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回到绍兴的时候正值秋季，所以此词从秋景起笔，“扫西风门径，黄叶凋零，白云萧散”。西风有知，似乎知主人归来，殷勤地扫除门径以示迎接。西风吹得黄叶凋零了，白云萧散了。凋零、萧散，其实正是作者当时的心境的反映。此番回到故乡，他并没有感受到一般应有的那种温暖与亲切。内心有着一种难以明言的隐微情绪。“柳换枯阴，赋归来何晚！”辞官四年，自无荣耀之感，却有点悔恨的意思。离开鄞县时，王沂孙曾作《齐天乐》：“正恐黄花，笑人归较晚，”两者心境相同。回归故乡时，词人悔恨出行的失计，不免自怨自艾，心里颇不是滋味。
“萧气霏霏，翠蛾眉妩，聊慰登临眼。”此句从两个方面描写了故山秋天的美景，山中弥漫着清新空气，令人神清气萧，故山的山容像美女的眉毛一般美丽。此情此景，诚然可以使作客归来的人感到赏心悦目。但“故国如尘，故人如梦”，在登临之际，徒增愁思，意兴索然，虽美景在前，也懒于一顾了。欲登临和懒登高相对，以见其愁情之重。登高怀远，招来宋室覆亡之感慨，朋友沦替之伤悼，情难自禁，则又不如不上这山为好了。“登高还懒”，词人这种复杂的感情，和李清照“怕见夜间出去”的心绪相同。
词的下片未作转换，仍然承接上片的抒情线索，作生发开来的描写。“数点寒英，为谁零落”，是作者的自我惋惜。“楚魄难招，暮寒堪揽”，意谓“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几句，写法相当深刻，意味相当沉痛。至于“步屧荒篱，谁念幽芳远”二句，则是与上文的“寒英”“零落”紧相连接的，写得参差错落，显得章法变换多姿。
“一室秋灯，一庭秋雨，更一声秋雁”是此词最精彩的笔墨，用三排比短句。描绘出了一种清冷孤寂的境界，秋灯、秋雨、秋雁，所衬托的不过是一颗秋心而已。“试引芳樽”，借酒浇愁，愁更愁，以“不知消得几多依黯”作结尾，“依黯”这个词语与“依依”和“黯黯”结合，承上“故国如尘，故人如梦”，比泛言“愁苦”，要细致，要准确，值得细细玩味用它来表示这首词所包含的复杂的情感意绪，还是很确切的。
在这首词中，作者多处描写故乡秋季的景物，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用较为隐蔽的手法表达了他的黍离之悲。
诗写初夏时宁静的景色和诗人山中行走时轻松愉快的心情。此诗首句写出行时间，次句写出行路线，第三句写绿阴那美好的景象仍然不减登山时的浓郁，第四句写黄莺声，路边绿林中又增添了几声悦耳的黄莺的鸣叫声，为三衢山的道中增添了无穷的生机和意趣。全诗明快自然，极富有生活韵味。
第一句句点明此行的时间，“梅子黄时”正是江南梅雨时节（黄梅天），难得有这样“日日晴”的好天气，因此诗人的心情自然也为之一爽，游兴愈浓。诗人乘轻舟泛溪而行，溪尽而兴不尽，于是舍舟登岸，山路步行。一个“却”字，道出了他高涨的游兴。
三四句紧承“山行”，写绿树荫浓，爽静宜人，更有黄鹂啼鸣，幽韵悦耳，渲染出诗人舒畅愉悦的情怀。“来时路”将此行悄然过渡到归程，“添得”二字则暗示出行归而兴致犹浓，故能注意到归途有黄鹂助兴，由此可见出此作构思之机巧、剪裁之精当。
作者将一次平平常常的行程，写得错落有致，平中见奇，不仅写出了初夏的宜人风光，而且诗人的愉悦情状也栩栩如生，让人领略到平的意趣。
诗还有个特点，就是通过对比融入感情。诗将往年阴雨连绵的黄梅天与眼下的晴朗对比；将来时的绿树及山林的幽静与眼前的绿树与黄莺叫声对比，于是产生了起伏，引出了新意。全诗又全用景语，浑然天成，描绘了浙西山区初夏的秀丽景色；虽然没有铺写自己的感情，却在景物的描绘中锲入了自己愉快欢悦的心情。曾几虽然是江西诗派的一员，但这首绝句写得清新流畅，没有江西诗派生吞活剥、拗折诘屈的弊病。他的学生陆游就专学这种，蔚成大家。
旧时有蜀国国王化身杜鹃悲啼的传说。这可能是前人因为听得杜鹃鸣声凄苦，臆想出来的故事。此篇咏写子规，就从这个故事落笔，设想杜鹃鸟离去繁华的国土，年复一年地四处飘荡。这个悲剧性的经历，正为下面抒写悲慨之情作了铺垫。
由于哀啼声切，加上鸟嘴呈现红色，旧时又有杜鹃泣血的传闻。诗人借取这个传闻发挥想象，把原野上的红花说成杜鹃口中的鲜血染成，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增强了形象的感染力。可是，这样悲鸣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故国春来，依然是一片草木荣生，青葱拂郁，含烟吐雾，丝毫也不因子规的伤心而减损其生机。“草似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形象生动。这里借春草作反衬，把它们欣欣自如的神态视为对子规啼叫漠然无情的表现，想象之奇特，更胜过前面的泣花成血。第二联中，“他山”与“旧苑”对举，一热一冷，映照鲜明，更突出了杜鹃鸟孤身飘荡、哀告无门的悲惨命运。
后半篇继续多方面地展开对子规啼声的描绘。不同的地方，持续的鸣叫，它就是这样不停地悲啼，不停地倾诉自己内心的伤痛，从晴日至阴雨，从夜晚到天明。这一声声哀厉而又执著的呼叫，在江边日暮时分传入船上行人耳中，不能不触动人们的旅思乡愁和各种不堪回忆的往事，叫人黯然魂消、伤心欲泣。
从诗篇末尾的“湘江”看，这首诗写在今湖南一带。作者罢官，流寓荆南，这首诗反映了他仕途失意而又远离故乡的痛苦心情。诗歌借咏物托意，通篇扣住杜鹃鸟啼声凄切这一特点，反复着墨渲染，但又不陷于单调、死板地勾形摹状，而能将所咏对象融入多样化的情景与联想中，正写侧写、虚笔实笔巧妙地结合使用，达到“状物而得其神”的艺术效果。这是对写作咏物诗的有益启示。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