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共八章，取喻多奇。首章“騂騂角弓，翩其反矣”，是用角弓不可松弛暗喻兄弟之间不可疏远。“兄弟昏姻”是同类连及，并无确指，着重点是同宗兄弟。“兄弟昏姻，无胥远矣”，为全诗主题句，以下各章，多方申述，皆以此为本。
第二章叙说疏远王室父兄的危害。“无之远矣，民胥然矣；无之教矣，民胥效矣”，四句皆以语气词煞尾，父兄口气，语重心长。作为君王而与自家兄弟疏远，结果必然是上行下效，民风丕变，教化不存。
第三章用兄弟之间善与不善的两种不同结果增强说服的效果。和善的兄弟相互平安相处，泰然自得，不和的兄弟相互残害，不能自保。如果说这一章还是因说理的需要而作的正反两方面的假设，那么第四章则是通过现实中已成为风气的责人不责己的小人做法直言王行不善的社会恶果。“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不善良的兄弟间只知相互怨怒，不顾礼仪道德，为争爵禄地位各不相让，涉及一己小利便忘了大德。
第五、六两章以奇特的比喻、切直的口吻从正反两方面劝诱周王。只有自身行为合乎礼仪，才能引导小民相亲为善。“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取譬新奇，以物喻人，指责小人不知优老而颠倒常情的乖戾荒唐，一个“反”字凸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正面教导养老之道。第六章更是新意新语竞出。“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用猿猴不用教也会上树，泥巴涂在泥上自然粘牢比喻小人本性无德，善于攀附，如果上行不正，其行必有过之。后两句“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又是正面劝戒，如果周王有美德，小民也会改变恶习，相亲为善的。此意与后世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正相一致。
诗的最后两章以雪花见日而消融，反喻小人之骄横而无所节制和不可理喻。“莫肯下遗，式居娄骄”和“如蛮如髦”说的是小人，却暗指周王无道。有鉴于此，诗人不禁长叹“我是用忧”，此“忧”非为自身忧，也非为小人忧，而是为国家为天下而深怀忧患。
全诗因是父兄口吻，所以“少微婉，多切直”（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孙鑛语），少了一些通常意义上的诗味。又正因为是父兄口吻，全诗以气贯通，或取譬，或直言，都在光怪陆离中显示出一种酣畅，一种奔涌的激情。因此孙鑛给出“风骨自高奇”的评价。
诗题名曰《山店》，实际上那行人尚未见到“山店”的屋宇茅舍，更没有下榻在“山店”，“山店”与行人之间还有一段距离。尽管这样，它在行人的心中已经点燃了希望之光，激起了难以抑制的向往之情。
走在平原上，视野开阔，目力所及，远近距离心中亦大致有数。如若有翻山越岭的经历，就知道那情景、那感受完全不一样。走近山脚，迎面是山，再往前走，前后左右皆是山，看上去似乎很近，可是走起来，山回路转，崎岖曲折，绕了半天，还在那座山里，再回头一看，似乎也并没走多远，这样反复几次，人也累了，心也急了，于是乎心中不由地冒一个问题：何处是尽头，何时到尽头？诗的第一句：“登登山路行时尽？”便非常简洁地写出了这种心境。登登，这种声音有种艰难疲惫、单调沉闷之感，而这正是旅人此时的感觉和心情。诗的第二句承第一句而来，“决决”二字摹声又兼写形，表现了诗人选词造句的精巧。由于山峦叠嶂，泉水多，溪流长，所以“决决溪泉到处闻”。山间溪流水位落差大，流速急，才有“决决”之声。如果溪水流出了山，泄入平地，也就变得缓慢而无声息，因而那“决决”之声，仿佛也在告诉行人山路未尽。
路未尽，仍须行。诗的二、三两句之间有一处省略，那就是行人在曲折难尽的山路上走了一程又一程。正在夜色苍茫，匆匆低头赶路之际，忽然听到几声犬吠，不觉停下了脚步，仔细倾听，可又别无动静，只听得山风阵阵，木叶萧萧。行人不觉顿悟，原来就是这“风动叶声”使得山犬惊吠，可见山林是多么的寂静，不过既有犬吠，也该有人或人家，于是他又迈开脚步，走着，走着，果然发现了“几家松火隔秋云” 的景象。走了一整天，旅人早已疲倦不堪，亟盼住店，此刻，那闪耀的松火虽然还隔着秋山雾霭，要走近也并非容易，但毕竟是看见了希望之所，盼到了歇宿的“山店”。只有历尽山路的艰辛，才知道此刻的快乐。旅人的欣喜之情不言而喻。
这首诗没有用什么比兴手法，它主要描写山间行人的所见所闻，同时采取或虚或实的手法，将人物的行动贯串其间，通过人物行动和颇具特色的景物的结合，巧妙地刻画出人物心理和情绪的变化，富有艺术感染力。
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