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五月五日端午,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咏花词。菊在秋季开放,但这里所咏的盆中菊在端午开放,词人在初夏欣赏到了秋季的花卉,自然格外欣喜。上片首先渲染盆中所菊所开放的夏日气候,“薰风殿阁樱桃节”,说温暖的南风吹满殿阁,樱桃也成熟了。“碧纱窗下沈檀爇”,屋内燃着驱暑的熏香。再以“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凸写菊花开放时节。下片以“檀人知趣甚,不向炎凉问”,写出因花开而洋溢欣喜之情。她在欣喜之余,唯有赞叹栽培它的花匠:“老圃好栽培,菊花五月开”。全词最后才说出这一“菊”字,而惊叹、欣喜之情灵动地展现在其中。
这篇赋首先描绘了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然后探讨了"士"在两难境地。最终,表现出作者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将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整篇赋着重于理论阐述,少用夸张铺叙的辞藻,即使抒情部分也比较含蓄深沉,显示出浓郁的儒家色彩,展现了作者的人格与志趣,同时也呈现了作者对世事的关怀和政治理想的陈述。
“呜呼嗟乎,遐哉邈矣。时来曷迟,去之速矣。”开篇便以沉重笔触感叹建功立业、实现人生追求机遇的难得,充溢着一种对生命的焦虑。接下来谈到“士”的两难处境:“士”追求独立不迁的人生操守,与“屈意从人”正相悖;而保持自我的耿介,“正身俟时”,无奈人生不永。这种生命的大悲哀直搅得人心乱如麻。静以待时将永无出头之日;刻意追求又有探求禄位之嫌,还可能事与愿违,自取羞辱。自已的努力,就像抵触篱笆的羝羊,徒然自我损伤,要足不出户又做不到心如死灰。之后谈到决定“士”的“遇”与“不遇”的关键是时代的好与坏。在作者生存的那个时代,世风崇尚以辩诈期通,而贞士追求耿介自律。这就形成社会环境与生命个体价值追求的矛盾冲突。士越是注重自我修养,“日三省吾身”,就越背时。世俗人情既指黑为白又人多势众,连鬼神都无可奈何,圣贤也难能为力,士就只有痛苦煎熬自我了:出门与之同流合污心有不甘,自藏其器又增不合时宜之病。而历史与现实有惊人的一致性:历史时空中的清廉之士同样没有出路。像商代的卞随与务光,周代的伯夷与叔齐这些上古贤人,他们也只能以甘守贫贱作为生命的归宿;刚烈些的,如伍员、屈原,则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但对于具有理性精神的“士”来说,极端方式未必可取。与天下时尚相违,有可能找不到真正的归宿,这令作者忧虑彷徨。内心激烈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向“返身于素业”作自觉认同——默足与幽昧,不求显达。而以道德自我完善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同时申明此举措是理性的明智选择而非禀性褊狭之举。毕竟,追求道德完人不失为儒家提倡的一种理想人生境界。道德完人的追求能使人身心肝胆如一,不用顾虑琐屑的胡须与头发的区别。
这篇赋描写了西汉时期知识分子在特定条件下真实的生存状态和矛盾痛苦。即使放在现在看,仍能感受到那时文人面临的无奈与悲哀。其中,“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辨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于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这段文字豁达而令人折服,其中的阴郁和悲剧色彩也让人为之动容。
这首词上片写柳的体态标格和风韵之美。起拍说腊尽梅凋,既点明节令,且借宾唤主,由冬梅引出春柳。以“新春”紧承“腊尽”,写腊月已尽,新春来临,早梅开过,杨柳萌发。柳丝弄碧,是春意繁闹的表征,故说“分付新春与垂柳”。“分付”,交付之意,着“分付”一词,仿佛春的活力、光彩、妖娆,均凝集于垂柳一身,从而突出了柳的形象,赞美了柳的体态。柳枝婀娜,别有一种风流,很似少女的细腰。杜甫《绝句漫兴》早有“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之句。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称颂她有合格入流的独特风韵,并进而用“清英秀雅”四字来品评其骨相。这就写出了垂柳的清高、英隽、雅洁、秀丽,见出她与浓艳富丽的浮花浪蕊迥然不同。作者把握住垂柳的姿质特色,从她的体态美,进而刻画了她的品格美。
下片转入对垂柳不幸遭遇的感叹。换头三句,写垂柳境况清寂、丽姿无主。长安永丰坊多柳,生永丰园一角的垂柳,尽管明媚春光中修饰姿容,分外妖娆,怎奈无人一顾。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杨柳枝词》,据唐人孟棨《本事诗》载:白居易有妾名小蛮,善舞,白氏比为杨柳,有“杨柳小蛮腰”之句。白居易年事高迈,小蛮还很年轻,“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后宣宗听到此词极表赞赏,遂命人取永丰柳两枝,移植禁中。作者在这里化用乐天诗意,略无痕迹,但平易晓扬的语句中,却藏有探沉的含义。”断肠“四句,紧承上文,写垂柳的凄苦身世,说:一到晚春,绿叶虽繁,柳絮飘零,她更将百无聊赖,必然日益瘦削、玉肌消减了。煞拍三句,展望前景,愈感茫然。只有东风的吹拂,足可消愁释怨,使蛾眉般的弯弯柳叶,得以应时舒展。正如宋初诗人幸夤逊《柳》诗听说:“既待和风始展眉。”这微茫的希望的霞光在何处,“又莫是”便是严峻而无情的回答。
全章用拟人法写柳,垂柳是词中的“主人公”。它身段苗条。体态轻盈,仪容秀雅。然而却寂寞无主,被禁锢在园林的一角。感受不到春光的温暖,也看不到改变命运的希望。这婀娜多姿、落寞失意的垂柳,宛然是骨相清雅、姿丽命蹇的佳人。词中句句写垂柳,却句句是写佳人:这佳人或许是向苏轼索词的倩奴,或许是与倩奴命运相似的女性。至少可以说,作者是以婉曲的手法,饱和感情的笔墨,描写了一位品格清淑呵命运多舛的少女形象,对之倾注了同情。
宋代词论家彭孙说:“咏物词极不易下,要须字字刻画,字字天然。方为上乘。”(《金粟词话》)咏物含瘟深湛,在于寄托,“贵有不枯不脱之妙。”(《莲子居词话》)苏轼此词正具有这些优点。它句句刻画垂柳,清圆流杨,形神兼到,熨贴自然。并借柳喻人,把人的品格与身世融入对柳的形神描幕之中。物中有人,亦物亦人,既不粘滞于物,也不脱离听咏课题。就风格而论,此词缠绵幽怨,娴雅婉丽,曲尽垂柳风神,天然秀美处有似次韵章质夫的《杨花词》,而又别具一段倾城之姿。
“自君之出矣”是古乐府杂曲歌辞名,写女子思念丈夫。诗起于徐干《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自后,诗的结构,均是前两句实写,表示离别后对丈夫的思念;后两句用比喻虚写,表达自己的情意。如梁范云诗:“自君之出矣,罗帐咽秋风。思君如蔓草,连延不可穷。”唐李康成诗:“自君之出矣,梁尘静不飞。思君如满月,夜夜减容辉。”徐照这首诗采取的也是这一约定的写法。
诗前两句写丈夫出门后,她再也没有心思化妆了。女子爱美,可她因为丈夫不在,连天天要做的梳妆打扮都撂下了,可见她对丈夫思念的程度,以及如今独自一人的孤寂愁苦。诗拈取了平时生活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事予以说明,很有说服力,丈夫不在,懒于画眉,便反衬出夫妇团圆时的恩爱情况,离别后的伤感就加倍突出了。后两句说自己的愁心好比屋漏,一点点一滴滴都落在固定的地方。这个比喻很新颖。屋子漏了,象征着美满的生活出现了缺陷,隐指丈夫远出;屋漏不绝,是愁心不绝的写照;屋漏不移踪,又表示了她的愁心是那么的专一,她对丈夫的思念是那么的执著不移。
诗明白如话,带有浓重的民歌意味,置于南朝民歌中,毫不逊色。“永嘉四灵”的作者,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都给人以细腻新鲜的感觉,这首小诗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以雨滴不移喻愁心不变,杨万里的《细雨》也曾用过。杨诗云:“孤闷无言独倚门,梅花细雨欲黄昏。可怜檐滴不脱洒,点点何曾离旧痕。”两首诗可以合起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