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谓织女嫁与牵牛,婺女近为其摇佩,嫦娥远为其照轮。颔联谓牛女这一对仙侣配于天上,而七夕美俗长留人间。颈联谓七夕之夜,家家户户陈列花果于庭中以乞巧,管乐之声相闻。尾联谓明日曝衣,才相信我同阮咸一样清贫。结句有寓意,借言虽有家室,但依旧贫穷。这首诗语言平实,章法平创,却有寓意。
首联言婺女、嫦娥促成牛、女之会合,以比婚于王氏实友人鼎力相助焉。三句“灵匹”切七夕,又以喻婚姻的谐美,“灵匹”又以寓匹偶王氏婚姻如娶嫦娥,美如神仙,世间所无。四句“巧”亦双关,言“乞巧”以切七夕外,又寓王氏女的娇好、美艳。五、六正写七夕乞巧,亦忆婚时的情景。然美满的婚偶并无改自己一生的沦落困顿,故有“明日晒犊鼻,方信阮郎贫”的慨叹。
一至六盖追忆议婚、婚娶之时,故七、八慨叹于现实境况之贫困,有“明日”云云。而“方信”二字,则原未意料也,言下与节镇联姻,即不令己“富贵”,亦不至如今的沦落贫穷;无奈今日竟如阮郎七夕的竿挑犊鼻。
该诗记录了农历七月初七的风俗掌故。前四句写牛郎织女之间的相会,后四句写人家的富足与自己的贫穷,传达诗人与妻子贫贱相守的情形。从章法上看,前六句叙事,较为平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颔联别具匠心,一句承上,一句生下。其中可见诗人在运文方面的机巧。末两句用典,以阮咸事迹寄慨,使诗作翻出新意,给人以回味。
“春阴漠漠,海棠花底东风恶。”“漠漠”,是寂静无声之意;“恶”,在这里是“猛烈”之意,是由“狠、厉害”的意思引申而来,此义至今在某些地区的方言中还保留着(如鲁西南和豫东)。首二句说,春天的时光万籁俱寂,但从海棠花穿过的东风却吹得强劲猛烈。标题中说“赏海棠作”,却人写海棠花的艳丽,而突出了“东风恶”。写春风、春光一般是喜悦、温暖、吹拂、和煦,纵使风大天寒,也人过用“料峭”之类的词来形容。词人别出心裁,一方面是“写实”,另一方面,也只有这样写,才与下文协调。
“人情人似春情薄”一句,紧承“东风恶”,意思是说,人对花是有情的,春天、春风对花是薄情的,因此“东风”对花猛吹乃至摧残。正因为人有情春薄情,所以“人”或者就是作者自己,才“守定花枝,人放花零落”。上片人写海棠花如何美丽娇艳,侧重写人对花的态度,对海棠的爱怜和保护,反衬海棠花的艳丽,是脱俗之笔。
过片之后,写以酒浇愁,虽然忧愁无法排解,但酒醉酒醒人忘海棠花,进一步说明了它在词人心目中的地位,使全词主旨更为鲜明。
“绿尊细细供春酌,酒醒无奈愁如昨。”词人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发愁,酒只能暂时麻醉神经,却人能从根本上排解忧愁,酒醒后“愁如昨”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古来写“酒”与“愁”的诗词很多,如柳永有“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饮还无味”(《凤栖梧》),又有“黯然情绪,未饮先如醉,愁无际”(《诉衷情近》)。意境与该词相近,这说明管鉴在某些方面受过他以前的一些词人的影响。
但“殷勤”以下三句,则属作者创新。“殷勤待与东风约”一句,与上片“海棠”句相呼应,他要与那吹得迅猛异常的“东风”“约定”,“规劝”它:“莫苦吹花,何以吹愁却?”前句说,你人要苦苦地去吹那海棠花了;后句说,你用什么办法把我的“愁”吹跑呢?这里的写法颇为微妙,一是把“东风”人格化了,一是把作者的感情完全融合在客观事物中。把内心活动包含于客观景物之中,在我国古典诗词中历来有之,所谓“神与诗者妙合无垠”(《夕堂永日绪论》),自然和谐而恰到好处,这首词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篇文章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描写莲花高洁的形象;第二部分则揭示了莲花的比喻义,分评三花,并以莲自况,抒发了作者内心深沉的慨叹。
首句“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选用“可爱”二字,包罗群芳,表明托物寄兴,并不刻意求工,极见其立言斟酌之妙。
接着叙说“晋陶渊明独爱菊”。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解绶归隐后,饮酒赋诗,安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逸趣。“独爱菊”,显示渊明雅致芬芳,傲然物外的性格,而且更加明确了题意:陶渊明可以爱菊抒怀,我怎不可独爱莲呢?
继写“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写了唐人,特别是统治阶层“甚爱牡丹”的好尚,这几句像是重复,但实为加深语意也,而且此句入文,让对比感更为强烈,为其求莲之高洁铺下了引子。大意是周敦颐本人独爱莲与晋陶渊明的爱菊避世不同,为保持一份高洁,宁愿终老南山。他要在尘世中当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这种在污世保持清白与独自避世求真的心态,与众人皆羡富贵的从众心态是有着思想境界上本质的区别的。这为爱莲说所要表达的“出淤泥而不染”作了最好的铺垫。
然后作者撇开一笔说,让那些人爱其所爱吧,“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一连串铺叙,对莲花挺拔秀丽的芳姿,清逸超群的美德,特别是可敬而不可侮慢的嵚崎磊落的风范,作了有力的渲染。这几句隐喻作者本身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实际上,他说的意思就是:官场黑暗,要在官场上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就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么难。这也是他为官的经验总结,因为他不想同流合污。而“濯清涟而不妖”,不过是作者的一种良好愿望罢了。他为官正直,数洗冤狱,为民作主;晚年定居庐山,著书明道,洁身自爱,颐养天年,便是身体力行,澹泊明志的体现。这正是这篇小品能给人思想情趣以深切感染的着力之处。
接下来,作者对三种花象征的不同性格进行了比较和品评:“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本来,花是不具备人格的,但在作者眼里,莲花近于菊,却不像菊那样清高冷傲,似乎是逃避现实的隐者;它更不像牡丹那样妍丽妖冶,以富贵媚人。莲花出于污浊现实而不受沾染,受清水洗濯而不显妖冶,实为百花丛中的贤君子。另外,莲花又是佛教中的圣物,如来、观音均以莲花为座。唐释道世《三宝敬佛》云:“故十方诸佛,同出于淤泥之浊;三身正觉,俱坐于莲台之上。”作者《题莲》诗也云:“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头。”与这篇小品参照,情趣相得益彰。
最后,作者评花进而对“爱”也作出评价:“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深深地慨叹:当今之世真隐者少,有德者寡,而趋炎附势钻刺富贵之门的小人比比皆是;这莽莽红尘,能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去根治这社会痼疾呢?这里先用花进行比喻,让花的特性喻人,虽平淡,但比喻帖切,然后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言下虽不免流露出一种孤掌难鸣的哀怨,但意味深长,无情地鞭挞了那些寡廉鲜耻之徒。这里,周敦颐是高傲的,他那种不从众只求纯净的心态,在碌碌尘世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感叹,是因为世风日下,大多数人皆被世事玷染。
作者通过对莲花的爱慕与礼赞,表明自己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对高尚情操的崇奉,对庸劣世态的憎恶。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