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乎容可即，俨若像如存。
满拟朋三寿，那知隔九原。
瓣香倾老泪，伫立黯消魂。
温乎容可即，俨若像如存。
满拟朋三寿，那知隔九原。
瓣香倾老泪，伫立黯消魂。
“清溪流过碧山头，空水澄鲜一色秋。”前两句借水中的倒影写景。这两句诗实际上化用了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中“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两句诗的意境。因为清溪不可能流过碧山头，所流过的只能是碧山头在水中的倒影。清亮的溪水绕着碧绿的青山，缓缓流来，碧蓝的天空倒映于水中，是那样澄明、纯洁，两者融为一色，浑然一体。如果没有天地间弥漫着皎洁、明亮的月光，诗人就不能在秋夜中欣赏水之清，山之碧，水之澄鲜了。
“隔断红尘三十里，白云红叶两悠悠。”后两句即景抒怀。诗人在静观秋光月色之中油然而生出一丝超尘脱俗、悠然自得之物外心境。“白云”、“红叶”，既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幻像，又是诗人在秋月下所见的山林实景。从象征意义上说，这“白云”的任意漂游，“红叶”的飘逸自得，更是诗人悠闲清静心境的真实写照。
作品题为“秋月”，而笔墨却始终集中在写秋月笼罩下的山间小溪上，这就是构思的独到之处。碧绿的山头，碧蓝澄静的夜空，悠悠飘荡的云朵，飘逸洒脱的枫叶，这些都是围绕着缓缓流淌的小溪而写的，但是却无一不浸染着明亮、柔和的月光。全篇无一笔写月，却又处处见月，可谓大家手笔。
《乌栖曲》是乐府《清商曲辞·西曲歌》旧题。现存南朝梁简文帝、徐陵等人的古题，内容大都比较靡艳，形式则均为七言四句，两句换韵。李白此篇，不但内容从旧题的歌咏艳情转为讽刺宫廷淫靡生活，形式上也作了大胆的创新。
相传吴王夫差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用三年时间，筑成横亘五里的姑苏台（旧址在今苏州市西南姑苏山上），上建春宵宫，与宠妃西施在宫中为长夜之饮。诗的开头两句，不去具体描绘吴宫的豪华和宫廷生活的淫靡，而是以洗炼而富于含蕴的笔法，勾画出日落乌栖时分姑苏台上吴宫的轮廓和宫中美人西施醉态朦胧的剪影。“乌栖时”，照应题面，又点明时间。诗人将吴宫设置在昏林暮鸦的背景中，无形中使“乌栖时”带上某种象征色彩，使人们隐约感受到包围着吴宫的幽暗气氛，联想到吴国日暮黄昏的没落趋势。而这种环境气氛，又正与“吴王宫里醉西施”的纵情享乐情景形成鲜明对照，暗含乐极悲生的意蕴。这层象外之意，贯串全篇，但表现得非常隐微含蓄。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对吴宫歌舞，只虚提一笔，着重写宴乐过程中时间的流逝。沉醉在狂欢极乐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轻歌曼舞，朱颜微酡，享乐还正处在高潮之中，却忽然意外地发现，西边的山峰已经吞没了半轮红日，暮色就要降临了。“未”字“欲”字，紧相呼应，微妙而传神地表现出吴王那种惋惜、遗憾的心理。而落日衔山的景象，又和第二句中的“乌栖时”一样，隐约透出时代没落的面影，使得“欢未毕”而时已暮的描写，带上了为乐难久的不祥暗示。
“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续写吴宫荒淫之夜。宫体诗的作者往往热衷于展览豪华颓靡的生活，李白却巧妙地从侧面淡淡着笔。“银箭金壶”，指宫中计时的铜壶滴漏。铜壶漏水越来越多，银箭的刻度也随之越来越上升，暗示着漫长的秋夜渐次消逝，而这一夜间吴王、西施寻欢作乐的情景便统统隐入幕后。一轮秋月，在时间的默默流逝中越过长空，此刻已经逐渐黯淡，坠入江波，天色已近黎明。这里在景物描写中夹入“起看”二字，不但点醒景物所组成的环境后面有人的活动，暗示静谧皎洁的秋夜中隐藏着淫秽丑恶，而且揭示出享乐者的心理。他们总是感到享乐的时间太短，昼则望长绳系日，夜则盼月驻中天，因此当他“起看秋月坠江波”时，内心不免浮动着难以名状的怅恨和无可奈何的悲哀。这正是末代统治者所特具的颓废心理。“秋月坠江波”的悲凉寂寥意象，又与上面的日落乌栖景象相应，使渗透在全诗中的悲凉气氛在回环往复中变得越来越浓重了。
诗人讽刺的笔锋并不就此停住，他有意突破《乌栖曲》旧题偶句收结的格式，变偶为奇，给这首诗安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东方渐高奈乐何！”“高”是“皜”的假借字。东方已经发白，天就要亮了，寻欢作乐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孤零零的一句，既像是恨长夜之短的吴王所发出的欢乐难继、好梦不长的叹喟，又像是诗人对沉溺不醒的吴王敲响的警钟。诗就在这冷冷的一问中陡然收煞，特别引人注目，发人深省。
这首诗在构思上有显著的特点，即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写出吴宫淫佚生活中自日至暮，又自暮达旦的过程。诗人对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场景，并不作具体描绘渲染，而是紧扣时间的推移、景物的变换，来暗示吴宫荒淫的昼夜相继，来揭示吴王的醉生梦死，并通过寒林栖鸦、落日衔山、秋月坠江等富于象征暗示色彩的景物隐寓荒淫纵欲者的悲剧结局。通篇纯用客观叙写，不下一句贬辞，而讽刺的笔锋却尖锐、冷峻，深深刺入对象的精神与灵魂。《唐宋诗醇》评此诗说：“乐极生悲之意写得微婉，未几而麋鹿游于姑苏矣。全不说破，可谓寄兴深微者。……末缀一单句，有不尽之妙。”这是颇能抓住此篇特点的评论。
李白的七言古诗和歌行，一般都写得雄奇奔放，恣肆淋漓，这首《乌栖曲》却偏于收敛含蓄，深婉隐微，成为他七古中的别调。前人或以为它是借吴宫荒淫来托讽唐玄宗的沉湎声色，迷恋杨妃，这是可能的。玄宗早期励精图治，后期荒淫废政，和夫差先发愤图强，振吴败越，后沉湎声色，反致覆亡有相似之处。据唐孟棨《本事诗》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看来贺知章的“泣鬼神”之评，也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
一二句描绘出一幅昔日汉代末世群雄纷纷而起、互相争战夺取天下的景致，交代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背景，“昔云”、“季”、“群雄”、“战争”，喧染出战争气氛，仿佛让人置身其中。
三四句写昔日汉代末世群雄各自割据、称霸天下目标未成，交代群雄割据的格局，侧面衬托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尚未形成。
五至十句赞述了诸葛亮由一个布农得遇知己荐举，君臣相合，建功立业的事迹。喻指诸葛亮起于陇亩之中，隐居草野不得志。刘备三顾茅庐后得到诸葛亮辅佐，使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三国鼎立的新局面。
十一十二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明写只有崔州平能够了解诸葛亮的理想和才能。实则暗喻只有崔叔封才了解诗人的理想和才能。
十三十四句写诗人自称胸怀报国忧民之情的布衣之士。诗人意在通过与诸葛亮自比，写自己和当年的诸葛亮一样，身在草野，但胸怀治理天下的大志。
十五十六句写诗人将崔氏兄弟比做善于识人的崔州平和厚于交道的崔瑗，华发之际同衰共荣，似有肯求援引之意。
十七十八句写诗人与崔氏兄弟的深厚情谊，如同弟兄，也流露出诗人渴望建功立业，宛如诸葛亮一样可以施展才华，“壮志吞咸京”的政治抱负。
末两句借用管、鲍的典故，侧面赞美了知人举才的先贤，亦是喻已，希望崔叔封了解、支持诗人，期待诗人与朋友之间的关系也要象管、鲍一样，可以千载留名，抒发了诗人热切希望能得到知己荐举而施展抱负的愿望。
李白被迫离开长安，政治上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李白并没有就此消极下去。在此诗里，李白热烈赞扬了诸葛亮，对于刘备与诸葛亮君臣遇合，成就一番事业，表示衷心的向往。李白在不少诗里提到诸葛亮。李白羡慕诸葛亮起于陇亩而身至宰辅，受到君主的重用；李白景仰诸葛亮改革现实，治理社会的作为；李白赞赏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才能。而这一切，又都是和李白自己的处境，自己改革社会的进步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李白在诗中明确表示自己同样有诸葛亮那样的胸襟和政治抱负，因而也希望像诸葛亮“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那样，得到君主的知遇，干一番经时济世的大事业。
李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希望崔少府能够象崔州平了解诸葛亮那样了解他，如果有机会，就象鲍叔牙推荐管仲那样推荐自己。这就明白表示了“托意在经济”，立志改革现实，治理社会一直是李白的思想主流。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