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散曲以两句景语领起,以下接连用了三组鼎足对,整饬凝练、气象苍古。词人擅长以词法入曲的风格,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咏叹了词人功名仕途不得志的郁郁情感。
上片词人描写垂虹桥一带景象并凭吊古人遗迹。开篇写湛蓝如镜的天空映衬着三高祠,山色朦胧,景物怡人,风光如画,令人向慕。接着引用张翰、范蠡、龟蒙三个典故,与首句“三高祠”相呼应。这三个人均是识时务、退隐于世的高人,词人显然是用这三位高人自况,表现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远离尘世的傲然高洁的情怀。他想到以前还有三位退隐的高人在这里以莼菜为食,泛舟湖上为乐,以小炉烹茶过着闲适平淡的生活,而如今人都已不在了,不免伤感,“莼羹”、“渔舟”、“茶灶”这三件具有特征性的、且与垂虹亭下吴淞江水有关联的事物,具体的概括出三位前修的高风。
下片则由对先贤的怀念引出对身世前途的感慨。“故人何在,前程那里,心事谁同?”连用三个设问句,将知交零落、前途渺茫、满腹心事无人可与诉说的愁怨尽皆倾吐而出。而这三设问又暗与上片末三句关合,季鹰归来古人当在,范蠡攻成遨游五湖,龟蒙心事皮子可同,前贤如是,己则否也。这环环相生的感触,形成了作者之“思古”与“伤今”间的紧密联系。“黄花庭院,青灯夜雨,白发秋风。”结尾这三句,以客居的无聊与孤独作为约束。满园黄花堆积,秋风秋雨中,只有一盏青灯照我白发,这景象无比的凄凉,对照三位先贤的高踪,自不免悲从中来了。句句之间互相呼应,情景交融。
这首小曲在艺术上特点即对仗精工而不露痕迹。如“莼羹”、“渔舟”、“茶灶”中“莼”、“渔(借作“鱼”)”、“茶”都属饮食门,“黄花”、“青灯”、“白发”中“黄”、“青”、“白”都为颜色。鼎足对较诗词的偶对要多出一句对仗,散曲作者是不放过这种逞才机会的。
这首词写的是闺妇早春见梅而相思的情景。
上片写梅花在清寒之中,碧水之上,含苞待放的景象。用“冰清淡薄”来表现“寒”,用“杏梢红”来表现“暖”,用“游丝狂惹风”来点缀,全是一派早春气色。
下片因景抒情。见阶前碧草,留连梦境,带着离愁别绪,又逢早春寒梅。着一“又”字,表现离别经年。“相思难重陈”,意思是相思之情已陈述过多次,但这又有什么用呢?“重”字,颇见精神,况周颐评:此词“近于清言玉屑矣”!
中唐诗人窦巩有《南游感兴》七绝云:“伤心欲问前朝事,唯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青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而窦诗显然又源于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本曲的前五句,化用窦巩的诗意,而“鹧鸪啼处”云云,则明显地流露出了霸业不存、风流事散的兴亡之感。倪瓒生活在元代的中晚期,无所谓遗民思想,曲中的“前朝事”是将越王台沿经的历史一网打尽,并不专指宋朝;但历史的盛衰、岁月的无情,一样会引起怀古者的“伤心”。窦诗是“伤心欲问前朝事”,而小令却“伤心莫问前朝事”,一字之差,绝望和无奈的感情色彩就表现得更加强烈。
作者禁不住“怅然孤啸”。“啸”是感情激越、一舒抑塞的表现,而一个“孤”字,又有心事无人知会的意味。“青山故国,乔木苍苔”是登台的所见,它较之前片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更增加了悲凉的色彩。“当时明月”等三句又借助了唐诗的意境。刘禹锡《石头城》有“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的诗句,李白《苏台怀古》也说“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明月是历史的见证,如今“依依素影”又高悬在越王台的上空。诗人独发一问:“何处飞来?”问得似乎突兀,但含意是十分显明的:“当时”的江山久已换主,那么“当时”的明月怎么又会飞来重临呢?这一笔同前引的《石头城》《苏台怀古》一样,是借助嗔怪明月的多事、无情,抒发怀古的幽思。作者起笔云“伤心莫问前朝事”,至此还是问了,并问得那样投入、那样悲哀。“依依”是依恋不去的模样,说明明月在天空徘徊已久。而诗人从“残照”时分直留到月夜,这“依依”两字也就成了一种移情手法,表现出了作者对故国山河的倦倦深情。
这首小令除了善于从唐人诗句中袭意外,在景物的描写上也深得风神。“东风草绿,残照花开”表现江山无主,“青山故国,乔木苍苔”表现世事无常。以此为陪主之宾,则“越王台”的悲凉寂寞自在意中。又诗人选取了亘古恒在的景物如东风、残照、青山、明月,与时过境迁的绿草、野花、乔木、苍苔交插在一起,在特定的空间中导入了苍茫的时间感,从而将抚今思古的主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