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两句扣题，以“惊雷”发端，用“拔三山”、“倒百川”形容雷声的威力和暴雨的势。三、四句写诗人身居客地，难以入眠，又逢雷雨之夜，寒气袭人。作者忽发奇想，这震天霹雳缘何不善解人意，震而静胡烟把金兵赶出中原？五、六句回到现实之中，农家田园荆棘丛生，暴雨袭来，流水茫茫，空成汪洋一片，而北方仍为金人占领，这些大雨流水为何不能洗去胡人的腥膻之气呢。这两句蕴含着作者的报国热望以及对南宋残败政局的深深忧虑。结合三四句写出作者在风雨震电之际，感慨深沉，从个人的处境，想到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心旌摇摇，不能自止，写成的诗句就倍感沉痛。尾联诗人难抑激愤之情，抒发了报国无门的感慨。上句谓欲向最高统治者上疏献策，语出屈原《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然作者一介书生，有志陈词帝所，难免有“叩阍无门”之感。但作者激于忠愤之情，仍然有意向皇帝陈情，表达自己优国忧时的心志，希望朝廷早日组织力量，北定中原，一洗“河洛腥膻”之气，使国家复兴。下句典出《晋书·王陶传》：“殉梦人以大笔如橡与之”。写作者虽有陈词之志但感到自己人非大手，笔非如椽，唯恐倾诉有所不尽，无从收到补救时艰的效果。
这首诗以景兴起，继写感受，结以抒怀，结构紧凑，转接自然。写景时笔力雄健，气势不凡，抒情时沉痛激越；时见激愤之气；回荡着爱国激情。结尾两句，前句是愿望，后句是谦逊之词，语言婉曲，显出诗人书生本色。
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田家生活的痛苦。1040年（康定元年）六月，为了防御西夏，宋仁宗匆匆忙忙地下诏征集乡兵，加强戒备。而官吏们借此胡作非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内殃，上下愁怨，情景凄惨。田家的语言，浅显通俗，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饱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诗的构思和立意，都直接继承了杜甫的“三吏”、“三别”，焕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开头四句是说，谁讲田家快乐呢？春天的租税，到秋天还未能交足。地保、里长敲打我家的门，正没早没晚地催迫交税呢。这四句写租税的繁重，田家感叹春税到秋都未能交完，而催促又急，痛苦可知。次四句写在水灾、蝗灾的侵袭下，秋收难有指望。盛夏五、六月，内涝成灾，白水比住房还高，豆类、谷类都受到严重的灾害。作者此时在河南襄城县做县令，这里靠近许昌，池临汝河。河水涨时，河岸里面即就形成内涝；河中之水常常高过堤岸下的人家居屋。这四句写灾祸频仍，因而田家处境更加悲惨。接着“前月诏书来”以下八句，是诉说除了租税剥夺和天灾威胁之外，兵役又带来严重的灾难。就在1040年夏天，西夏攻宋，朝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襄城地处京西路，之前朝廷诏书下来登记人口，三丁抽一壮丁（“三丁籍一壮”，即指三丁抽一），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当时州里又下了公文，严紧地催迫，老吏拿着鞭子和敲朴，到乡下来搜索，连老年和幼年，也都在抽兵之列。幸免于役的，只有跛子和瞎子。这八句写官吏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抽丁太滥，造成田家都无壮丁在室，情况倍加凄惨。
下面“田闾敢怨嗟”以后八句，写在兵役、租税、水灾等灾难的煎逼下，田家生活艰难，欲诉无门，走投无路。诗中先写：面临重重追迫，田家哪敢怨嗟，只有父子相持悲哭。种田地哪还再有指望，为了买下弓箭，只好把牛犊卖掉。次写淫雨不止，天意愁怨，锅子里、罐子里连稀粥都装不上了。瞎子和跛子都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死亡只在早晚之间了。这八句总写人祸、天灾给田家带来的苦难。以上各节，全是田家自诉之语。是诗的第一部分。
结尾四句，是作者听了田家语所兴的感慨。也是诗的第二部分。“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作者是地方官，听完田家悲酸的诉说，感到内心的惭愧。他自己身为县令，徒然受到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官俸的供养，却不能为人民解除忧患，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好吟诵《归去来辞》，学陶渊明弃官归田，回到深山幽谷，砍伐薪柴，自食其力。全诗朴质无华，感情深厚。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为诗，正是继承了这样的光辉传统。作者论诗以平淡自励，力挽北宋初期西昆体所形成的华而不实的诗风，对于转移诗坛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作者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和韦诗同样感人。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