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然是在宴席上所写，描写了宴会的情景和周围美好的景色，但却以乐景写哀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深深的离愁。
春天万象复苏，生机盎然，可是诗人看到的却是碧澄的河水“悠悠”地流去了。诗人从首句起就试着撩拨读者联想的心弦，一个“绿”字点明“春水”特色，也暗示了诗人一片惜别深情。
次句“畎入漳河一道流”诗人扩大视野，寓情于景，以景抒情，仍以春景唤起人们联想。那夹着田亩的涓涓渠水宛如一条细长的飘带，缓缓汇入漳河，一起向远方流去，一望无际的碧野显得非常柔和协调。然而眼前美景却激起诗人的无限忧思，春水犹能跟漳河“一道流”，而诗人却不能与友人同往，感到十分遗憾，想到好景不长，盛筵难再，一缕缕愁思油然而起。由于移情的作用，读者不由自主地和诗人的心绪贴近了。
“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诗人一下子从视觉转到听觉和想象上。尽管添愁助恨的棹声紧紧催促，还是不要去理睬它吧。要不然越来越多的离愁别恨一齐载到船上，船儿就会渐渐过“重”，就怕这桃花溪太浅，载不动这满船的离愁。诗人以“莫听”这样劝慰的口吻，将许多难以言传的情感蕴含于内，情致委婉动人。诗中以“溪浅”反衬离愁之深，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寄寓诗人的伤感。至此，通篇没有一个“愁”字，读者却已通过诗中描绘的画面，充分领略诗人的满腹愁绪了。
从艺术手法上看，这首诗使用了多种表现手法。
一为反衬。诗中以“溪浅”反衬离愁之深。诗人想象越来越多的离愁别恨一齐载到船上，船儿就会渐渐过“重”，就怕桃花溪太浅，载不动这满船的离愁。
二为想象。诗人写所想，化虚为实，借溪浅不胜舟形象地表达了离愁之重。
三为借景抒情。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寄寓诗人的伤感。
这首匠心独运的小诗含蓄蕴藉。诗人从“看到的”、“听到的”，最终写到“想到的”，不直接由字面诉说离愁，令人读之却自然知其言愁，意境深邃，启迪人思，耐人玩味。
这首七绝，毛泽东留有的手迹目前见到的共有五件，其中一件的落款时间为1960年12月，修改定稿则在1961年2月。该诗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上，题为“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红妆”、“武妆”的“妆”字已改为“装”，“飙爽”也改为“飒爽”。此后，毛泽东的这首《为女民兵题照》，通过各大媒体传遍全国，并作为歌词谱曲，唱遍了大江南北。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对女民兵“演兵”的艺术概括。题照诗，对照片上的形象用诗的语言可以作某种艺术概括，这里作者用“曙光初照”，形象地点出了时间，用“演兵场”描述出具体环境的“空间”。在这特定的时空中，烘托出一种“全民皆兵，严阵以待”的尚武气氛。对照片上女民兵这一主体形象的出现，诗中并没有像小说那样对具体肖像进行多侧面的细致的刻画，而只选择女民兵身背的“五尺枪”作为特征性的“非有机体”符号物造型的主体。
枪，对于一个兵来说是第二生命。所以，枪在女民兵身上，已经充分人格化了，已经成为她作为兵的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作者在从外部观照实写的基础上，又从人物的气质和神韵方面作勾勒。“飒爽英姿”，正是对女民兵最恰当的概括。题照诗，不从照片上立体形象的“形”的复现，而要在人物的“神”方面着眼。因为诗中所描绘的形象，无论如何不如照片上的形象那么直观和鲜明，而对照片上形象提神摄魄的勾画却正是题照诗的神来之笔。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对照片形象的直接议论。作者是反对在诗中“直说”的。他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但是，作为题照诗，与古代题画诗一样，不仅允许，而且可以成为它的某种特色。沈德潜论杜甫题画诗时曾精辟地指出：“其法全不在彩画上发论，如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真鹰开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说诗碎语》卷下）因此，在“说到真马真鹰”的基础上“开出议论”，被看作是题画诗的一种方法、一种“模式”、一种体式的特点。
作者的题照诗采用议论这一特殊方法的，这种议论是对女民兵精神的一种升华。“中华儿女多奇志”，作者把艺术视野从照片上单个的、具体的女民兵，上升到更为众多、更为普遍的“中华儿女”的整体性形象上，许多非同一般的奇特的伟大志向，其中令世人瞩目，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不爱红装爱武装”。这里的“武装”既可实指军人的装束，也可以泛指“武装斗争”。中华儿女所爱的不是传统的“红装”打扮，而是与中华民族自立和腾飞患息相关的战士的“武装”。作者从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热情赞颂了中华儿女尚武的壮志。
作者用想象之笔来描写，运用理性之思来议论，使形象思维与理性思维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女民兵的鲜明形象着笔，进而抒发感慨并将女民兵形象的美提升为精神的美，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境界。它由景致情，由情入理，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描写得生龙活虎，成为一篇赞美女性的难得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