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梅词。上阕写寒梅初放，表现梅花的光润明艳，玉洁冰清；下阕写月下赏梅，侧面烘托梅花的美丽高洁。写梅即写人，赏梅亦自赏。全词抓住寒梅主要特征，由月光、酒樽、梅花织成了一幅如梦如幻、空灵优美的图画，运用比喻、拟人、想象等手法刻画梅花形象，赞颂梅花超尘绝俗的洁美素质和不畏霜雪、秀拔独立的坚强品格。
上片写寒梅初放。何逊《扬州早梅》：“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露发，映雪凝寒开。”梅花，她开于冬春之交，最能惊醒人们的时间意识，使人们萌生新的希望。所以被认为是报春之花。因为梅花斗雪迎寒而开，诗人咏梅，又总以冰雪作为空间背景。庾信《咏梅花》诗：“常年腊月半，已觉梅花阑。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树动悬冰落，枝高出手寒……”这里，“琼枝”就指覆雪悬冰的梅枝。半放的寒梅点缀着它，愈显得光明润泽。词人接着用“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女形容将开未开之梅的轻盈娇美，用玉人浴出形容梅的玉洁冰清，明艳出群：即物即人，梅已和人融成了一片。
词的下片写月下赏梅。“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两句写出了赏梅的时间，表达了对梅花和月色的喜爱之情。作者认为大自然也是偏爱梅花的，让澄澈皎洁的月光来陪衬梅花。在溶溶月色映照下，梅花更有一番神韵。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更是美不胜收。
“共赏金尊沈绿蚁，莫辞醉” 。值此花好月圆的良宵，精心准备“金樽”和“绿蚁”，来个一醉方休。词人李清照的词作中，凡写记游赏花之作的，每每都要写酒醉、花美，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情趣和愉快的心情，倒也别致有趣。诗中“绿蚁”指的是酒面的浮沫。《历代诗话》引《古隽考略》：“绿蚁，酒之美者，泛泛有浮花，其色绿。”读到此句时，常常会让人想起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知己相伴，围炉饮酒，是人生一大乐事。
结尾一句“此花不与群花比”， 词人把寒梅的形神美和自己的心灵美、感情美融为一体，赞美了梅花高洁的品格。百花凋零的冬天，梅花迎着风雪傲然怒放，“一树独先天下春”。它传递着春的消息，带给人们无限的希望！人们喜爱梅花高洁、坚强的品格，喜爱它不畏严寒，立志奋发的精神。
这首词，银色的月光，金色的酒樽，淡绿的酒，晶莹的梅织成了一幅画，写得如梦如幻，空灵优美。与前人的咏梅诗词相比，此词艺术上有所创新。词人抓住寒梅主要特征，用比喻、拟人、想象等多种手法，从正面刻画梅花形象。在对寒梅作了总体勾勒之后，又以生花妙笔点染其形象美和神态美。同时，此时做到了移情于物，以景传情，意中有景，景中寄意，体现了李词的特色。
这是一首写景抒怀的小词。上片写景：有清溪，霜风，山月，还有山月下随风飘动的流云。一个“咽”字，传出了“清溪”哽哽咽咽的声音；用个“洗”字，好像山头月是被“霜风”有意识地“洗”出来的，这个“洗”字，也使山月更加皎洁。山高月小，霜风斜峭，再配上哽咽的流水，给人以如置空谷，如饮冰泉之感。“霜风”句中，暗藏一个“云”字：无云则山月自明，无须霜风之“洗”。换句话说，山月既须霜风“洗”而后出，则月下必有云遮。这样上片结句中“云归”、“云别”出现就不显突兀。迎、送的主语是“山月”，一迎一送，写出了月下白云舒卷飘动的生动形象。“云归”、“云别”两句，又将“霜风”的“风”字暗暗包容句中。云归云别，烘云托月，使皎洁的山月，更见皎洁。上片写景如画，幽静深美。着一“咽”字，以动衬静，更觉其静。
下片，词人触景生情，怀念帝乡之感油然而生。从“凌歊”一词看，李之仪写这首词的时候，盖太平州编管之中。“凌歊”，即凌歊台，因山而筑，南朝宋孝武帝曾登此台，并筑离宫于此，遗址位于今当涂县西，为当地名胜。李之仪在姑溪时，思想上是苦闷而消极的，且僻居荒隅，远离朝廷，更见悲苦。但从结句的“双阙”看，词人仍未忘朝廷。“双阙”，古代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用的楼，代指帝王的住所。作者把国事系于心头，盼望朝廷下诏起用，故“望断”云云，即是这种心情的形象反映。“天际”一词，暗示了词人盼望帝京之切；而“音尘绝”则可见词人的失望与怅惘。
这首词词史上有其特定意义。词题明确揭出“用太白韵”，是为和宋初《忆秦娥》而作。李之仪是北宋人，与苏轼同时代，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崇宁三年（1104）前后，距离李白卒年（762）已经过去340年之久，这首和词，全依佚名作者《忆秦娥》韵，可见当时这首词已流传比较普遍，但说其为李太白所作，则甚为不妥。李白的诗歌名篇在整个唐朝流传极为广泛，即使是一首很普通的七绝，都有大量记载，而忆秦娥，在整个唐人的典籍中，没有一处记载。有专家认为，李白的诗歌由于散佚的缘故，十去七八，未收入忆秦娥情有可原。但这点早已被胡适先生彻底否决了。事实上，整个盛唐，根本没有一首词流传下来！像菩萨蛮这样的词牌是在中唐（李白死后）才产生的，忆秦娥则连中唐都没有记载！现代某些不负责任的专家总爱说一些“《菩萨蛮》《教坊记·曲名表》及敦煌曲均有此调名，李白在开元、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之类的话，而且还借此希冀证明《忆秦娥》也为李白所创。似乎忘却了胡适在《词的起源》一文中对《教坊记》做的具体考察：《教坊记》中曲调多为“后人随时添加”，因此“不可用来考证盛唐教坊有无某种曲调”，《辞源》(合订本)释“教坊记”条“唐崔令钦撰。一卷。记述唐代教坊制度、轶闻及曲调来源等，以开元时事为多，并录教坊大曲杂曲名三百二十四本。今通行本皆据《说郛》，有所删削，已非全书。”《辞海》(缩印本)说《教坊记》“书约成于宝应元年(762)后。”阴法鲁即认为此书“可能经过后人订补”。因此《教坊记》有曲名，并不能说明开元时已有此调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