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以平易清新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恬静闲雅的巴女放牛图。“巴女骑牛唱《竹枝》，藕丝菱叶傍江时”，写的是夏天的傍晚，夕阳西下，烟霭四起，江上菱叶铺展，随波轻漾，一个天真伶俐的巴江女孩，骑在牛背上面，亢声唱着山歌，沿着江边弯弯曲曲的小路慢慢悠悠地回转家去。如此山乡风味，极其清新动人。
下两句：“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纯然是小孩儿天真幼稚的说话口气，像是骑在牛背上的小女孩对于旁人的一段答话。这时天色渐渐晚了，可是这个顽皮的小家伙还是一个劲地歪在牛背上面唱歌，听任牛儿不紧不忙地踱步。路旁好心的人催促她快些回家：要不，待会儿天黑下来，要找不到家门了！不料这个俏皮的女孩居然不以为然地说道：我才不害怕呢！只要看见伸出木槿篱笆外面的大大的芭蕉叶子，那就是我的家了！木槿入夏开华，花有红、白、紫等色，本是川江一带农家住房四周通常的景物，根本不能以之当作辨认的标志。小女孩这番自作聪明的回话，正像幼小的孩子一本正经地告诉人们“我家爷爷是长胡子的”一样的引人发笑。诗中这一逗人启颜的结句，对于描绘人物的言语神情，起了画龙点睛的妙用。
古人说：“诗是有声画。”这首小诗就是如此。因为它不但有形、有景，有丰富的色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芭蕉的新绿和竹篙上紫、白相间的槿花），而且还有姑娘清脆的歌声。《竹枝词》是流行在巴渝一带的民歌，从诗人刘禹锡的仿作来看，讴歌天真纯洁的爱情是它的基本内容。从此诗中可以想见，这位巴女正是在纵情歌唱着她青春的情怀，这从“藕丝菱叶”似乎也能得到一点暗示。而且，妙就妙在她是骑在牛背上，一路走一路唱着，像移动的电影镜头一般，慢慢地把读者的视线引向空阔的远方。“不愁日暮还家错，记得芭蕉出槿篱”，使整首诗充满乐观开朗的气息，给予读者一种健康的美的享受。
这是于鹄采用民谣体裁写的一篇诗作，词句平易通俗，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川江农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恬静生活的一个侧面，读来饶有隽永动人的天然情趣。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堵住天下人之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上片，首起三句“绿云影里，把明霞织就，千重文绣”，总写海棠花叶之美。从宜雨亭上望去，但见海棠枝叶繁茂，如绿云铺地，一片清影。而在这绿云影里，红花盛开，明丽如霞，有如绿线红丝织成的千重文绣。在这三句中，词人连用三个比喻，濡染出红花绿叶交相辉映的秀美景色。“绿云”喻写其枝叶之密，绿阴之浓，点出干叶海棠枝叶茂盛的特征。“明霞”二字，极喻海棠花红艳之色。“文绣”则形容花叶色彩之美。前面加上“千重”二字，又描绘出绿叶红花重重叠叠，色彩斑斓的画面。同时，绿云与明霞，又是明暗的对比，实写与虚想结合，立意构思，着实下了一番功夫。接下去的两句，“紫腻红娇扶不起，好是未开时候”，写海棠花娇嫩之态。因花开有迟早之分，故色泽有深浅之别。深者紫而含光，浅者红而娇艳。后面以“扶不起”三字承接，便生动地描绘出海棠花娇而无力的情态。“好是未开时候”，是由郑谷《海棠》诗的“娇娆全在欲开时”变化而来。诗人赏花，全在情趣二字，张鎡和郑谷都爱欲开未开的海棠花，是因为那深红的蓓蕾，在青枝绿叶的映衬中显得格外娇美。它蕴藉含蓄，内孕生机，有一种蓬蓬勃勃的青春活力，最易引发人们美好的情思。宜雨亭上，海棠丛里，面对着那含苞欲放的娇花新蕾，愈看愈美，于是再就“好是未开时候”的“好”字刻意描绘，写出了“半怯春寒，半宜晴色，养得胭脂透”，具体而细腻地形容出海棠花欲开未开时的特殊美感。那点点蓓蕾，一半因春寒而不肯芳心轻吐，一半因映晴色而展露秀容，羞怯娇嫩，直养得蕾尖红透，艳丽动人。当此际，词人完全沉浸在美的追索中。为花的幽姿秀色而陶醉。“小亭人静，嫩莺啼破清昼”两句，笔波一折，转得好也收得好，而且一转即收，恰到好处。一声早莺的啼鸣，打破了清昼的寂静，也唤醒了词人的沉思，极富摇荡灵动之感。上片亭中观花的词情至此辞尽意尽，歇拍自然，从而为下片另辟词境作好了过渡。
下片由写花转而写人。换头以“犹记”逆入。连写五句，记昔日与情人赏花情景。前三句“犹记携手芳阴，一枝斜戴，娇艳双波秀”，回忆芳阴下携手同游，她鬓边斜插着一枝红艳的海棠花，双眸明秀，秋波含情。后两句“小语轻怜花总见，争得似花长久”，写两人在花前小语，轻怜密爱，此情当日，花总也得为见证吧。如今花开依旧，而情人不见，深觉情缘之事，“争（怎）得似花长久”！这是词人的感伤，一句又转回现在。词人独自赏花。小亭浅酌，观眼前景，想心头事，流连徘徊，不愿归去。因此吟唱出“醉浅休归，夜深同睡，明日还相守”。在酒意微醺的朦胧醉境中，思人恋花，情意绵绵，暗中叮咛自己休要归去，今夜与花同睡，明日与花相守，日日夜夜与花作伴。苏轼《海棠》诗：“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红妆。”“夜深”句，字面用苏诗，而又自立主意。“同睡”，连下句言相伴守而睡。这几句写得缠绵悱恻，婉曲细腻，对花无限眷恋的深情尽皆倾吐出来。末两句，“免教春去，断肠空叹诗瘦”，紧承上三句写出。诉说他所以与花相守，形影不离，乃在于深恐韶光倏逝，花与春同去。这样就在爱花情中又加上惜春之情，感情分量更重，词意也随之打进了一层。意谓若教春去，就要为之断肠，就要作诗遣怀，就要因诗而瘦。“诗瘦”本于李白戏赠杜甫诗：“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见唐孟綮《本事诗·高逸》）这两句机杼自出，翻出新意，技巧亦高，深刻地揭示了一位词人不负韶光的心理活动。读来真挚恳切，直语感人。
这篇自传的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自传的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自传的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
开头一段，先概括地介绍自己的退居生活。传记一般要在开头交代传主的姓字籍贯，而这篇自传开头却说：“忘其姓字、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这是模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体例，表示自己既过半隐居的生活，自己的姓名之类无所谓了，同时也透露自己因酒醉之深而忘记而糊涂了。接着写他在洛阳住处的环境及爱好。他“家虽贫，不至寒馁”，这是半隐居生活的生活条件。从五十八岁到六十七岁十年中，白居易先后在洛阳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官职，其中除河南尹两年外，另外两个官职都是一种加官，并非实职，可以领到薪俸但不用于实事，很清闲。这种既当官又无实职的生活，白居易称为“中隐”。他在《中隐》一诗中说过，不做官便要有冻馁之苦，做高官便要有忧患，“不如做‘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实际上这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陶醉于饮酒、作诗，这就点出了“醉吟先生”的题意。
第二段，具体描述他的半隐居生活：研究佛学，与佛教朋友、诗友、酒友交官，听歌吟诗，饮酒、官山水，而最突出的是赋诗与酿酒。
第三段，作者为自己的放情诗酒的生活作辩护。他认为自己对诗酒的爱好，比那种经商、赌博、炼丹服药都要好，不会招祸、破产或为药所误。因此表面上“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认为沉迷在醉吟之中是“幸甚，幸甚”，其实内心并非真的一味快乐“自适”。他的“吟罢自哂”是一种苦笑。因为传主“醉复醒，醒复吟”，“醉吟相仍”，整日在昏昏沉沉之中。这种状态决非是正常的生活，也决非是真正的内心快乐。他醉吟的目的，是为了“得全于酒”，借酒麻醉自己，避开政治斗争，免祸求全。所以传主纵情诗酒，在表面的闲适中还隐藏着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悲哀、沉重的失落感和内心苦闷。白居易在早年曾写过许多讽谕诗，为民叫苦，干预现实；作为一个左拾遗的谏官，也曾尽过职责。而到了晚年，思想消沉，竟成了“醉吟先生”。究其原因，首先不能不归结到封建社会对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造成的精神上政治上的压抑；其次是白居易自己信奉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晚年几乎完全倾向“独善其身”。另外，他还受佛道的影响，使自己的晚年既在佛道中找寄托，又使自己的思想更趋于消极。
这篇自传如他的诗歌一样，语言平易清新，多处运用排比句，句式整齐，读来极为流畅。全文从头至尾能紧扣题目中“醉吟”二字，围绕传主别号展开描写与议论，塑造了晚年白居易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