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这篇根据典籍和传说写的杂感，用意很明显：作者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说明了圣君与贤臣之间的关系，即圣君是要依靠贤臣建功立业，贤臣又要仰仗圣君的识拔才能荷重行远，如此才能相得益彰。
通篇只就龙与云的关系着笔，从一个“灵”字着眼，所无一句点明本旨，可处处扣题。含蓄而又生动形象的写法，使行文委婉曲折，起伏跌宕，读来意味深远。“龙”与“云”相互依存，形象说明了圣君与贤臣相互依存。贤臣固然不可无圣君，而圣君更加不可无贤臣，说明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圣君与贤臣缺一不可。
范至能，即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比陆游小一岁。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孝宗已即位，两人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同事相知。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入蜀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辟陆游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范成大有一首诗：“余与陆务观自圣政所分袂，每别车取五年，离合又常以六月，似有数者。”《宋史·陆游传》说：“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这年春，陆游因病休居城西桥一带；范成大也因病乞罢使职，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六月，离蜀还朝。范、陆在蜀，颇多酬答唱和之作，这首词就是其中一首，如作于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
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陆游五十二岁，已离开南郑军幕，在成都制置使司任官，后又因病和被“讥劾”而休官，有年老志不酬之感。故上片开头三句：“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即写此感。这种感情，正如他《病中戏书》说的：“五十忽过二，流年消壮心”，《感事》说的：“年光迟暮壮心违”。“壮心”的“消”与“违”，主要是迫于环境与疾病，故接下去即针对“病”字，说：“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如年豪气。”这一年的诗，也屡以“病骥”自喻，如《书怀》：“摧颓已作骥伏枥”，《松骥行》：“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枥终自伤”，这一年的《书叹》诗：“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知此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诗：“欲倾天上银河水，净洗关中胡虏尘。那知一旦事大谬，骑驴剑阁霜毛新。却将覆毡草檄手，小诗点缀西州春。鸡鸣酒解不成寐，起坐肝胆空轮囷。”浮沉不忘经世，忧国即肝胆轮囷，可见所谓消沉，只是一时的兴叹而已。“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由在蜀转入对故都的怀念，而“心在天山”的心迹也透露无疑，同样也表现出作者终日忧愁，于何时才能重返前线的愤慨。另一方面，也为下文“身万里，旧社调零，青门俊游谁记”。作一过渡。“旧社”义同故里，这里紧属下句，似泛指旧友，不一定有结社之事，苏轼《次韵刘景文送钱蒙仲》：“寄语竹林社友，同书桂籍天伦”，亦属泛指。“青门”，汉长安城门，借指南宋都城临安。这三句表示此身远客，旧友星散，但难忘以前同游交往的情兴。陆游在圣政所时，与范成大、周必大等人同官，皆一时清流俊侣，念及临安初年的旧友，都引以自豪。就如《诉衷情》说：“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南乡子》说：“早岁入皇州，樽酒相逢尽胜流。”换头“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又自回忆临安转到在蜀处境。锦城虽好，柴荆独处；投闲无俚，以睡了时，哪能不“叹”？“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这两句是倒文，即此时心事，无人可以交谈，只得以自醉对付清愁之意。时易境迁心事无人可付；只能是壮志未消、苦衷难言的婉转倾诉。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酒不能消“清愁”，愁反而成醉。巧妙、曲逝地反映出作者的心态。
“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无计消愁，无人可托心事，转而动了归乡之念，也属自然。因“东归”而想望“楚柁吴樯”，正如他《秋思》诗说的：“吴樯楚柁动归思”，“东逝”无时，秋风又动，宦况萧条，又不禁要想起晋人张翰的故事：“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薄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顿感“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更难堪的，是要学张翰还有不能，暂时只得“空怅望”而已。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的心情，不仅仅是想慕张翰。他的“思鲈”，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诗集中《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作于同时，不是说过“欲与众生共安稳，秋来梦不到鲈乡”吗？陆游是志士而非隐士，他的说“隐”，常宜从反面看。这也曲折反映出作者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无奈心情、欲罢而又不甘心。因两种矛盾心情，遂发出“空怅望”的感叹。才有“思鲈”的痛苦的念头。
这篇文章主要是赞扬伯夷的“特立独行”、“信道笃而自知明”的精神，严厉批评当世之士以世俗之是非为是非的处世态度。“特立独行”既是对伯夷的称颂，也是作者一生立身行事的重要原则，表现了他不与世俗同流的精神。全文以论为主，语气连贯，气势非凡，运用排句，更见力量。
全文短小精悍，由三段组成。
首段提出中心论点：对“士”的要求“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立身行事，绝对不可以人云亦云，是“士”对待外界环境总的态度；不顾别人的抨击、议论，是对外界反应采取独立的看法，乃“特立独行”的具体化；有坚定的信念又了解自己，是对内心天地的要求，也是挖掘“特立独行”的力量源泉。
第二段紧扣中心论点展开论述，赞叹伯夷“特立独行”，不被世俗所困。可分三层。第一层就“不顾人之是非”阐发、议论。全家人都指责他不对，仍能坚持不动摇的人，是很少的，“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却“力行不惑者”，则“天下一人”“千百年乃一人”也。谓“不顾人之是非”之难。第紧承前意，提出伯夷之名，予以高度评价。伯夷，乃“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因此，日月没有他光明，泰山没有他高峻，天地没有他宏大。先颂后叙，以伯夷、叔齐“叩马而谏”，“饿死首阳山”的事例印证“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第三层，点出他们能这样做，没有别的想法，原因在于“信道笃而自知明”。
第三段，联系现实，总结全文，提出伯夷“特立独行”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今世之所谓士者”则是与伯夷完全不同，普通人赞美他，就自以为了不起；毁坏他，就以为自己不行，而伯夷、叔齐却与众不同，敢于“非圣人而自是”，而“圣人乃万世之标准”，并不因伯夷的反对，就丢掉其“圣”。在作者眼里，伯夷最可贵之处就在于“非圣人而自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圣人乃万世之标准”，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作者对圣人的崇敬，可见作者并不否定周武王伐纣之伟业。
这篇文章在写作上主要是采用前呼后应，对比、递进的方法。篇首揭露“士之特立独行”，篇末仍以“特立独行”结束。第二段有“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后面则有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与之呼应。第三段写殷、周交替之际，殷纣王的庶兄微子，抱着祭祀祖先的用具，到武王军前投诚，武王伐纣，未尝闻有非之者，跟伯夷、叔齐“乃独以为不可”，宁愿饿死，也不吃周粟对比，以强调伯夷、叔齐“特立独行”、“不顾人之是非”。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之人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对错，逐层推进，从而突出伯夷、叔齐的特立处。
此诗二十句，可分三段。
前八句为第一段，写棕之枯。
首二句直入“棕榈”以应题，并用“蜀门”加以限定。棕榈树生于秦岭以南，蜀地自然多见。此诗既慨蜀中百姓之不堪繁赋，因托当地多见而平凡之树种来作载体，又能以“割剥”相贯，使二者形、意吻合。表里如一，主旨能得到最大的发挥空间。如任取一物加以咏叹，便不能使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四两句紧扣题中“枯”字，用抑笔，言棕皮因割剥得太厉害，纵然这树很多且十有八九长得高大，也难逃厄运，会很快枯萎的。在结构上，此处用“众”呼应前文“多”，又以“虽”、“易”二字形成逆笔转折，造成开合之势，宕出下文，由叙述转为描绘，进一步刻划其“枯”：“徒布”二句用宽笔，言棕榈本来其叶如云，如松柏经霜雪而不稍减其青翠之色；“交横”二句用紧笔，言其枉自具备了耐寒的品质，终因斧斤交集，先于蒲柳凋零了。此处用不耐寒冷、至秋即衰的蒲柳作反衬，用笔一松一紧，将棕榈惨遭割剥的不幸作了立体的描画，构成丰厚的意象，使主题能植根于其中并得以深化。
中间八句为第二段，述棕枯之由。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二句承前启后，为全诗过脉。前已言棕被“割剥甚”，先于“蒲柳”而凋零，至此顺势一接，道出其所以出现如此反常情况，是因“军”兴而物“乏”之故——战乱频仍，军中自然匮乏，故凡有可用之物，皆被搜刮以充军实，棕皮当然不能幸免。这两句又是诗眼。句中一“伤”一“苦”，构成全诗的情绪基调，与题中“枯”字暗扣：棕若不“枯”，何以令诗人既“伤”且“苦”？二字将诗人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与衰败的国运的深深忧虑全盘托出。而一“尽”字，又是全篇立意的关键：棕因“尽”剥而枯，民因“尽取”而不欲活，这正是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嗟尔”以下由“物”过渡到“人”。既然“官”已“尽取”一切有用之物，蜀中百姓已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就与那因割剥过度而枯死的橡榈树命运相同，这是多么的令人吁嗟、叹息。此处继“伤”，“苦”之后，又连出“嗟”、“叹”等带有强烈感情色彩之辞，将诗人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接着“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两句，一笔双关，既写人，又写树，意谓：无论是树是人，死去的也就罢了，那么活着的又靠什么来保住自己的性命呢？断绝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死者的今天不正是生者的明天么！诗至此立意又深一层，不仅哀伤死去的，更是担忧活着的。从诗人奏响的情感音符中感受到了他那颗赤子之心的搏动。就章法言，此处由人而及于树，又提起了未段。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是感慨之辞。
《诗经·秦风·终南》有“交交黄鸟，止于棘”之句，起兴之语。此处“啾嗽黄雀”与之异曲同工，为见景生情，进行气氛渲染与情绪烘托。黄雀呜叫，其声“啾啾”，好不凄惨。这与《兵车行》结末“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啾”实为同一种意境，所异者一写战场，一写后方，可见偌大中国，已无安宁之地。“寒蓬”句，言枯棕经黄雀一啄，棕毛纷飞，如蓬草般随风飘散，景象亦不可谓不凄凉。两句同为场景描写。
结尾两句由此而生无限感慨：“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既写树，又言人，仍是一语双关——被“摧残”者，何止于棕榈树，而“形影干”，也是对被榨干血汗与骨髓的劳动者的真实写照。“形影干”与前文“割剥甚”首尾照应，扣“枯”字，是点题之笔；一“念”字，寄托着诗人对惨遭“割剥”的树与入的无限同情；“摧残”之辞，又表达出诗人对官府横征暴敛行径的无比激愤。然而，诗人一介书生，阻止不了这场悲剧的上演。结局只能是“没藜莠”——树枯而人亡，一同埋没于荒草丛中l此处与前文“如云叶”、“青青岁寒后”构成形象与色彩的强烈反差，从而使全篇主旨得以凸现：蜀地棕榈树本是干拔而叶茂，其色青青，终因过度割剥而形销影灭，埋没荒草；蜀中百姓本是丰衣足食，太平安康，终因战乱军兴而惨遭掠夺，生计断绝，竟然会因冻馁而死。正如王嗣爽所说：“因军而剥棕，既悲棕之枯；因枯棕而念剥民同之，因悲民之困。”（《杜臆》）
这首诗托物而寓意，主旨直露，是杜甫咏物篇什中现实性很强的佳作，从一个方面表现了诗人同情人民、关心民瘼的博大情怀。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以比为主，借树言人，使全诗所要表达的主旨形象化，从而增加了诗的艺术感染力。又在比兴中兼用赋法，时而直陈其事，摒弃了一般咏物诗的含蓄，这既是抒发强烈感情的需要，又得“为民请命”之旨，使诗歌增强了针砭现实的意义。此外，在章法结构上，注重了前、中、后的关联与照应，又多用双关，使出入转化更显自然而不露痕迹，足见诗人驾驭是体的非凡工力。
《河东赋》是西汉辞赋家扬雄创作的一篇赋，是作者“四大赋”之一。此赋先写赴祭的壮观，再叙汉成帝的游历，最后才通过夸赞大汉圣皇丰功伟业而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全赋虽较短，但与“四大赋”其余三赋一样用意曲折而铺陈委婉。
此赋篇幅虽短而结构极有层次，正文前的序曲为叙述而用长短自如的散体，委婉地指出了汉成帝到汾阴的目的。正文则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天子帅群臣，仪队威盛而庞大，前往汾阴宫，极尽夸张之能事，显出大汉天子之威灵，以描写带出叙述，其句法本自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而尤为谐整，读之如见一路逶迤情状。
第二、三部分为抒情而借用骚体，颇有一唱三叹之致。其中，第二部分写汉天子浮游周览，役使群神，观览古圣帝王的遗迹而发为嗟叹，而“簸丘跳峦，涌渭跃泾。秦神下詟，跖魂负沴；河灵矍踢，爪华蹈襄”数句铸词奇崛，遂成模式，时地人物，无施不可。
第三部分就汉天子归来，极力赞颂汉德广大，以为前古未有，尧舜禹汤周皆不在话下，直可追蹑三皇，希踪五帝，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汉代的隆盛和士大夫的自豪与信心。
全赋变飘缈沉郁为欣然欢快，以喜悦之情怀古，已非汉成帝出行和祭祀前后的壮观场面的直接再现，显示了远古帝王的行为及其治理下层的社会局面，而又无形中虚化了成帝的心境，通过艺术手法表现了汉成帝对唐尧、虞舜风习的向往，勉励汉成帝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向唐尧虞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