时间之长久,历史之深远。因而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所见到的人世沧桑也才无法计算清楚。
四、五句紧承前面,述说三岔驿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就官场浮沉这一点所见到的情景。“朝见扬扬拥盖来”,早晨才见那些得官者得意扬扬,不可一世,喽哕成群,拥盖上朝。“盖”,本指车的帷盖,此处以乘具代人,指代驷马高车、前呼后拥、骄横跋扈的官场新贵。“暮看寂寂回车去”是写傍晚就见他们丢官缴印,失魂落魄,清冷孤寂,垂头丧气,惶惶若丧家之犬地溜逃回家。“扬扬”指志得意满、趾高气傲、昂首挺胸、盛气凌人的样子;“寂寂”指气沮志丧、委靡不振、低三下四、不敢见人的狼狈形象。这两个反义的重叠词,写尽了官场中得意与失意时判若两人的精神面貌,对比鲜明,寓意深刻。朝得暮失,足见官场倾轧之厉害,宦海浮沉之迅速,仕途风波之险恶。这两句是全诗的中心,一方面诗人对那些蝇营狗苟、利欲熏心、追名逐利之徒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指出他们趋炎附势、鲜廉寡耻、丧尽天良,虽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不会有好下场。另一方面,诗人在这里也隐约暗喻着为官难,为清正廉明之官更难的慨叹。诗人忠心耿耿,却反而被谪远戍,永无还期。这两句又未尝不是对自己这种不平遭遇的牢骚怨愤之词。
最后两句用达观的眼光说世态,以出世的语气论人生,说理深透,议论有力。现在和过去,甚至包括将来,一切追名逐利的人统统都会被历史的洪流所吞没,只有眼前这短亭前的流水和长亭边的树木能与天地共存。长亭、短亭,为互文,即长亭的流水、长亭的树,短亭的流水、短亭的树。这两句既有鞭挞、讽刺,也有顺乎自然、无欲无求之意。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时序》)、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