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理意深刻、情趣盎然的咏物寄志散文。作者从山多髯松和结庐在此的原因，写到烟云万顷亭、唯天在上亭、清高亭、环中亭的历历景物。文章篇幅不长，由于紧扣了髯松这一特点，所以能把看松庵雄伟壮丽、幽美宜人的景色一一呈现在读者眼前，读了令人有飘然忘返之感。
第一段状写匡山的美景，第二段叙写章三益在匡山建造庵庐及亭，第三段交代“看松庵”的命名缘由，第四段以问答的方式为章三益明志。此文主要对龙泉人士对章三益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章三益无论隐居还是出来做官，都能像松树一样坚持操守。
第一段写章三益在庐筐山结庐的原因，紧扣“乐松”两字。筐山髯松弥望，新翠如濯，上有为隐者所尚服的薜荔、女萝，下有能安神和气的茯苓之属，环境特宜养生养性，蓄志律身，因而结庐其间。
第二段写“看松庵”命名原由，全段围绕着“看松”两个字，先写庵的四周建有四亭，点明这个地方既有能生万顷烟云的深潭，又有高入云霄、视野广阔的峰峦，既有清寒空碧的林荫，又有众峰环翠、宛如仙人所居的静谧之处，庵庐就是结在这高、远、清、空的环境之中；继写“看松”的乐趣，从忘我入神而“看”到“行歌松间”的自乐，再到髯松解意“相娱”，层次分明。在章三益的眼里，松树根深叶劲，寒暑不惊，是“元夫巨人”以及“古豪杰”品格的像征，因此敬慕不已，久视不舍，以致主观精神与客体之形凝合为一，“物我两忘”；而章君行歌松间，髯松奉笙箫之音以“相娱”，则是以拟人手法点出髯松对章君之知遇。
第三段是议论，就松树的“正刚之气”结合章三益生平实际行为进行阐发，笔端饱含抒情。由于议论是针对“龙泉之人士”以为章三益已经“忘世”而发，显得顺理成章。
第四段是写作者邀请章三益一同游览青萝山，表示自己也有与章君相同志趣，也愿意以松为友以自律。文末以“虽然”一词转折，以“筐山之灵，其亦迟君久矣”一语呼应前文，戛然结束全篇。
松树的“正刚之气”，历来是仁人志士自厉自立的榜样。撰作文章时，作者已经四十多岁了，在这样的年纪面对着不堪的世道，他不但不嗟老叹悲，反而能以髯松的正刚气质自厉自期，想要以此与章君共律共勉，积极的人生太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正二十年庚子（公元1360年），章三益与宋濂、刘基、叶琛四人同应朱元璋之召，为明初政权效力。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益与刘基同拜御史中丞之职，证实了宋濂认为三益结庐筐山并非“忘世”的正确判断。
文中提到章君久视髯松，“精神凝合，物我两忘”，是指主体对髯松正刚之气的神会与融合，即客体特征向主体的入化。这也是儒家所一贯倡导的“养志待时”的涵养过程，在某种特定境况下，它确有助于主体精神的扩充与升华。庄子所主的“物我两忘”是“无我”，是消极弃世；而这里所说是要将自己扩展成“大我”、“新我”，两者是不同的，这一点要加以区别。
这首曲是在第四本“长亭送别”一折中崔莺莺送别张君瑞赴长亭途中所唱的曲子。此曲通过崔莺莺对暮秋郊野景色的感受，抒发了因离别产生的痛苦压抑的心情。全曲短短二十五个字，把天、地、风、雁、山、林和主人公融为一体，描绘出一幅生动感人、色彩斑斓的画面，产生了和谐的韵律。
迫于老夫人之命，张生只得上京求取功名，他和崔莺莺两人新结鸾俦，离别之苦可想而知。这时正值深秋，景色凄凉，正好衬托了两人心境。天高云淡，满地菊花正开，本来是很美好的。但是，“西风紧，北雁南飞”，暗合离愁别思。
秋霜染红了树林，本来也是很美的，可在主人公看来，是哀伤的。“晓来谁染霜林醉？”不是秋霜，而是离人的眼泪。不符合自然逻辑，但符合感情逻辑：这正是文学与论文不同的地方。
在这支曲子中，作者选取了富有季节特征的景物：蓝天的碧云、萎积的黄花、凄紧的西风、南飞的大雁、如丹的枫叶。它们既是富有特征的暮秋景物，又渗透着主人公的离愁别恨，水乳交融，情辞相称，创造了萧瑟悲凉的戏剧氛围，构成了寥廓黯然的境界。“染”“醉”二字，下得极有分量。前者不仅把外射的感受化为动态的心理过程，而且令离人的涟涟别泪，宛然若见；后者既写出了枫林的色彩，更赋予人在离愁的重压下不能自持的情态。
《孔子世家赞》开篇借用《诗经·车舝》里的两句诗，云：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行走。自己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心中对它却充满向往。——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太史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使人想起颜回、子贡等人对孔子的看法。颜回曾经感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贡则说：其他贤人仅如丘岭，而孔子则如日、月，世人无法逾越。夫子仿佛数仞宫墙，不得其门而入，则无以发现其内部的富丽和华美。非深知孔子，不能有此种决断。
赞语又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对于司马迁来说，读孔子书即如面对孔子本人。读其谈坟羊、楛矢，可以见其渊博；读其意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见其风雅；读其“以不义之富且贵为天边之浮云”，可以见其闲淡；读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可以见其整饬赞语用一个“读”字、一个“想”字，传达出作者对孔子人格的深深憧憬。“读”乃是投入地读，“想”乃是深情地想。尽管从时间上说，司马迁与孔子相差几百年，但从精神上说，司马迁与孔子之间却似乎没有丝毫间隔。司马迁尝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自孔子卒，至今又五百岁矣。司马迁似乎认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创作《史记》五十余万言，其本意正在于继承孔子之《春秋》赞语接下来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仲尼虽逝，然其遗物依然，其遗教犹在司马迁面对这一切，恍若重逢故人，不忍离去。一“低回留之”，一“不能去云”，写出了作者眷眷的深情。
然而，生死是最最真实的问题，人鬼殊途是最最真实的分离。孔子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早已成为司马迁深志不忘的绝响司马迁意识到：恰恰是一个人在后世影响的大小，增损着其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下君王、贤人众矣，他们生前的荣耀与其自身的生命一起完结；孔子身为平民百姓，可其思想学说在后世却一直广为流传，从天子王侯到其他所有研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给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即孔子“可谓至圣矣”。
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前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作者自身的比照，主要从作者自身的感情落笔，因此显得亲切；后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天子、王侯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的比照，主要从孔子的历史影响着墨，因此显得得体。二者相互映衬，而各有韵味。另外，赞语第一层主要是描写，第二层主要是叙事，第三层主要是议论。但描写含情，叙事含情，议论亦含情。读之，觉字里行间，深情无限。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