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这两句叙事,显得很随意,是说在东皋种苗,长势如何如何。但就在随意的话语中,显出了一种满意的心情,他说这话好像是在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陶诗中有“带月荷锄归”,“浊酒”云云是常见的语句。看来他对“荷锄”并不感到是多大的重负,差不多习惯了。“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去来兮辞》有“或巾柴车”的句子。这两句写得很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家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自然。“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归去来兮辞》有“稚子候门”的话。等着他的就是那么一个温暖的“归宿”,此时他的倦意会在无形中消释了。这四句写暮归,真是生动如画,画面浮动着一层安恬的、醉人的气氛。这就是陶渊明“田居”的一天,这一天过得如此充实、惬意。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这是设问,自问自答,如同陶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句式。这与陶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意思相似,表示了对劳动的重视。“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桑麻兴旺,蚕事顺遂,这是他的生活理想,正如陶诗所写:“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下面写道:“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素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心愿。后面这一段通过设问,揭示陶渊明劳动的体验、田居的用心,很是符合陶渊明的实际。
今《文选·江淹拟古三十首》收有这首诗,并被当作《归园田居》的第六首。宋代大文豪苏轼就以此为陶诗,还特举“日暮”以下四句赞扬之,且写了《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而后世诸家以为此诗非陶渊明所作,当是江淹所作的拟陶诗。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在东边高地上种植禾苗,禾苗生长茂盛遍布田野。
虽然劳作辛苦有些疲倦,但家酿浊酒还满可解乏。
傍晚时分驾着车子回来,山路也渐渐地变得幽暗。
望着前村已是袅袅炊烟,孩子们在家门等我回家。
要问我这样做是为什么?人的一生总要从事劳作。
我只希望桑麻农事兴旺,蚕事之月纺绩事务顺遂。
我不求闻达心愿就这样,望结交志趣相投的朋友。
注释
东皋:水边向阳高地。也泛指田园、原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东皋”、“西畴”。
阡陌:原本田界,此泛指田地。
有柴车:意谓驾着车子。柴车,简陋无饰的车子。
归人:作者自指。
烟火:炊烟。
檐隙:檐下。
百年:一生。
役:劳作。
桑麻:泛指农作物或农事。
蚕月:忙于蚕事的月份,纺绩也是蚕事的内容。
素心:本心,素愿。
三益:谓直、谅、多闻。此即指志趣相投的友人。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这两句叙事,显得很随意,是说在东皋种苗,长势如何如何。但就在随意的话语中,显出了一种满意的心情,他说这话好像是在欣赏自己的劳动成果。“虽有荷锄倦,浊酒聊自适。”陶诗中有“带月荷锄归”,“浊酒”云云是常见的语句。看来他对“荷锄”并不感到是多大的重负,差不多习惯了。“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去来兮辞》有“或巾柴车”的句子。这两句写得很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家的生活本来就是如此自然。“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归去来兮辞》有“稚子候门”的话。等着他的就是那么一个温暖的“归宿”,此时他的倦意会在无形中消释了。这四句写暮归,真是生动如画,画面浮动着一层安恬的、醉人的气氛。这就是陶渊明“田居”的一天,这一天过得如此充实、惬意。
“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这是设问,自问自答,如同陶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句式。这与陶诗“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意思相似,表示了对劳动的重视。“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桑麻兴旺,蚕事顺遂,这是他的生活理想,正如陶诗所写:“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下面写道:“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素心”,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心愿。后面这一段通过设问,揭示陶渊明劳动的体验、田居的用心,很是符合陶渊明的实际。
今《文选·江淹拟古三十首》收有这首诗,并被当作《归园田居》的第六首。宋代大文豪苏轼就以此为陶诗,还特举“日暮”以下四句赞扬之,且写了《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而后世诸家以为此诗非陶渊明所作,当是江淹所作的拟陶诗。
这首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嵩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
前四句写潞国公庄园的景色。作者采用中国画以写意为主的泼墨笔法,粗线勾勒出了一幅“山沓水匝、树杂云合,”(《文心雕龙·物色》中语)的山水画图。那淡淡的远景是嵩山,山峦重叠的峰顶上覆盖着白皑皑的积雪;那茫茫的一片是伊水,水天相连,浑然一色。画面近处,浓墨点染的是大片平整的土地,矗矗楼台、潺潺清泉镶嵌其间;小溪两旁,柳枝低垂,轻拂水面。远近相宜,虚实相生,浓淡相间,一幅简远恬静的庄园山水图历历在目。置身其间,使人流连忘返。
然而出乎人意料之外,五六句作者笔锋突兀陡转。“国须柱石扶丕构,人待楼航济巨川”两句,耸然挺拔,别开一境,将前四句闲淡平和的气氛拓宕开去,而转以“正肃之气”代之。面对如画的风景,作者却无心观赏,反而勾起了他满腹愁绪、无限心事。那高峭入云的嵩山,如同撑起了苍穹一角;国家这座大厦,也正是需要如嵩山这样刚直有力的柱石来撑扶。那茫茫一色的伊水,深广莫测,人若想到达彼岸,小船独舟是不行的,需凭借楼船才能征服它。这两句承接首联,隐喻国家的治理须依靠大臣之力,而辅弼大臣又须仰仗皇帝的威势才能使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纲领得以实现。此联从前四句淡远的景致中振起,气魄很大,气势很盛,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符合司马光的大臣身份。
正当作者雄心勃勃策划“扶丕构”、“济巨川”之时,历史的阴云却又飘至他的心头。他抚今追昔,又生感慨,笔势又陡然下跌:“萧相方如左右手,且于穷僻置闲田。”当年的名相萧何辅佐汉高祖,曾被视为左右手,殊荣加身,然而终遭猜忌,有人劝他“多买田地,贱贯贷以自污。”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且”字点出了昔日的萧何、后来的潞国公并包括作者本人在内,买田建馆,投闲置散,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以此自娱消遣。作者把潞国公比作萧何,实际上也是自况,既含蓄地赞扬了潞国公(也包括他自己)的辅君治国才干,又隐隐讽喻了宋神宗如当年猜忌功臣的汉高祖,在“国须柱石”之际,却将得力大臣排斥于朝廷之外。
全诗波澜起伏,感情抑扬有致。前四句写眼前景,笔起云烟,历历如绘,平和匀称。眼前景勾起心底情。五六句触景生情,骤然振起,气势轩昂,情感冲动。结尾又陡然抹倒,历史如彼,现实如此,不尽之意,尽在言外。这并不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做作,而是由生活的矛盾所决定的。闲散的生活和宏伟的抱负、平静的风景和强烈的感情构成了生活中的巨大矛盾,作者把这个矛盾写出来,就形成了诗中起伏的波澜和抑扬的章法。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介绍李衍:“善画竹,青绿设色师李颇。人争欲得之,求者日踵门不厌。画竹二百年来,用意精深,无如之者。后使交趾,深入竹乡,于竹之形色情状,辨析精到。”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画竹,不易见,但这首曲子却能使读者想见其作品的风神。
该篇题为“息斋画竹”,作者却并不直接评说竹子画得如何如何,而是先巧妙地用了两则传说的典故:一是东汉仙人费长房,掷青竹杖化龙事。作者将画上的竹子比为“神龙蜕形”,可见竹姿的劲健和生动。二是凤凰食竹事。“丹山”是凤凰的巢穴,凤凰非竹实不食,如今受到画竹的诱惑而飞来“栖庭”,可知李衍所作的是一幅壁画。“神龙”、“彩凤”,对仗工整,妙在前者是画竹本身的暗喻,后者则是作者观画后的奇特联想。这两句用的都是神话传说,作者引为感受,实是赞美李衍绘出了非人境所有的仙作。
三、四两句,进一步细绘画面的内容。李衍的这幅竹子,中间夹杂着新竹,竹尖从“粉箨”中抽出,而竹下还点缀着苔藓。画竹画出壳皮上的细粉已是够绝的了,更何况是那样鲜活,仿佛一阵风吹来还会扬起它的清香;苔色深苍,调色自亦不易,而奇在画上的苍苔还让人产生“冷”的感觉,似乎刚刚经受过一番雨水的洗刷。这两句充分调动了艺术审美的联想,综合了形、色、香、觉的感官享受,将“息斋画竹”的外象和气质重现得栩栩如生。要不是作者加一句“栖仙翁笔底春生”,人们恐怕会错以为是一丛真竹子呢。
末两句显示了“息斋画竹”的总体效果。李衍画在壁上的这幅杰作,犹如在庭院中栽上了一片翠竹,宜月宜酒,使人仿佛置身于潇湘一带的自然美景之中。这两句富于诗情画意,用明月阑珊、酒意瞢腾、潇湘缥缈这种种充溢着朦胧美的意境作为借衬,展现出画作娟美的风神。全篇未出“画竹”二字,却句句不离题面;不下文字断语,却用一系列形象代替,作出了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