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
这首追念旧情的怀人词，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应属爱情词范畴。虽然词中所展现的依恋难忘的倩影显然是一名歌妓，但词情不仅不见浮艳，相反却抒述得诚挚纯真，而且落笔的角度多取身世之慨，所以，颇有耐读之处。词牌《思佳客》，就是《鹧鸪天》，周之琦此作共四首，这里选的是组词中的第二首。
词写于嘉庆二十年(1815)之际，周之琦三十四岁时。从起句“帕上新题间旧题”可以知道，这段离合悲欢的恋情的发生、发展到中断应是多年前的事。“间”，是夹和联的意思。帕是女郎用的香帕，当年或许是作为定情物赠给词人，也可能是别有苦衷被迫分离时的信物。在一方手帕上“新题间旧题”地写了许多思恋苦念的诗词，足见时间的绵长，是在相当长一段时空里聊以自慰自解、自我平衡的行为，见物如见人么!作为情爱的见证信物，“旧题”也好，“新题”也好，在上面题的诗句不必有赞美艳羡之语，可是词人却以“苦无佳句比红儿”来表述。“苦无佳句”并非没有佳句。而是说任何佳句都不足以来赞比心上人，这是不写之写的最高赞辞。生活往往如此，愈是倾心得无可喻说的痴恋，一旦失落，必然愈显得失魂落魄地巨痛，更不知所云了。所以，“苦无佳句”和“新题间旧题”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无”和“多”的奇妙而矛盾的激荡情思，已把一颗沦肌浃髓、铭心镂骨的相思苦心托起于纸上了。“比红儿”是借用唐代诗人罗虬写《比红儿诗》一百首赞美歌妓红儿的典故。从这可以确认周之琦所恋的女郎的身分。
词的三四两句紧承“比红儿”所揭示的身份转入沉重的感慨。“生怜”句是说当年初遇时恋人正当“桃萼初开”的二八荳蔻之年，其妍丽娇美之貌可以想见。然而“那信杨花有定时”的悲哀，正是其貌愈美，其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飘泊身世就愈令人伤怀。周之琦晚年虽官至广西巡抚，为一方重臣，但早年并无能力去为一个歌女脱籍，这就是萍水情缘终于分离的缘故。
人似杨花飘无定，是上片情思的一个苦结，暗示出了别离情节。下片由此进入苦思痴念，终于在无法消解的空间阻隔面前，爱而转怨，以怨写爱，怨愈深，思恋益见苦。
“人悄悄”六字把坐立不安的心态刻划得极深细。境愈静寂，心愈空荡，无可解开百思愁结。为何觉得“昼迟迟”，天老不暗下来呢?原来他盼黑夜早来，是为能做个“殷勤好梦”。人在现实中得不到所追求的事物时，每每会发生一种心态的变幻现象，求之于好梦。以梦境聊解渴念，原是够苦的事，然而这适足以见其痴。“托蛛丝”三字，一些注本释为借蛛丝随风飘游把好梦带给她去，或释为形容怀人缠绵情思。后者等于无解，前者未见惬意。如果注意到蛛丝结网这个事实，而“好梦”亦须结构(事实上“梦”的做成不可能预设，所以预想“好梦”的愿望更须祈求某种神力)，从“结”这个特定意义上去理解，词人的匠心就毕见了。因为，如果要托蛛丝传带情思，何必嫌“昼迟迟”呢?游丝飘扬，白日也可。所以，“殷勤”句是一个精致的意象表现，当意为祈求能借蛛丝结网那样的神奇功能来做个周正圆满的好梦吧?
末二句笔一转，“绣帏金鸭薰香坐”是设想旧日恋人所处环境，这个“她”显然已被勋戚权贵金屋藏娇了。因而词人说：我自苦思苦想，但求梦遇一回，可是“说与春寒总未知”啊!“绣帏”中人怎能“知”我此时此地的心境感受呢?“春寒”拟喻一种特定心境，凄冷、寂寥、惆怅……。在手法上，这叫顿挫，从“好梦”的企待，到“说与总未知”，一个大起落，由热望到心灰意冷，是大跌宕，哀怨苦恋之情正从这起伏折转中得到深化。
其实，即使真的结成“好梦”，又怎样呢?又能真正解慰痛苦，挽回悲剧性的现状吗?所以，这一转成怨恨的语气原也是爱恋的另一种表现，并非真怨“绣帏”中人。
谭献《箧中词》评此词，认为“寄托遥深”，意思是别有深意而不是写恋情。寄托什么呢?大概认为是借此抒发怀才未遇，未能邀上宠。杨钟羲《雪桥诗话》初集卷十也说颇有“楼高不见”之意。事实上，周之琦二十七岁中进士，在当时已算早年得志了，他的仕途生活一开始就不见坎坷，从其词作中并不能审辨出如谭、杨等人所揣摩的这类寄托。我们不必跟着常州派理论经常导致的穿凿附会的迷雾走去
这是一首感情浓郁的抒情诗。全诗意在写经乱之后，怀念诸位兄弟姊妹。
此诗读来如听诗人倾诉自己身受的离乱之苦。诗的前两联就是从“时难年荒”这一时代的灾难起笔，以亲身经历概括出战乱频年、家园荒残、手足离散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苦难的现实生活。接着诗人再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时难，即指题目中所说的“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到白居易和产业，经过这场战乱已荡然无存，骨肉兄弟们为了生计也不得不背井离乡、各奔东西。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写战乱结束后的凄凉景象。战乱纷争终于结束了，然而，田地荒芜，杂草丛生，骨肉亲人仍流离失所，漂泊者相望于道。这两联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描写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历来，战争带给人民的都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亲人们有家不能回，战争一起，田地、产业个部付诸东流，劳命伤则一，所有的不幸都得由人民来承担，兴、亡，最苦的都是百姓。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两句，一向为人们所传诵。诗人以“雁”、“蓬”作比：手足离散各在一方，犹如那分飞千里的孤雁，只能吊影自怜；辞别故乡流离四方，又多么像深秋中断根的蓬草，随着萧瑟的西风，飞空而去，飘转无定。“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两句，一向为人们所传诵。诗人不仅以千里孤雁、九秋断蓬作了形象贴切的比拟，而且以吊影分飞与辞根离散这样传神的描述，赋予它们孤苦凄惶的情态，深刻揭示了饱经战乱的零落之苦。
所以结尾，诗人用“明月”这一自古以来就容易引人遐思的美好意象点明了题意。孤单的诗人凄惶中夜深难寐，举首遥望孤悬夜空的明月，情不自禁联想到飘散在各地的兄长弟妹们。他想：如果此时大家都在举目遥望这轮勾引无限乡思的明月，也会和自己一样潸潸泪垂吧！这一夜之中，流散五处深切思念家园的心，也都会是相同的。诗人在这里以绵邈真挚的诗思，构出一幅五地望月共生乡愁的图景，形成了默契。从而收结全诗，创造出浑朴真淳、引人共鸣的艺术境界。
全诗以白描的手法，采用平易的家常话语，抒写人们所共有而又不是人人俱能道出的真实情感。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的这首诗不用典故，不事藻绘，语言浅白平实而又意蕴精深，情韵动人，堪称“用常得奇”的佳作。
蒋春霖对春天、尤其对残春似乎有着特殊的感触，这首《浪淘沙》，至少从表面上仍是伤春之作。
上阕写出了一幅不常见的暮春景色，前三句措词都相当考究，显然是经过精心的锤炼。“云气压虚阑”，“虚阑”，指较为稀疏的栏杆。“云气”原是无形飘浮之物，而今天，它却沉重地压在作者身处的楼头栏杆之上，压得人心情郁闷。“青失遥山”，因云气迷濛，远山失去了青翠之色；自然，作者的心情，也变得若有所失了。“雨丝风絮一番番”，雨如密丝，风如团絮，只管一次次光顾、一回回带来凉寒，这更是令人不快。
何况此时“上巳（三月上旬的巳日）清明都过了”，原该是暮春三月的烟景时光。可有了上面这么多的不常见、不正常之景，该有的也没了，“只是春寒”，有的只是不该有的无限春寒。
换头仍写春末之景，却从春初提起。“花发已无端，何况花残？”“无端”，犹言无奈。春来花开，本是高兴之事，为何作者当初便觉得无奈呢？这看似奇怪，实不奇怪。作者是一深心之人，亦是一伤心之人，看到花开，便想到花落，见花之正艳，便想到它的凋谢而预为之悲。花发时节犹无奈，到了果然花残花落之际，则作者之伤怀如何，就不必再说了。然而，“飞来胡蝶又成团”，那些无知无识的蝴蝶，全不知花有盛衰之分，面对残花败朵，还以为春光依旧。它们不是一片片地飞舞，却闹嚷嚷地挤成一团，围着残花欣欣然、喜洋洋，似乎在享用什么盛餐。非但如此，它们今日一团、明日又是一团，“飞来”个不休，着实令人生厌。
春光将尽而无为之哀惋者，这令别有怀抱的伤心人作者，实在不忍复睹。“明日朱楼人睡起，莫卷帘看，”“朱楼人”，作者自谓也。既然看了伤心，又无力回天，那明天就是一觉睡起，也还是躲在小楼中的好，不用卷起帘子再看了。对惨酷的现实作回避，是消极的，可不回避，又怎生是好呢？一结悲咽之至。
谭献《箧中词》云：“郑湛侯为予言：“此词本事，盖感兵事之连结、人才之惰窳而作。””这大概是不错的。因为从本词来看，上片写春寒，下片写花残，虽同是暮春之景，却似有不连属之感。但若采用谭献的说法，则一切都豁然了。那“只是春寒”，不就是兵祸不解的象征吗？那蝴蝶的恋恋于残花，不正像当时的文武百官积习不改、不思振作吗？至于那可哀的残花，更可视之为衰败的国运的缩影了。由此亦可知，蒋春霖也是关心国事的词人，而非徒知写怨说愁之辈，虽然他用以忧时忧国的手段，仍是他惯用的惜花惜春的笔墨。
文章起笔写京师人与南方人对待竹子的不同态度，一贵一贱，形成鲜明的对照；进而推理叙写“绝徼海外人”可能有的态度，从而发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慨叹；接下来既写人又写竹，借竹的形象对任光禄的人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点明他知竹爱竹的根源在于他不流于俗的美好品德。
入题之前，作者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世人对竹的态度，其所论的内容虽说与记述的中心有关，但由于所涉的对象广泛，其中不仅有“斩竹而薪之”的江南人，还有“苟可致一竹，辄不惜数千钱”的京师人，甚至还有绝徼海外之人，一旦见竹，必有甚于京师人之宝之者。这就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段文字并不是专为任君而书。在这里，形成对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贱竹者，而是江南人和京师人、绝徼海外之人。以三者不同的好恶之情，充分显示了世人“物去乡则益贵”的心理状态，从而得出“世之好丑，亦何常之有”的结论。
这一段内容有叙，有议，有结论，其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系统，作者似乎只是有感而发，泛泛议论，显得随意而亲切。这一番议论的真实意义，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后才得到显露的。正因为对世人贵竹贱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论述，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经写出，其不同寻常处即豁然可见：他身居江南，却不同于江南人的贱竹；他贵竹，却又并非如京师人一样因竹难致之故。
前文所写及的众人对竹的态度本已各各有异，互成对照，而任君之所为又与他们完全不同，这恰如峰回路转，忽见其异。倘若没有前面足够的铺垫，或者仅以贱竹者与任君形成简单的对比，任君之举绝不会产生如此醒豁的感觉。前面一段似乎不甚经意写就的文字，实际上每一层都包含着作者的深意。
作者对中心事件本身只用寥寥数语一表而过，而对任君之言却记叙颇详。任君把植竹一事说得极为轻淡，简单地把如此做的原因归之于“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正是这一笔推动了文意的发展，并最终导出了题旨。因为任君的举动已在世人映衬之下显得极不寻常，而他那轻描淡写的表白却与他的举动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不能不使人对他的话语产生疑问和揣测。
作者把“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这样的推测之语作为引言以带出他对任君植竹意义的阐述，正表现了由上文所叙而引起的心理活动，文中接着对任君的赞美之辞，是上文所显现出来的内在走向之继续，是思维逻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勉强地加诸其身。经过层层推演，作品终于揭示出任君对竹的态度与世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任君之贵竹在于知竹，知竹又在于他的人格与竹自有某种相通之处；而“京师人之贵竹，与江南人之不贵竹，其为不知竹一也”。
作者最后断语，即使居地不产竹，任君必力致之；即使有足够的力量致奇花石，他也无意于此。有以上的反复衬托、对比和论析，这一推断的产生合情合理；同时，它与任君“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的表白逆相绾合，也使这一段前面的揣测语有了结论。
全文以竹与花石这一对处于矛盾状态的物体为中心，以各种人对待它们的不同态度为线索，不断构成新的矛盾与统一。江南人与京师人对竹的态度截然不同，却在奇花石上存在着一致，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较对象——绝徼海外之人；而这三者皆非知竹者，又共同成为任君的对照，充分映衬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全文前后环环相扣，舒卷自如，浑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