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
这首《伤春》诗写的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首句写诗人做的一个决定：对今春乐事早已安排好；次句用一个转折，推翻了之前的决定，也就辜负了好意送来春色的东风。第三句点明，不仅今年先做决定再推翻，而且年年如此；第四句指出年年辜负春光的原因。
春日可乐，而自己却非愁即病，年年都辜负了大好春光，这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使诗人禁不住感慨万端，发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息。读罢此诗，诗人愁病交加的面容、苦笑的表情和自嘲的意味，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不假雕饰，自然浑成，而诗意诗味即在其中，这正是“诚斋体”的成功之处。
杨万里在《荆溪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写诗时，曾说：“步后园，登古城，采撷祀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盖麾之不去，前或未应，而后者己迫。”在他看来，平日所见所闻及所感似乎无不可以成为诗歌创作的材料，这和江西派“闭门觅句”，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虽只字半句不轻出”的苦吟自然是大不相同的了。但“诚斋体”也有其弊病：由于写作比较“随便”，有些诗艺术概括不够，境界不高，社会意义也不大。此首可以说是个典型。
一开头，作者就对“花”“月”“酒”这些为一般诗人所沉湎而讴歌的事物加以否定，表明自己并非“风月派”。说花是无知的，不必为花伤情，月是无聊的，不必为之徘徊流连，酒也是无法消愁解恨的，更不必沉湎，不必讴歌。下面“把天”四句，进一步以丰富的想象表明自己并非抒写闲愁的“风月”词人。词中说，要把“风月派”赞美的艳丽茂盛的桃树砍断，杀他风景要把吟风咏月诗人讴歌的鹦哥煮熟，做下酒菜。作者为什么对“风月派”诗人讴歌的事物如此忌恨如仇。他曾在《词钞自序》中说：“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此篇是中年之作，正是写苏辛慷慨之词的时候。另外他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谈到：“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应该“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而那些“逐光景，慕颜色”的“风月花酒”之作，“虽刳形去皮，搜精抉髓，不过一骚坛词客尔，何与于社稷生民之计，《三百篇》之旨哉”由此可见，他对诗词“只吟风月”是否定的，这里表现了他以诗词用世的积极态度。“焚砚”三句，是世事不容，“老不得志”而发出的激愤之词。作者年幼读书，“自竖立，不苟同俗”，虽有出众才华，结果过了“而立之年，仍无“而立”之举，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秀才而已。这怎不使作者愤愤不平。“焚砚”三句，写决心要一反常规，不再读书、写字、弹琴、作画、写文章。“焚”“烧”“椎”“裂”“毁”“抹”等几个动词，既生动又形象地勾出作者激愤决绝的神态。“荥阳”三句，是引《李娃传》中的常蝇刺史之子郑生奉父命赴长安应试，爱上妓女李娃，弃试，流连花巷，钱尽被逐街头行乞的故事，借以自喻，表示对封建礼法的蔑视。
下片继续写自己贫困潦倒，抒发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之情。开头两旬写自已从来就是穷命相，这是难以更改的，任人笑他头戴教席帽，身穿秀才衣的瘦骨伶仃模样。“看蓬门秋草”的“看”提领以下四句，写家门贫困，冷落孤单。“蓬门”指家门贫寒，“秋草”写门前冷落。作者曾有诗写道：“座有清风，门无车马。”在《七歌》一诗中写此时生活是“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是“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是“寒无絮络饥无糜”，“空床破帐寒秋水”，其贫困之状可见。词中的“疏窗细雨，夜夜孤灯”，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冷落孤寂——细雨敲打着稀疏的窗棂，夜夜是孤灯伴着自己，“自刻苦，自激愤”地读书。作者曾在《自叙》中说：“板桥最穷最苦，貌又寝陋，故长不合于时，不见重于时，又为忌者所阻，不得入试。”这就是他入仕之前的生活。他说自己的性格“放荡不羁，漫骂无择”，经常“敖言高谈，臧否人物”，如此更被世人视为“狂”、“怪”。更重要的，板桥是生活在清朝前期的汉族文人，其时国内民族矛盾仍很尖锐，文字狱屡见不鲜，他目睹者竟达十二次之多。板桥好友杭世骏就是因条陈“泯满汉之见”，而被罢官，板桥的同窗陆骖因文字狱而被戮尸；板桥自己也被迫将已刻好的诗钞址十儿首明显地流露反满情绪的诗从板子上铲去。这炎凉的世情，这深重的压迫，使他情不自禁地呼出：“难道天公，还箝恨风不许长吁一两声？’’这是以反诘句式将郁结在心中的不平投向那不平的社会。此是全词的点题之笔。表面上是质问天帝，实则指责人间，抨击清统治者，“恨”字极写对黑暗社会的愤怒之情。这不仅是板桥个人的恨，同时也表达了当时有正义感的人的心声。
“颠狂甚”是借用世人语。因作者不肯从俗，因而常遭白镢，并斥为“狂”、“怪”。这里借而用之，表示自己决不妥协的精神。结句说：我要取百幅乌丝格纸来细写自己凄清情怀。“凄清”一词，表明自己写的绝非“风月”之作，而是抨击社会，抒写个人怀抱的词章。
这首词表现了对黑暗社会的不满与反抗。想象奇特，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运用反语激词来抒写自己情感，更加强烈、感人，通过具体的富有特征的景物来渲染清苦的生活，生动形象，词语通俗，用典活脱。这首词当时即已为人传诵，板桥在《刘柳鄙册子》中说：“南通州李瞻云，曾于成都摩诃池上听人诵予《恨》字词，至‘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皆有赍咨涕演之意。后询其人，盖已家弦户诵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