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两句，直写诗人隐居之乐。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云：“孟夏草木长，绕屋弄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此处“竹树绕吾庐”句，即用其意。虽然从字面上看，只是描述诗人居所的环境，但却透出一种自得欣愉之情。“清深趣有余”为全诗主旨所在。“清深”二字，既指竹树围绕居所那种清幽深静的环境，也指隐居生活之趣的性质。可以联想到杜甫《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首联两句，实已奠定了全诗的基调。
颔联、颈联便具体写清深之趣。“鹤闲临水久，蜂懒采花疏”两句为物趣：白鹤久久地立于水中，一动不动，似乎也在享受着一份悠闲；蜜蜂则驻足花上，并不穿梭往来，仿佛是有意疏懒。两句虽是写物，却带有诗人明显的主观色彩，所谓鹤闲蜂懒，其实都是诗人的主观感受。正因为诗人的隐居生活是那样的闲适自在。所以在诗人眼中，一切景物便都带有悠然自得的特征。然而，这种主观色彩的渗入又未改变景物的客观形态，即是说，在诗人笔下，景物描写仍是白描，而不同于变形、夸张。对于形成平淡自然、清幽静远的诗风，此种手法有着直接的作用。“酒病妨开卷，春阴入荷锄”转写人事之趣。诗人酒醒之后，仍觉酒意未去，头脑昏沉，恹恹如病，欲读书而不能。于是荷锄下田，做一些农活，而春日的树荫恰好挡住了太阳，别有一番情趣。本来，酒病而妨开卷，是件令人不快的事，但是人林逋既以隐居自乐，则读书并非每日必修的功课，更不是博取功名的手段。读书对于他，只是一种消遣，一种兴之所致的娱情悦志的方式，恰如陶渊明之“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所以，酒病碍于开卷，却不妨荷锄而作，同样可以得隐居闲适之趣。尤其当春日树荫仿佛有意移向诗人劳作的地方时，这种闲适之趣、田园之乐就更为明显，真正是“清深趣有余”。
尾联“尝怜古图画，多半写樵渔”，则是借写诗人喜爱古代描绘渔樵生活的图画来说明此种清深之趣与古人相同。古代的高士图、隐居图，多撷取这些高人隐士渔樵生活的场面，以表现他们远离世俗，恬淡自适。诗人说他喜爱这类图画，其实是想说他目前的隐居生活恰与古代的高人隐士相同，一样可以写入画中。诗人不便直说他的行迹心境可以媲美古人，那样会有自诩之嫌，而如此表述，则意在言外，既表明了诗人对古人的思幕，又道出了诗人对隐居生活的满足，同时还使诗歌在结构上富于变化，耐人寻味。
此诗受陶渊明的影响较深，或是一首拟陶之作。若论质而自然，此诗有所不及，但诗境、旨趣，颇为相近。
全诗以向人夸赞的口吻，新颖的笔姿，轻松的情调，清淡的语句，写隐逸高趣，和谐而又完美。有一种“咏之令人忘百事”（梅尧臣语）的艺术魅力。
《饮马长城窟行》这首诗是思妇怀念在远方行役的丈夫的。《盐铁论》中说:“今天下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内外烦。古者，过年无徭，逾时无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而长不还，父子忧愁，妻子咏叹，愤懑之情发于心，慕思之积痛骨髓。”这首诗就是汉代这类社会现实的反映。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绵绵：连绵。思远道：指思念远方的亲人。这两句是说，河边春草青青，连绵不绝伸向远方，令我思念远行在外的丈夫。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不可思：无可奈何之反语，意谓相思徒然无益。宿昔：昨夜。之：指代思念之人。这两句是说，远在外乡的丈夫不能终日思念，昨夜在梦中却见到了他。
诗的开头作者借着景色的铺陈，引发妇人触景生情，对远离家乡的丈夫的思念。绵绵两字传达了两层意义：妇人思绪的绵绵是由青草的绵延不绝引起的。由于路途的遥远，思念也是徒然的，只好在梦中求得相会。
“梦见在我不，忽觉在他乡。”忽觉：忽然醒来。这两句是说，梦里见到他在我的身旁，一觉醒来他仍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各异县：各在异地。展转：同“辗转”，飘泊不定。这两句是说，他乡各有不同的地区，丈夫在他乡飘泊不能见到。然而在梦中实现的愿望，醒过来后又是遥远的空间隔绝，依旧是“他乡各异县”，彼此无法相见。
这一段可以说是故事的前提。在修辞技巧上，“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中的“远道”；“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中的“梦见”；以及“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中的“他乡”；都是修辞技巧中的“顶针”句法。这样连缀句子的方式，使得全段读起来有一种流畅的音乐性。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这两句是说，桑树枯萎知道天风已到，海水也知道天寒的滋味。枯桑无叶可落，但知天风之大小；海水经冬不冻，仍知天气之温寒。以此比喻夫妇久别，心知其苦。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媚：爱，悦，亲热。这两句是说，同乡的游子们各自回家亲爱，有谁肯向我告诉我丈夫的讯息。这是第二段，暗示远方的人也能了解，而邻居却只顾沉浸在家庭的欢乐中，不肯为她捎个信。在这一段中，运用了起兴和对比的手法，写女子独守家门，表现其孤独凄凉的感情。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这两句是说，有位客人从远方来到，送给我装有绢帛书信的鲤鱼状木盒。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儿：指童仆。尺素书：即书信。古人写信用绢帛或木板，其长度不过一尺，故称“尺素”或“尺牍”。这两句是说，呼唤童仆打开木盒，其中有有尺把长用素帛写的信。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长跪：直起腰来跪着。何如：怎么样。这两句是说，直起腰来跪着恭恭敬敬地拜读丈夫写来的信。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书信的前一部分是说要增加饭量保重身体，书信的后一部分是经常想念。最后一段，情节发生了转折，忽然有客从远方带来木质双鲤鱼夹封的信函，呼儿拆封解除了她的思念之苦，而在书中也获得了远方传来的对她坚定不移的情意。
这首诗以思妇第一人称自叙的口吻写出，多处采用比兴手法，语言清新，语句上递下接，气势连贯，很有特色。全诗语言简短质朴，通俗易懂，但感情浓郁，流宕曲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诗歌从思念写到收到书信，从痛苦绝望写到惊喜激动再写到失望平静，情绪没有产生剧烈的波动，却显得自然而不突兀，显然作者在构思和剪裁上是下足了功夫的。尤其以梦境为中心内容的前八句，形式结构相当有特色：每句协韵，两句一转，前一韵的末句与后一韵的首句，词语相同重叠，环环相扣，逐层推进。这种联绵顶真的用法，在后世发展成为独特的“辘轳体”。表达上的精妙，是为了更好地表现思想内容，这种相思的感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即便是那个被相思的对象也是不能完全的感同身受的。
但在那个时代，战乱与动荡造成的家人离散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天灾与人祸的两相作用让底层的民众不得不面对分离。在这样的不得已下，即便思念是让人绝望难以承受的，但日子总要过下去。“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这样简单的几句真切的关怀也就足够感动了。情感的交流。并不只是靠甜言蜜语海誓山盟，生活细节的关注与分享才更加真挚温暖。所以，即便这封盼了很久才盼到的书信真的只有这两行字，也足够给予女主人公坚持的希望了。诗歌停顿到这里，留下空白，给读者以填补、想象的空间，恰到好处又余味无穷。
中国历史上，属魏晋人士好酒如命，竹林七贤的诗歌多有提到饮酒的事迹，陶渊明也是酒中常客，有《饮酒二十首》，可见当时人对酒的喜好。王绩的这首诗开篇就将阮籍和陶渊明点出，“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这两人一个“醒时少”，一个“醉日多”，极言其沉湎于饮酒的情状。王绩的多首诗中都曾大肆赞美阮籍和陶潜，他们一个是蔑视世俗的行者，一个是自由清高的隐士，其言行思想都是郁郁不得志的王绩的标杆。王绩醉后赋诗仍不忘前者，足见他对这二人的身世有感同身受、同病相怜之叹。
“百年何足度”，诗人自问自答：“乘兴且长歌。”在王绩看来，饮酒以至大醉，既能帮人纾解现实的烦恼，又能催生文思，开启诗兴。虽然诗人流露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的思想，但这与他济世安邦的初衷毕竟背道而驰，这是他仕途不遇后的无奈选择。虽然他作出了归隐山林的决定，“回归到了精神贵族的行列”，但还是难以完全摆脱失意的困扰。所以，诗酒“乘兴”中未必没有仕途“败兴”。
此诗淳朴直率，措辞朴素，鲜作修饰，脱离了六朝习气，又摆脱了当时宫廷诗的“精英”氛围，真挚而疏放，大有魏晋高风。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