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东坡写的近十首《蝶恋花》的一首。从词面上看，显然是一首于暮春时缅怀亲友之作。词中没有说明所怀念之人是谁。从所表达的情感来看，他所怀念的不是一般的亲友，而是关系比较密切而又常常为他所想念的人。
词的上片抒写在春意阑珊的清明时节作者与亲人的互相思念之情。本来春天百花盛开的美景苏东坡举目所见，确实“春事阑珊芳草歇”。这是他对暮春景的概括。他在外作客，已非一年。“又”过清明。按习俗，清明节是祭扫先人茔墓的节日，但是他乡作客，先茔不在此地，无从祭扫。落红处处，入耳之声，偏偏是鴂鸟啼鸣。这是他对暮春景色的具体描述，又是“春事阑珊”的形色补充。
词的下片，作者继续表述他对亲友的思念之情。亲人所处之地可以说是“咫尺江山”而已，但地分“楚”“越”，界域森严，不能自由往来。天不作美，不如人愿。“角声吹落梅花月”，惨白如梅花的月亮，闻此正待出发的征人所吹奏的进军号角，也唯恐躲避不及似的落到山后去了。这里的“梅花”语意双关，既代指角声，也指晓月残白如梅之色。
东坡此词，如单纯把它看作怀人之作，调子似乎低沉一些。但情感真挚，婉转曲折，感人至深，但为了进一步领会它所含的真情实意，应从东坡的政治生涯与诗词创作的发展过程加以探索。
上片，作者从时光的易逝来看官场游戏生活，与曹九章相互安慰。这是一种感觉性的审美心理。感觉是对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列宁说：“不通过感觉，我们就不能知道实物的任何形式，也不能知道运动的任何形式。”从须鬓慢慢斑白感觉时光的流逝，暗叹自己老了；从“白须”上联想到曹光州官涯生活如“箭”飞过。这是自然规律。曹九章须埋怨，苏轼已过了三年贬居生活，比你差多了。“君莫厌”三字隐含着曹光州的满腹牢骚，“胜我三年贬”五字，表白了作者的坦然胸襟。彼此彼此，如此而已。
下片，从苏轼自身的官场沉浮、世事变迁的体验来谈看穿人生。“我欲自磋还不敢，向来三郡宁非忝，苏轼自叹回朝无望，回首三州知官事又不顺心如意，难免内心郁郁不平。最后三句，再看婚嫁世事与年岁渐衰，得知人生“千钧重担”也无意义地“从头减”了。从“自磋”、“非忝”、“冉冉”、“从头减”，这一认识过程的矛盾、变化，去领略人生的真谛，苏轼还以全身心去体验痛苦，感悟生命，抗争苦难，昂扬悲剧精神。
全词名为赠词实是慰语。从中可以看出两人遭际相似，个性相近，相互慰藉，忘却前非。词从“白须”、“浮光”、“婚嫁”等的具体人事侧面，反映了官场生活原本是一场游戏，从而隐示苏轼淡然恬静的人生观。不过，现实中存在的悲剧，经常迫使苏轼采取严肃的伦理态度和实践行动。这就是苏轼被贬黄州后不去为僧、不去投江的原因。
这首词，抒写的是黄昏独立思人的幽怨之情。题材常见，容若所取的也是寻常一个小景。但此寻常小景经他描摹，便极精美幽微。尤以结句最妙，一语双关。“心字已成灰”既是实景又有深喻，既指香已燃尽，也指独立者心如死灰。很是耐人寻味。此词一般解作闺情词，是女子在冬日黄昏思念心上人，然而，解作容若思念意中人也未尝不可。
以“尽”与“立”描摹一种状态。而“恨因谁”，则郑重地提出问题。但是，并不马上回答。而已“急雪”与“轻风”一组并列对句，展开画面。即将内在情思物景化，令其与外部景物融合为一，又将外部景物情思化，谓其“乍翻”与“吹到”。究竟有情、无情，难以分辨。然后，直至结尾，才推出答案。谓心字香与香字心，都已死去。用的是双关语，颇饶意趣。而言情如此，亦够决绝。或以为说闺中情，代女子立言，谓于冬日黄昏，思念着远游人。
这首词存在一个镜头转换，如同拍电影一样。前面两句写的是纳兰自己站立在黄昏渐渐笼罩的昏暗之下，望着渐渐飞远的昏鸦，心里充满伤感，不停地叹息。后面写的却是闺中的女子所住的香闺。这个女子是纳兰心爱的女子。纳兰把镜头对准了她的香闺，对准了香闺的一切物事：从窗外飘进来的柳絮、胆瓶、插在胆瓶内的梅花、落在书案上的梅花花瓣、已经燃完的心字香的灰烬。
银笙声声衬着天涯游子的心香飘摇，归乡之念绵延却始终杳杳。某日醒来惊觉流光已把人抛闪。流光无情比起自觉心如死灰，更叫人心下惘然。
唐朝文学，尤其是繁荣的盛唐文学，亦可称作政治文学。此时期的诗人及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诗人们企图通过诗文一方面为自己造名气、树声誉，另一方面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总之，一个目的就是一朝出名登第，踏入仕途。毫无疑问，李白是这些诗人中的一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李白注定与众不同，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及不拘于儒学经典束缚的个性影响，他企图通过走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入仕的愿望。李白在二十岁前后还未远离过四川绵州居住之地，他这时广交特异之士，活动都与蜀地道教相关。出川前的准备为李白出川后踏上仕途打好了基础。
出川后，李白一路东行，吴楚漫游，酒隐安陆，其中遇到了许多文人墨客，和他们饮酒赋诗，结伴而行。这使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诗名远播。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没有堙没李白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之雄心。所以，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李白经南阳向长安出发，目标直指一登仕途。由于受终南捷径思想影响，李白这时的活动也少不了隐居一事。他隐居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成了人们笑称的“随驾隐士”。他一边做隐士，结交了玉真公主等人，一边写诗投赠给当时的高官显贵，可收效甚少。李白第一次入京活动，约经历两年左右，以无结果而告终，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左黄极”的愤世呐喊。李白失势却不失志，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可见他仍然很高的抱负。在四处游览、走亲访友、干谒高官后，李白踏上了第二次入京的征途。天宝元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重大喜讯。玉真公主向皇上举荐李白，玄宗乃下诏徵离京归家的李白入京。
这篇记从批评世人以己之所好而骄人、笑人的陋习，层层演进，引出对张希元爱好书法却怀才不遇寄予同情，并相信他会以自己的才能在仕途上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表现了苏轼积极用世的人生观。此文不循常理，不守成规，将一篇普通的记述散文写得纵横开阖，出人意表。
这篇文章一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一上来就阔发议论。紧紧围绕着一个“笑”字延伸开来，描述了世人的种种偏见与短识。琴棋书画爱好者们嘲笑那些喜好声色的平庸之辈，但他们又被喜好文章的人嘲笑；而喜好功名的人对好文者同样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文章不过是些酸腐“空言”而已；而这些追求功名的人们，即使能够像刘、项、汤、武一样掌管天下，但是他们竟依然无法避免他人的嘲笑。因为在大隐士许由和大圣人孔子看来，这些功名不过过眼云烟，不值一提。最后以“世之相笑，岂有既乎”为结，说明世间人们的相互嘲笑从来未曾停止。苏轼对这些嘲笑统统给予了否定。
第二段紧承第一段对收藏者的痴情、痴态、痴行进行了进一步的延展和刻画。他们为书画“弃躯忘亲”，心无旁骛，专心致志；他们为书画“椎心呕血”，连生命都可放弃；他们为书画“剖冢斫棺”，可谓不择手段，用尽心思。但是作者苏轼理解他们，说人世间人们所看重的声色享乐都不足以吸引他们，转移他们的志趣。他们在书画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是连他们自己都无以言表的，其他人就更加无法理解他们了。作者强调，不理解并不能成为嘲笑他们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他们的根据。他总结说：“人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则过矣。”这不仅批评了那些嘲笑琴棋书画爱好者的人们，更将所有的同类嘲笑给予了归纳否定，依然用“笑”字串连，与上文呼应，文气贯通一气。
从“毗陵人”到“属余为记”为第三段的开端，介绍作记的缘起。这里应该详细地记述、描绘张希元如何爱好书画典籍，珍藏了什么，规模是怎么样的。但是作者仅寥寥数笔，便戛然而止。张希元“家世好书”，其风可追；“所蓄古今人之遗迹至多”，多善可陈；“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精神之嘉，可予彰表。苏轼以“蜀人”“蜀言”为转接承续，引出对人生道路设计、从业选择的看法。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的意思是：学习书法绘画的人，要耗费大量的纸张；学医术会因医术未精而伤害他人。谚语虽非名人名言，但是因为其在民间口头传播，有很大影响力。文末，苏轼特别郑重地谆谆告诫张希元：“君知政之费人也甚于医，则愿以余之所言者为鉴。”苏轼对张希元是否希望从政文章并没有明确道出，只是提出了期望和警示——从政非同藏书等个人爱好，关乎芸芸众生的生死祸福，因而需要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表面上看，苏轼对行业、职业的评价不甚明确，观点有些含糊，但这恰恰是对张君明确的提醒，是苏轼的高明之处。因为从政好坏因人而异，关键是个人能否把握掌控问题。提出原则，而不给具体结论，其实是最好的答案。
以“记”的本色而论，本应该写人、写堂，而此篇文章表面看从头到尾全是议论声；但是细品之下，却是无一字不是写人、写堂，无一字不是记其所应记。文章借对世人嘲笑的议论，记述了建堂所遇到的压力、阻挠和困难；借对堂主苦恼劝解的议论，记述了堂主为收藏付出的种种代价、牺牲和精神压力。可谓是句句写堂，句句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