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可以说,李白对峨眉月始终未能忘怀,就是万里远游之后,也一直既看且忆,更感觉她相伴而行。而今在黄鹤楼前看见来自故乡的僧人,他带来了峨眉月,这明月定将伴送他到长安去。这明月不仅照到江夏,照到长安以及周围的秦川,而且回到蜀中仍有峨眉月相伴。其实,万里共明月,本无所谓这里明月那里明月之分。但是,这一方面可见李白对故乡月亮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对比自己身似浮云,滞留吴越,羡慕蜀僧归时还可见到峨眉月。
此诗从“我”到月,从月到僧,再写到月,侃侃谈来,动感强烈,毫不气窒,充分显示出李白作为歌行高手的水平。
“万里瞿唐月,春来六上弦”:“万里”,作者先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个大的背景,然后现一轮孤月。使人感到,天地之中,作为个体的诗人孤独寂寞之情。“六上弦”从时间的角度写时间之久,与“夜久”相呼应,表明长期在外漂泊的厌倦。
“时时开暗室,故故满青天”:主体仍然是月,有情开室,但满眼望去仍然是漫天的清辉。独处陋室,浴漫天清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凄清孤独啊!叠词的运用还构成了节奏的美。
“爽合风襟静,高当泪脸悬”:“爽”该是“清朗”之意,“合”当是“匹配”之意;清朗的月色加细风,可以很美妙,可以很凄凉;“高”句语序该是“(月)高悬对泪脸”化被动为主动,既是题目的需求,也是诗歌新奇的需要。也有人说“风襟”是“外衣”的意思,本人认为有点太实,好像词典也没有这一词语(或许太过孤陋)。
“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这一句写南飞的鸟急于回归,疲倦的落在江边栖息。可以看做诗人的自况。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漂泊不定,经常远离故乡远离亲人。对于自己的家乡、亲人,他是思念情切,刻骨铭心。全诗以明月兴思情,同一轮明月寄寓着两地彼此的思念,思情的悠远绵长与月夜的孤独寂寞,相织相融,形成一种清丽深婉、寂寥苦思的凄清氛围,使读者不觉之间与之同悲共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