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台无计逃神矢”，诗一开头就用希腊神话白虹神箭射心这个形象的比喻，倾诉了作者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作者鲁迅还在南京求学时，就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密切注视当时的政治局势，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命运；到日本后，又接受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潮影响，因而祖国的垂危、人民的苦难，更象神箭一样射中了他，使他无时无刻不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担心和忧虑。这句诗展示了作者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把挽救国家危亡看作自己神圣职责的革命胸怀，表现了鲁迅积极战斗的人生观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
“风雨如磐暗故园”，是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犹如磐石压顶，使祖国暗无天日，景象惨淡，岌岌可危。这句诗，高度概括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黑暗悲惨的现状，是产生“灵台无计逃神矢”这一强烈感情的客观原因。作者鲁迅这时虽身居异域，远隔重洋，但万里海天，并没有隔断他同祖国人民息息相通的联系。他遥念在帝国主义列强宰割蹂躏和清王朝反动统治下的祖国。灾难重重，危机四伏，内心的忧愤溢于字面。“暗”字不但写出了黑暗动荡的祖国的政治形势，而且写出鲁迅无法遏制的愤慨和深沉的忧虑。
“寄意寒星荃不察“，“意”，指作者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荃”，指人民。这里，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想象表达自己拯救祖国的希望，希望他的救国救民的理想能为“荃“所理解，即希望祖国人民觉醒起来。作者鲁迅当时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鲁迅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还估计不足，因此发出了“寄意寒星荃不察”的慨叹。鲁迅慨叹“荃不察”，是迫切希望祖国人民能尽快觉醒，以便担当起拯救祖国的任务。
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是鲁迅对祖国、对人民发出的庄严誓言，决心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虽然人民暂时还未觉醒，但他要尽自己的努力，唤醒群众，和群众一起参加战斗，甘洒热血写春秋。这一肝胆照人，气贯长虹的诗句，字字倾注了作者鲁迅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心，表现了青年时代的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将诗的感情升华到了一个激昂慷慨，热血沸腾的高度。
这首诗，声调激越，感情强烈。作者运用顿挫跳跃的笔法，有曲折、有波澜、有起伏地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抒发得深刻真切。全诗四句，先写作者热爱祖国的感情，继写由热爱而引起对处在“风雨如磬”之中的祖国的忧虑，再写由忧虑而感到“寄意寒星荃不察”，心情不免有点沉重，最后跃上一个新的高峰，激昂慷慨，热血沸腾，迸发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充满着激励的力量。这首诗，还通过典故运用和比喻、象征的手法，使所抒发的感情形象化。如“神矢”这个典故的运用，就把抽象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得更具体。“风雨如磬”这个富有象征性的比喻，十分形象地表现出黑暗势力的强大，民族危机的深重，国家处境的险恶。以“荃”这种芳香的草比喻人民，表现了鲁迅对人民热爱赞颂的感情。最后，用“轩辕”代祖国，并以血来奉献，更使爱国主义的思想得到最形象最突出的表现。
此诗可分四段，旨在企盼如胡马客之名将，绥靖边患，生动刻画了边地民族的骁勇善战和风俗生活，以及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渴求和平的愿望。
诗的一开头就赞叹“幽州胡马客”的骠骑与威猛。所谓的“幽州胡马客”应该是指安禄山手下那些横行无忌的“壮士”，也就是安禄山私养的奴才。大多数是契丹等少数民族勇士，力大无穷，身怀绝技，被安禄山收为义子。因为多是胡人，所以就不乏有碧眼金发之辈。这些勇士带着用虎皮做的冠帽，笑拂着两只利箭，有万夫不当之勇。胡人张弓搭箭，弯弓如张满两，能把白雁射落在云端。胡人双双掉鞭而行，游猎驰向楼兰，胡人一出门就不顾身后之事，慷慨报国，义无反顾。可惜这些勇士选择安禄山为主子，所谓的报效国家恐怕也只是“幽燕”这个小朝廷。
诗人在作这段描述时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任侠尚武的性格使诗人对这些年青勇士的高超武艺和绝技绝活发出由衷的赞美，对这些勇士报效主子的忠心也发出由衷的赞叹。也许是刚到幽州时李白对安禄山的野心认识还不足，有的学者说李白当初甚至有立功边疆思想，在边地习骑射，后发现安禄山野心，登黄金台痛哭，不久即离幽州南下。这样看起来李白说“出门不顾后，报国死何难”也就可以理解。可是另一方面，李白对这些勇士也有隐隐的担心，这些勇士愈健壮、武艺愈高、对主子愈忠诚，那么日后对李唐朝廷的威胁也就愈大。“双双掉鞭行，游猎向楼兰”两句看似平常，其实也满含隐忧，游猎向楼兰是要经过中原腹地。而且“楼兰”一语暗指国都长安。
接着诗人又用借古讽今的手法用“匈奴”犯边的故事来寓含对国家将或发生战乱的隐忧。所谓“天骄五单于”一般认为是西汉后期，匈奴势弱内乱，分立为五个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呼揭单于、车犁单于、乌藉单于，五单于互相争斗，后为呼韩邪单于所并。其实在这里，“五单于”是泛指匈奴各部首领。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匈奴屡屡来犯，侵犯了今河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不仅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莫大的威胁，而且严重破坏了中原的社会经济。由于汉初政权初建，国力较弱，不足以抵抗匈奴的侵扰，故只得采取消极的和亲政策，以公主嫁给单于，并岁给絮、缯、酒、米、食物，直至武帝即位，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发动正义的防御性战争，才把匈奴的侵扰势力击退。
诗中所说的“燕支山”又名“焉支山”或“胭脂山”，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汉以前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的驻牧地。在更早的时候，原属两氏和乌孙的游牧地区，后来两氏和乌孙先后西迁至今伊犁河流域，这一带才被浑邪王和休屠王占领。燕支山的草原上不仅水草丰美，据说还产一种花草：胭脂草，能作染料。《五代诗话·稗史汇编》说：“北方有焉支山，上多红蓝草，北人取其花朵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故旧常以“北地胭脂”代指北方的美女。“妇女马上笑，颜如赪玉盘”即是对此的生动写照。燕支山草原是浑邪王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所以才有“虽然居住于燕支山，却不怕朔风冰雪寒”的慨叹。西汉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夏，霍去病兵出临洮，越燕支山，大破匈奴。匈奴失此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诗人还用惊秫的笔调描写了征服匈奴战争的惨烈和悲壮：“旄头四光芒，争战若蜂攒。白刃洒赤血，流沙为之丹”，雪白的锋刃上流洒着赤红的鲜血，连茫茫的流沙都被染红。“名将古谁是，疲兵良可叹”，诗人关注的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名将，而是那些被战争机器摧残的疲惫将士和因为战争而动荡和民不聊生的社会。
尽管匈奴的战事业已久远，然而幽燕胡儿蠢蠢欲动、杀气腾腾，看来另一场严酷的杀戮恐怕在所难免。一旦战争再起，老百姓一定会再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之中，所以李白在诗的结尾处说“何时天狼灭，父子得闲安”既表现出诗人对可能发生的叛乱的极大厌恶和对平叛的期望，同时也向朝廷和世人发出非常强烈的战争警醒。
这首诗首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橹声”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最后两句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写诗人心中升起的无穷感慨。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
诗的前四句以浑灏之笔写潼关形胜。“重岗如抱岳如蹲”一句造境雄奇挺健，“抱”、“蹲”二字勾画潼关一带山峦面貌，将西岳华山雄镇潼关的独尊传神地描摹出来，与杜甫诗句“西岳崚.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山孙”（《望岳》）同为传神妙笔。这第一句从潼关附近山岳的垂直空间下笔，给人以峻峭之感。“屈曲秦川势自尊”，由横向空间承接上句，潼关诸山曲折起伏，拱卫关中，形成天然屏障，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凭借此处险峻，建金城千里，为帝王之业。战国末年，七雄逐鹿，商鞅说秦孝公“拒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史记·商君列传》），秦国借着关中地利一统天下。杜甫在《秋兴八首》中曾称“秦中自古帝王州”，可见秦川地形确有至尊之势。薛逢在这里巧妙地化用前人语句，将秦川帝居的尊严与潼关天险联系起来，更突出了潼关的山河形胜。
“天地并工开帝宅”，写秦中之“尊”，作为帝居的秦川山河，是天造地设，天地同力开辟出来的，它的险峻，决非区区人工雕琢所能为之的，这句驱天地于笔端，很能见出诗人的气魄和诗才。“山河相凑束龙门”，笔力不减出句。龙门，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与陕西韩城县东北之间，此地两岸峭壁对峙，形如阙门，黄河流至此地，因河床变窄，水流湍急，气势壮阔。相传大禹治水，导河积石于此，故又称禹门。龙门景象，非潼关河亭之可望，为了写出“天地并功开帝宅”的自然壮观，作者凭借想象用一“凑”字，一“束”字，写出万壑群山与黄河同赴龙门的景象，以陡健之笔将龙门峡谷，千岩如奔，水流激射写得逼真，使人如临其境，闻其声，见其势，奇险吓人。这句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写长江气势的雄奇壮丽同工。首二联就潼关河亭展开粗线条的描绘。
诗人在这四句诗中，融时空为一体，而具体又以空间形式设置意象，在空间意象后面，潜藏着以潼关为屏障的秦中帝业发展史，这种潜伏的时间意识，为尾联抒情留下伏笔。
“橹声呕轧中流渡，柳色微茫远岸村”二句，收诗人思绪于眼前，将视线放在河亭四周。正当诗人伫立潼关河亭，沉浸在潼关形胜与秦中帝尊的冥想之际，“呕轧”一声橹响，将他惊醒，觅声望去，只见一叶扁舟中流横渡，在它的背后是柳色茫茫的远岸，和依稀可辨的村庄。这两句诗，以淡墨描出一个宁静莽远的场景，与首二联雄伟惊险境界恍如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隐隐传达出诗人冥想初醒时那种茫然的心情。
“满眼波涛终古事，年来惆怅与谁论”，由亭下满目东去的波涛，诗人心中升起无穷感慨。山河形胜终古如斯，人间盛衰之事，却如眼前波涛一去不返，即使是声势煊赫的秦皇汉武，他们辉煌的帝业，也成为古事，一去不复返。诗人想道：自己一介寒士，宦途落魄，岁月蹉跎，近年来心中出现的那股人生之谜难以解释的怅惘情绪不觉泛起，而在自己悲惨的生活中，此情可与谁诉？
此诗以景起，以情结，起势雄健，结语惨然。在写景向言情的渐次过渡中，情绪逐渐低沉，最后以世无知音，难论惆怅绾束。这种情绪的起落，除去外界景物的影响，更主要受诗人长期受人排贬，不得意于世的心情影响。史载薛逢与沈询、杨收、王铎等人同年进士，而薛逢最有才华，然诸同年相继作了宰相，薛逢却沉沦下僚，故言辞激烈，得罪当权者，一生抑郁寡欢而卒。这种身世之感，在潼关形胜之中被激发出来，一时豪情，最终被惨淡的心事冲淡，故酿成情绪的大起大落。
这组词，字面上句句是对贾宝玉的嘲笑和否定，实质上句句是对他的赞美和褒扬。从封建社会阶级伦理道德标准衡量，贾宝玉是个被否定的人物；可是从作者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来看，他却是个和那些国贼禄蠹完全相反的、保持着人类善良天性的真正的人。所以说词中句句都是反话。贾宝玉不假矫饰地表现自己的天性，在那样的贵族之家处处受束缚、限制，于是就要产生苦闷，就要采取种种方式宣泄，在道学先生们看来这就是“寻愁觅恨”“似傻如狂”了。通过这首词，作者用反面文章把贾宝玉作为一个封建叛逆者的思想、性格概括地揭示了出来。词里说贾宝玉是“草莽”“愚顽”“偏僻”“乖张”“无能”“不肖”等，说宝玉言行违背社会伦理，不合中庸之道，看来似嘲，其实是赞，因为这些都是借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看的。
在曹雪芹的时代，经宋代朱熹集注过的儒家政治教科书《四书》，早已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具有无上的权威性。贾宝玉上学时，贾政就吩咐过“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然而贾宝玉对这些“最要紧的东西”偏偏“怕读”，以至“大半夹生”，“断不能背”。这当然要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草莽”“愚顽”了。但贾宝玉对《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理学先生所最反对读的书却爱如珍宝；他给大观圆题额，为芙蓉女儿写诔文也显得很有才情。连薛宝钗都说他“每日家杂学旁收的”，承认他懂得多。在警幻仙姑的眼中，贾宝玉是“天分高明，性情颖慧”。可见，所处的角度不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也不一样。贾宝玉并不是“腹内原来草莽”“不通世务”，而是他厌恶贾雨村之流的政客，不屑与之为伍。不愿读的文章也只是那些“圣贤”的说教和一文不值的科举时文。贾宝玉厌恶封建知识分子的仕宦道路，尖刻地讽刺那些热衷功名的人是“沽名钓誉之徒”“国贼禄鬼之流”；他一反“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观念，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通人！”他嘲笑道学所鼓吹的“文死谏、武死战”的所谓“大丈夫名节”是“胡闹”，是“沽名钓誉”，贾宝玉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偏僻”“乖张”“大逆不道”的言行，无不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一一孔孟之道的大挑战与批判。而“那管世人诽谤”，正表现了他那种不苟且、不随俗、独立不迁的个性，更是对他那种傲岸倔强的叛逆性格的颂扬。
词中“贫穷难耐凄凉”一句是预示贾家败落后，贾宝玉要有一段困苦不堪的生活经历。《红楼梦》第十九回写贾宝玉去袭人家探视，袭人的母亲和哥哥慌忙招待贾宝玉，摆上一桌子果品，可是袭人觉得没有一样可吃之物，只给贾宝玉拈了几个松子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给贾宝玉。这表现出贾宝玉是十分娇贵的。就在这个地方，脂砚斋有条批语说：将来贾宝玉“寒冬噎酸虀，雪夜围破毡”。对照起来看，他日后的处境是十分凄凉的。贾宝玉在曹雪芹原著的八十回以后的经历虽然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有一段贫穷的经历是可以肯定的。虽然给现代人看来，贾宝玉的叛逆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但他毕竟是一个生长在封建贵族家庭里的“富贵闲人”。他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人情世故，不追求功名利禄，却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剥削阶级生活。所以，一旦富贵云散，家道败落，也是必然“贫穷难耐凄凉”的。
假语村言，连篇迭出，极力的贬斥必然会使有艺术欣赏能力的读者领悟到：表面上是贬，是骂，实质上是褒，是赞。贾宝玉不假矫饰地表现自己的天性，在那样的贵族之家处处受束缚、限制，于是就要产生苦闷，就要采取种种方式宣泄。这样的贵族青年，按封建阶级“接班人”的标准要求，那是“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了。他既不能像其祖先那样“理朝廷、治风俗”，为皇帝做个贤臣良相；也不能像王熙凤那样治家理财，撑起家业的门面，所以说是“于国于家无望”了。这样一个“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于国于家无望”的人，自然难以进入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法眼，于是他就成了贵族之家的“纨袴与膏粱”的反面教材——“莫效此儿形状”。
这两首词写于小说主人公初次出场时，对于读者认识小说主人公人物形象，进而认识《红楼梦》全书的思想内容，极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