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娇贵富丽，红妆异香，有天香国色、倾国倾城之称。或写花，衬以美人，或写人，衬以娇花；或者人花合写，彼此交融，李白的《清平调》就是一篇杰作，而“春风拂槛露华浓”似乎成了绝唱。总之，这都表现了中国人的审美标准和对美的追求。王建此诗，正可谓此尽其致。
首联“赁宅得花饶，初开恐是妖。”租赁别人的房宅，本来也是随遇而安，无所好挑剔的，可没想到竟有那么丰饶的牡舟花。一个“得”字，正好表现出他那种喜出望外的得意神情。恰因为得自意外，所以初开之时，便唯恐它是妖了。美人之所以让入心旋不守，神魂颠倒，完全在于她的妖冶妩媚；牡丹含苞初绽，鲜艳欲滴，其荡人心魄，决不下于美人之妖态，只这一句就把社丹写活了。
颔联承“妖”写来。‘“粉光”、“肉色”俱是美人动人之处，粉光丽质，滑若凝脂、肉色性感，柔若无骨，这恰是美人的妖态，也同样是花的妖态。“深紫”、“退红”均属壮丹艳冶之色，而这又正好使作者联想起美人的“粉光”和“肉色”来。用“腻”和“娇”二字，直把花作人写，人、物浑然一体，确实表达出了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
青春美色的克星是无情的岁月，而娇花名卉的厄运却正是风吹日晒，风吹就会落掉，日炙以致枯焦。怜香惜玉，多情善感的诗人，于赁宅得以名花的为患难之交，定不肯失之交臂，于是他千祈祷，万忧愁：“且愿风留著，唯愁日炙燋。”
这里既可见出诗人追求美是何等的执着、也可明白牡丹是多么的富丽可爱，以致让诗人倾倒如是。然而自屈原香草美人以比君子，托物讽喻便成为中国抒情诗的一大传统，所以个中不仅有香花的摇落之悲，还有美人的迟暮之叹，更有诗人身处乱世的命运之感。
花儿被吹落，被炙燋了，可她那一缕芳心，仍然楚楚可怜，只有香如故。这位“零落”的诗人，拾起了“零落”的花蕊，回到屋里把它当香烧了。也不知是花的香气陪伴着他，还是他陪伴着香气，直是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全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扮清，景中寓情，情里含景，以人写花，以花写人，花、妖、作者三位一体，句句写花，而又无一处不在写人，堪称大手笔。尤其末联，自怜自爱，自伤身世，是花，是妖，也是诗人。形象感人，咀嚼无尽。
这是一首劝勉诗，劝勉崔九既要隐居，就必须坚定不移，不要三心两意，入山复出，不甘久隐。全诗用语浅淡，近乎口语，或暗用典，或明用典，或正劝，或反讽，喻之以理，晓之以情，在看似平淡的外表下蕴涵着浓郁的朋友情谊，含意颇为深远。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这两句是说这次回到山里之后，不论入山深浅，都要饱览山川之秀丽，林木之幽美。这当然是劝勉崔兴宗不要再留恋世俗的生活，把对山水的感情升华到一种与世俗生活相对立的高度，这与他们对现实的厌倦与反感有关。起句点题“送”字。诗人看着崔九向山中走去，于是劝勉他说，山中自有美妙之景，足以自得于心，一丘一壑，皆可怡性养神。次句“丘壑”用典，讽劝友人隐逸山林，莫改初衷，为下文预设伏笔。
后两句紧依次句而写，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典故，含蕴深刻。既是劝勉友人坚持初衷，尽享山水之乐，同时暗含这一层意思：如果弃隐入仕，以后想再度归隐，怕就难了。这里“暂”字用得极妙，与次句“尽”字相对。次句从正面劝说，结尾二句从反面劝勉。这一正一反，思虑周全，语意婉转，谆谆嘱咐，浓浓友情，溢于字里行间。
结尾两句是劝崔兴宗隐居丘壑，既然在山水间找到了生活的真趣，就不要再从那个境界里返回到现实中来了。这一方面表达了对隐居生活的肯定，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之所以作者要人留恋那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中屡屡失败，一方面产生了对现实生活的反感，另一方面也更深刻地认识了现实生活。当时像裴迪、崔兴宗这样的寒士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宁愿隐居山林，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因此作者劝他的朋友，既然在山水之间找到了真趣，找到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寄托，就不要像陶渊明《桃花源记》里的武陵人一样，找到了桃花源却轻易地放弃了。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因此他说：“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汉长安城西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辞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上片首二句本自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开篇 ：“醉漾轻舟，信流引到花深处。”这个“花深处”，就是指桃源。在郴州，词人为了排忧遣恨，不得不借酒解愁。醉眼朦胧之中，词人受潜意识的支配，仿佛觉得自己划起了小舟，正轻松自如地随着溪流浮泛，朝桃花源进发。路上，“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词人十分欣喜，他左顾右盼，不知不觉中，已“林尽水源”，来到了“花深处”。阅读这两句，关键是要抓住“醉”这个核心词语。醉入梦乡，本是常事，所以说这两句是写梦境幻象。“尘缘相误，无计花间住。”是词人神志清爽后的抱恨之言。佛教认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是污染人心、使生嗜欲的根源。秦观在这儿是借“尘缘”指世俗之事，如名利一类，自是相对灵境而言的。假如自己不出来求仕为宦，就不至于有此时的迁谪之祸，这就是“尘缘相误”。在写法上，只说“尘缘相误”，隐去尘缘的具体内容，便产生空灵蕴藉，词情摇曳生姿的效果。此刻自己身受官府羁绊，即使想找一个类似于“桃花源”的远僻之地平安度日也不可得——这就是“无计花间住”。
过片二句，勾勒出一幅“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满庭芳·山抹微云》）一般的黄昏景象。“尘尘”“千里”尤给人天涯飘泊之感。紧接一句“山无数 ”，与“烟水尘尘”呼应，构成“山重水复疑无路”（陆游《游山西村》）的境界，这就与上片“尘缘相误”二句有了内在的联络，上下片意脉不断。下片开头四句，乃是词人有意识地择取人世间的四种凄凉景象，来影射他黯淡、感伤的心境。“烟水尘尘”，则前途渺遥可知；“千里斜阳暮”，暗示着词人的处境将每况愈下；“山无数”，正是阻力重重、难回朝廷的象征；“乱红如雨”，就是说美好事物正在横遭摧折。这四种景象并集一起，凝现出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词人虽无片言只语关涉愁苦，而愁苦、失望之情已溢满纸面。结句“不记来时路”，源于《桃花源记》。陶渊明说，武陵渔人出桃花源后，在返家的路上处处作了标志，“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这个结句正暗应了题目和开头，道出了词人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窘境和苦况，表达了他“抽身退步悔已迟”和“世外桃源不可得”的愁怛心绪。
这首词所反映的思想，是作者由于无端遭受打击，导致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并由此产生了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但有的评论者认为句句都有暗寓，这只能是一种猜测。此词所表现出的那种迷离恍忽的境界，只是秦观在艺术上喜欢朦胧美的一种手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