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初春已至。以细腻的笔触,描画初春景色,梅花傲雪怒放,柳条含烟抽叶,仿佛在告诉人们,严冬即将过去,初春已经来临。“藏”、“著”二字,颇传神,正如唐朝马怀素《正月七日宴大明段》诗所吟“就暖风光偏着柳,辞寒雪影半藏梅”。再看那刚刚送走的鸿雁人,快要听闻的黄莺啼声,绿池水面泛起层层微波浪。“初”、“欲”二字,写春天已经一天天临近。可见,所写的春景是动态的,主人公的心境是欢愉的。雪中藏梅、杨柳烟绕之时,大约春天就快要来到了。这时,送走了鸿雁,期待着黄莺的啼鸣,门外绿池波浪荡漾。这一切的描述,表达出词人对春天的急切期盼,对美好生活的急切渴望。词人先从细小的节物变化写起,展示了腊尽春回、阳气初生之际的优美自然景色。暖气初动,其明显标志就是雪里梅花开放、柳枝绽芽含烟;这一新景致,昭示初春时节到来了。作者放眼望去,发现春意继续萌动,逐渐遍及诸物。一“初”一“欲”,见禽鸟之感春才刚刚开始。继言春水已“生”,则春色已渐渐分明了。可见作者体物描景,文心极细。
下片写开筵欢饮。在花期设宴,留宾客醉饮,去年亦是如此情味。有金盏酒,焚玉炉香,词人愿长长的白日都在这样欢快的环境中度过。词人过着富贵的生活,秋日、春日,去年、今年,都是赏美景,饮美酒,过得舒适畅快。回忆去年的一次盛宴,与客同醉,那份情味,依然记得。时隔一年,事不重复,人也难聚,主人公唯有举起金杯的美酒,和着玉炉的香烟,任凭他红日长。词作排解心中的惆怅的方式,反映了晏殊的旷达情怀。作者感春忆旧之情。这是由今而忆昔:初春景色是如此美好,作者设宴赏景,留客共醉,不觉回忆起“去年”此时的情事,心中怅然。风景不殊,而人事已非,怎不令人慨叹。如何开释这满怀的惆怅呢,作者以富于理性的思索回答道:我惟有在玉炉香中举起金盏酒,且寻眼下的快乐,以驱除胸中的无聊之感,任他窗外红日自长吧。此词表现的,是典型的大晏风度和大晏情调。他就是如此善于以理节情,排忧适性,自我解脱,以跻身于旷达的人生境界的。
这首词描写的是冬去春来之时风物的变化,以及由此触发的追怀忆旧之情。词的高妙之处在于作者对于节物变化的细心体察和妙笔表达。立春过后,日长一线,春意在不知不觉之间,遍布于各个角落。梅和柳之间的变化是最直接的标志。古代慧心的文人们早已体察及此。唐代诗人杜审言《和晋陵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春光最先光顾的就是风雪中开放的梅花和最早探知春意的杨柳。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说“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残雪还压着梅朵,而因阳气上升,湿气氤氲着柳枝,已渐渐显出浓浓春意来了。刚刚送走大雁,将要听到莺啭,而池塘之上,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正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时节。在这样一个春意盎然的时候,举金盏、采名花、歌新曲。年年岁岁花相似,去年此时,亦是如此度过,是年复一年,还是物是人非呢。轻轻地感喟,淡淡地放开,玉炉名香,且来消受这迟迟春日吧。
首联紧扣题中“遇”字。“已过才追问”,直接切入路遇情境,起笔简洁省净。沈德潜赞赏说:“起语得神,与‘乍见翻疑梦’同妙。”但同妙并不同工。“乍见翻疑梦”写一照面的心理活动,是凝定的场景。“已过才追问”写的是“乍见”后的下意识反应,仿佛流动的镜头。两句都表现久失消息,不期而遇的疑惑。前者直接道出,是确信后的不敢相信;后者却通过“追问”的动作蕴含其中——恍然面熟,但犹疑不定,需“追问”才能确认。故下句递接“相看是故人”,上前仔细打量,原来真的是老友。
既然是“故人”,如何见面竟难以确认了呢?颔联宕开一步,作了回答:“乱离何处见,消息苦难真”。这里“乱离”指明末清初的战乱。在动乱中分离之后,再无从相见,那偶或传来的消息也难辨真假。可以想见,频年兵戈,人的死伤误传,比比皆是。后面“惊魂”两字暗示,也许这消息里就有对方不测的说法。正是这“苦难真”的传说,才使作者有“已过才追问”的行为。动乱之中,自己身家性命已如累卵,却仍探问对方情况,一个“苦”字,道出了两人情谊的深厚。
颈联的“拭眼”,既是说擦去激动的泪水,又有重新拭目,再仔细相看的意思。乱世重逢的旧友,该有多少苦辣酸辛互相倾诉,但写去略而不及,只一个简单的动作,便将情感的无限波澜尽含其中,这就是所谓白描传神。一番问候后,擦净朦胧泪眼,望着眼前旧友,才彻底安下心来,所以说“惊魂定”。随后自然是庆幸,喜悦,当然要“衔杯笑语频”了。此处写由悲而喜,悲喜交加的情态极为生动,转换跳跃又极自然,具有对人生同类心态、行为普遍的概括性。但一次偶然相遇的“衔杯”,难以尽诉各自乱世遭际的感受;而且一旦分手,谁又能保不会再度失去对方呢?
“移家就吾住”——作者不由分说,要“旧友”索性搬来同住。难舍难分,正是重情重义的体现。更在这“旧友”的情义之中,作了别有深意的开掘。清王朝建立后,从明朝过来的许多人不仕清朝,称为“遗民”。本诗作于清顺治七年(1650),此时吴梅村尚未被迫出仕,故以“遗民”自居。“白首两遗民”道出两人坚守“气节”的共同情操,从而使诗中表现的友情,蕴含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格气质。“两遗民”的“两”字除实指外,还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战乱中有多少旧侣亲朋死于刀兵,又有多少前代文臣武将摇变为新朝权贵。而他们两人幸存于劫后,那同气相求的友情不更以一种自豪自傲显得尤为珍贵吗?
诗题中的“纵”字,不可轻易放过,表明了诗人游览的尽兴和满足。
起句平易流畅,直抒胸臆,诗人毫不掩饰对繁华的扬州城的赞叹。扬州城漫长的街道上,家家户户比肩而居,似乎并无特出之处。但打开想象,似乎摩肩接踵的人群,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各式各样的店铺,都一起涌到了眼帘。出语平淡,但是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次句出现了三个意象:月、桥、神仙。共同营造了扬州城傍晚的秀美繁华,首句主要是针对白天繁华的扬州城,而夜晚,却别有一番风味。每到傍晚,扬州城的娱乐场所竞相热闹起来,到处彩灯高挂,妓女们争奇斗艳、逞技献巧,或吟诗,或唱曲,或跳舞,尽情地享受着美好的太平时光。天上的郎朗明月和华彩的人间灯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
第三句“人生只合扬州死”,诗人笔锋一转,不写“生”而写“死”,如此美好的时光,诗人应该沉迷享乐还来不及,而诗人却想到“死”,初看似乎不近人情,细思方觉巧妙,其中寓含了诗人深深的眷念之情。诗人完全为扬州城的繁华所陶醉了,他已经舍不得离开这里,生的时候可以选择长居扬州,而死后也要葬在扬州。诗人以其设想之奇险而出人意料,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这句诗是全篇中之警策。“死”被写得活色生香,将扬州城令人神往的美写到极致。诗人用死事入诗,且又是诗人现身说法,造成了极为传神的夸张效果。
第三句为扬州景物传神,第四句则只是第三句的具体补充。“禅智山光好墓田”,禅智寺本隋炀帝故宫,既是炀帝故宫,其山光水色之秀美,自可想见。故宫遗址而作好墓田,全然诗家口吻。细玩诗意,除极赞扬州风物这层意思外,对隋炀帝亦或略带微讽。
此诗用夸张而又细腻的笔法,盛赞了扬州优美的风光,抒发了对扬州的喜爱之情。诗人用笔出语惊人,以死事入诗,表明喜欢之深与热爱之切。除极赞扬州风物外,此诗对隋炀帝奢靡误国亦略带讥讽,其中隐寓了人事之沧桑变化,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其一
首联:“汉朝陵墓对南山,胡虏千秋尚入关。”“陵墓”:皇帝的坟叫做陵,王侯以下叫做墓。“南山”,终南山。“汉朝陵墓对南山”:是说汉朝皇帝的陵及其大臣的墓与终南山相对。如高祖长陵在咸阳北原,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十五里;霍去病墓在茂陵东北二里。长安在终南山之南,是汉高祖建都之地,有险固可守,又在内地,是京都和陵墓所在之处,不容侵犯的意思。然而,在东汉覆亡之际,陵墓却被发掘。“胡虏千秋尚入关”;这句紧接上句,好像也是说的汉朝。但“千秋”是指汉朝陵墓被发掘的千年之后,则早已是唐朝了。胡虏,指吐蕃、回纥等。关,指萧关,唐时萧关在宁夏固原县北。“尚”,又。这句是说:不料在千年之后(实际不是千年,因七律每句限于七字,故以“千秋”指其概数),吐蕃纠合吐谷浑、党项等族侵入萧关,攻入长安(唐时京都也在长安),陵墓同样被发掘。
次联:“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日金入出人间。”
这一联写陵墓被发掘的情况。昨日、早时,极写陵墓被发掘得快、景象之惨。玉鱼、金入均皇家用以陪葬的宝物。《西京杂记》:汉楚王戊太子死,用玉鱼一对殉葬。“金入”:戴叔伦《赠徐山人》诗:“汉陵帝子黄金入。”“蒙葬地”,是说殉葬的珍宝蒙藏在葬地。这又是说的汉朝事,其实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吐蕃等攻入长安,烧毁房屋、残害百姓、发掘陵墓、无恶不作。只是有些事情,杜甫不好直说,不忍直说,所以写得含蓄曲折。
三联:“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殷。”
这一联,写杜蕃不断入侵。继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纠合红谷等族,号二十万人入侵长安,代宗逃往陕州(河南陕县)。次年,唐将仆固怀恩背叛,引回纥、吐蕃十万人入侵,京城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族十万人入侵,深入到奉天,京城戒严。所以说:“愁见汗马西戎逼”。“汗马”,是说在作战中,马奔跑出汗,指抵敌危急、紧张。“西戎”,指吐蕃等。这句是说,见吐蕃等的入侵而发愁。敌人声势浩大,十分猖獗,他们朱旗闪动,照耀天空,好像北斗星也成为红色了(北斗星下对长安)。“殷”,红色。
末联:“多少材官司守泾渭,将军且莫破愁颜。”
“材官”:勇武有谋能征善战的将领。“泾渭”,指长安西北泾渭二水流经之地,乃吐蕃入侵之路。“多少材官守泾渭”:有多少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良将,扼守泾渭要道呢?据《资治通鉴》载:召郭子仪屯泾阳,命李忠臣屯东渭桥,李光进屯云阳,马璘、郝庭玉屯便桥,李抱玉屯凤翔,内侍骆奉仙、将军李日越屯周至,同华节度使周智光屯同州,鄜坊节度使杜冕屯扬州。其中郭子仪当然是良将,其他的,恐怕很少能及郭子仪。但代宗信任的是太监程元振和鱼朝恩,他听了这两人的谗言,曾让郭子仪解除兵权闲居,只是在国难频仍之时,宠信的太监手足无措,才起用郭子仪,守泾渭之时,郭的兵力也不够。当时独孤及上疏说:“拥兵者、第馆亘街陌、奴婢厌酒肉。”可见不少武官已趋于腐化,怎么能拥兵获胜呢?“材官守泾渭”,是说守泾渭的将领也不算少,但良将少,加之寡不敌众,于是肃宗决定凭借郭子仪的威望,使之与回纥谈判,借回纥之助。这是失策的做法。但杜甫未明指皇帝昏庸无能,只以“将军且莫破愁颜”一句责诸将不能御敌,提醒他们不可忘忧失警。“且莫破愁颜”的“且”字,是暂且的意思,对诸将之腐化虽有讽刺之意,但笔锋是针对皇帝的。
其二
这首承上首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兵入侵的事和借助回纥的史实。而借用回纥兵是出于肃宗的短见。当时李泌(李泌字长源,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以图谋划策见重,位至宰相,封邺县侯,世称李邺侯)给肃宗制定的正确战略是:使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从冯翊入河东,分两路牵制叛军。朝廷驻军扶风,与郭、李两军分次出击,使叛军疲于奔命。唐军以逸待劳,避实击虚。再命建宁王李倓率兵配合李军攻占范阳,覆其巢穴、说可破贼。肃宗不用,他急欲收复两京,不惜以劳攻逸,和叛军打硬仗,攻坚城,一切违反李泌的战略。这就使唐军陷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求助于回纥,这就是肃宗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首诗,表面上在批评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借助外力,实际是说肃宗无能。
首联:“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
“韩公”,即唐张仁愿,封韩国公。“筑三城”: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年),张仁愿到了朔方军,治所在灵州(甘肃灵武),筑三受降城(城墙),以防止突厥南侵。“天骄”:胡人自称为天之骄子,转指少数民族首领。“拔汉旌”:拔去汉人的旗帜,即侵犯。这一联是说,张仁愿筑三受降城的本意,是要断绝突厥的南侵。
次联: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
“岂谓”,哪里料到。“尽烦”,太烦劳。“回纥马”,回纥的骑兵。“翻然”,反而。“朔方兵”: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所以称他统帅的部队为朔方兵。这一联是说,如果按李佖的战略,完全可以破贼,却弄得反而要求助于远处的回纥,真是太烦劳别人了。语含讽刺。也说明这种作法和张仁愿筑三城的本意相反,是引狼入室。
杜甫一贯主张依靠朝廷的力量平叛,反对借助回纥兵平叛。他在乾元二年(759年)秋写的《留花门》一诗中鲜明地反对借兵回纥(花门即回纥),其诗曰:“高秋马肥健,挟矢射汉月。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胡为倾国至?出入暗金阙……公主歌黄鹄,君王指白日。连云屯左铺,百里见积雪……田家最恐惧,麦倒桑枝折。……胡尘逾太行,杂种抵京宝。花门即须留,原野转萧瑟。”
三联:“胡来不觉潼关隘,龙起犹闻晋水清。”
“胡来不觉潼关隘”:这句是承首联,说筑三城以防胡也要靠将士起作用,否则即使是潼关的险要,安史叛军来时,不觉得它的险要,被攻破了。从而显出人才的重要。
“龙水犹闻晋水清”:听说唐高祖在晋阳起兵时,晋水清了;又听说至德二年(757年)夏历七月,岚州合关河清三十里,九月广平王(代宗)收西京。“犹闻”,是说过去听说,现在又听说。但情况有所不同:高祖起兵晋水,以有天下,建立了唐朝,也曾请兵突厥,其后突厥恃功侵犯,却能制伏他。这既是太宗的能耐,也是他善用人才,如当时大将李靖、李勣等都是能征善战的勇武之士;广平王(代宗)收西京,也曾河清三十里,他借兵回纥却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这说明为国家的能力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人谓“圣人出则黄河清”,原是对皇帝的恭维话,不足为据。这就自然地归结到末联:“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至尊”,指代宗。末句责诸将只知坐享太平,不图报国。明是批评诸将,暗是指责代宗。透露出作者对国难关切的心情和对借兵回纥是失策的感叹,显示出作者的远见和深心。
这首诗指责诸将无用,不能制止外患,反而错误地借助外力,实则指责朝廷大政方针的失策。
其三
这首是承上首“胡来不觉潼关隘”,接写安史乱平后,其余党并未真正归顺朝廷。
首联:“洛阳宫殿化为烽,休道秦关百二重。”“洛阳宫殿化为烽”,这是指洛阳两次被兵火所毁。一次是天宝十四载(755年)毁于安禄山,一次是乾元二年(759年)再毁于史思明。“秦关”,指潼关。“百二重”:“百二”,是说潼关二万兵足以当敌百万。“重”,险固。“洛阳”二句是说,宫殿都保不住,不要夸口说秦关兵二万足以当敌百万。
次联:“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
“沧海”,即现在的河北、山东东部。“蓟门”,即今河北北部。“禹贡”、“尧封”:这里是指国家版图。这两句是说,沧海、蓟门一带,仍被归降的安史余党李忠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李正己等所盘据,他们拥兵割据,自设将吏,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实际并未归顺朝廷,所据地区未归入国家版图。
三联:“朝廷衮职虽多预,天下兵储不自供。”“衮职”,朝中大臣。“预”:参与。当时朝中大臣多兼地方节度使重任,将相不分。“兵储”,指军需供给。“朝廷”二句是说,虽然朝中大臣兼任地方节度使的重任,但他们不屯田积粮,而加重赋敛和扣留朝廷粮饷。所说“天下兵储不自供”。这实际是指出朝廷用人不当所致。
末联:“稍喜临边王相国,肯销金甲事春农。”“王相国”,即王缙,作过相国,迁河南副元帅。“事春农”:指让军队屯田以自给。“稍喜”二句,说稍微可喜的是王相国还能注意让边军屯田,以减轻一点朝廷的负担。
这首表面上是责诸将不知屯田积粮以解决军食,实际上也是指责朝廷无能。
其四
这首承上一首的朝廷用人不当,进而写宦官专权。
首联:“回首扶桑铜柱标,冥冥氛 未全销。”
“回首”:杨伦注:前三首皆北望发叹,此首方及南望,故曰“回首”。“扶桑”:泛指南海一带。唐时岭南道有扶桑县,属禺州。“铜柱”:东汉马援所立,以为汉之极界;玄宗时,何履光以兵定南诏,曾复立马援铜柱。氛:妖气,指战乱叛离之气。时南诏背唐,与吐蕃连结。广德元年(763年)夏历十二月,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节度使张休,纵兵大掠(见《旧唐书·代宗记》)“回首”二句是说,回首看到铜柱标志的南方疆界,战乱之气未歇。“越裳”:南方国名,地接交趾,《后汉书·贾琮传》载: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王毒瑁、异香、美木之属。南海明珠:《太平御览·珍宝部》二,引《邹子》:“珠生于南海。”“越裳”二句,说南方各地,因战乱离贰,贡赋皆绝。
三联:“殊锡曾为大司马,总戎皆插侍中貂”。“殊锡”:特殊的宠赐,犹异宠。“大司马”即太尉。“总戎”,总兵,即元帅。这里指一般将帅及节度使而有“侍中”之衔的,没有例外,所以说“皆”。其冠以貂尾为饰,所以说“总戎皆插侍中貂”。但最受异宠的是宦官。如宦官李辅国,因拥立肃宗、代宗之功,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掌禁军,又拜兵部尚书;宦官鱼朝恩,因吐蕃攻占长安,代宗幸陕,卫队逃散,有奉迎代宗之功,被任命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掌神策军;宦官程元振,因与李辅国一起拥立代宗有功,而任骠骑大将军,“尽总禁兵,不逾岁,权震天下”(《新唐书·官专》)。后来鱼朝恩不仅控制了军政大权,而且兼判国子监,控制了文教大权。朝中公卿无人敢谏。事实证明,从玄宗开始,唐朝的皇帝一代代传下来,认为最可靠的是他们的奴才——宦官。但这种“奴才哲学”却毫不留情,他让“主子”们吃自己酿成的苦酒。这就是唐朝中期以后愈演愈烈的“宦官之祸”的由来。
末联:“炎风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圣朝。”
“炎风”,指南边疆土;“朔雪”,指北边疆土。“天王地”:春秋时称周天子为天王,以借指当代君主,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奠非王土”。这又联系到上一首中的“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即祖国领土不容分裂、不容他人盘据任何一方。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只在忠良翊圣朝”,只有靠忠良的诸将来辅佐圣朝了。这两句,是勉励诸将为国效命,恢复国家旧有版图。
这一首,主要是指责朝廷失控,军政大权为宦官所左右,诗人正为此心忧。
其五
这一首赞严武,责镇蜀诸将平庸。
“锦江春色逐人来”,诗人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夏历五月离开成都草堂,虽然已入夏令,而“锦江春色”仿佛就在眼前。“逐人来”指紧紧跟随人后不肯离去。“锦江春色”因这三字而收到人格化的艺术效果。诗人用他对成都风物的美好回忆作为最佳赞辞,以此开端,也使人立即忆起了他写于成都的《登楼》中的名句:“锦江春色来天地。”
“巫峡清秋万壑哀,”杜甫客寓成都时,曾入严武幕府。严死不久,他出蜀东下,流寓夔州。此时距严武之死,才过一年。夔州地接巫峡,又值秋季,诗人回忆成都旧游,不禁百感交集,顿觉“万壑”生“哀”,很自然地就触动了对去世未久的严武的深切悼念。通过描写锦江巫峡两地不同时令特征,为后面展示诗人对严武的回忆制造了适宜的气氛。
“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二句追“忆”在严武幕时,曾陪严武于望乡台“共迎中使”的“往”事。情景依然,谁知严已成古人。严武死后,追赠尚书左仆射,因而称为“仆射”。“中使”,宦官,皇帝所派宫中特使。“望乡台”,在成都县北。“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怀。”接前两句写了严武镇蜀业绩。上句写唐“主恩”宠之隆,严武剖符“持节”一任东川节度使,两任剑南节度使。“三持节”是对严这一经历的最好概括。下句写严武的儒将风度。严武治军甚严,赏罚分明,但又好整以暇,多次与杜甫“举杯”饮酒,开怀赋诗,不愧兼擅文经武略。
“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西蜀北有剑门,东有夔巫,“地形”号“天下”“险”阻。严武坐镇其间,堪称李唐王朝最“须”倚“仗”的“出群”之“材”。末二句是对严武镇蜀整个历史过程的艺术概括,也是对他文武全才的充分肯定。
公元761年(上元二年)严武再次镇蜀,后为高适取代,不久就有徐知道的叛乱及松、维、保三州的陷落。公元764年(广德二年)三次镇蜀,曾大破吐蕃兵。后“以疾终”,郭英乂代之,不数月而有崔旰之乱,英乂被杀。“安危”指转危为安。它是全诗的高潮和总结。诗人的激情在这里再次得到艺术体现。它深刻指出:如果西蜀付托非人,随时都可能出现严峻形势。
这是一首“议论时事”,可当“纪传”读的七律诗。开头、结尾都以激情取胜。中间两联将严武治蜀业绩与自己有关活动,用追“忆”形式娓娓道出,与一般“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迥然有别。没有杜甫“忧时之真心”和“识学笔力”(《杜诗本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诚如黄生评说:“他人诗皆从纸上写出,惟公诗从胸中流出,口中道出”,且“神情面目,俨然可想,所以千秋犹有生气”。
《诸将五首》的内容主要是以安史之乱以来的军政大事为中心展开议论,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安危,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和忧虑;他极度希望君主明智有为,文臣武将用得其人,语言慷慨蕴藉,诲人良多。因每首都与诸将有关,故以“诸将”为题,实则笔锋指向当时皇帝,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安危须仗出群材”,这即是第五首的结语,也是《诸将五首》的中心论点,也是诗人对安史之乱以来军政大事的感愤。
《诸将五首》是政论诗,在议论中深含诗人自己强烈的爱国感情,不仅使读者明其理,而且激动着读者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