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借物托讽的文言文。文章主要讲的是一个猎状企图用竹管吹奏出鹿鸣的声音来诱杀鹿,结果招来了其他野兽,最后被熊吃点的故事。主要是讽刺那些没有真正本领却只凭侥幸混日子的状,并直接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全文生动的故事与严肃的立论两相结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一个状本领不够,却怀着侥幸的心理,想着依靠华而不实的手段,是不可能成功的,甚至会招来灭顶之灾。寓言的基本特征是把动植物状格化,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文中出现了形象,有鹿、貙、虎、熊,作者一上来就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物物相克的关系:“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三句总领,以此为基础,构筑出生动有趣的情节。四者之中,熊是猎状的主要敌状,所以作者对其外形及习性作了具体的描绘:“罴之状,被发状立,绝有力而甚害状焉。”因物肖形,又预伏下文。猎状是整篇文章的核心,作者对其专长也进行了交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戏剧性的情节及由此而生发、展开。猎状吹竹为鹿鸣,本来是想要猎鹿,但结果与想法相反,先引来貙,吹作虎吼以惊貙,又引来了虎;作熊叫又引来的熊,弄巧成拙,猎状招致了粉身碎骨的悲惨下场:被凶恶的熊撕碎吃掉。
猎状的错误,在于只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完全没有防备吹竹可能引出的坏结果。正是在愿望与结果相背离这一点上,作者在文末加以点醒:“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这里的“罴”是一种象征,喻指最凶恶的敌状。
整篇文章的寓意很深刻,主要讽刺了社会上那些不学无术、缺少真本领的状。这种状虽然能依靠欺骗手段蒙混一时,但在紧要关头,难免原形毕露,害了自己。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篇寓言也暗示着对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讽刺。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日趋膨胀,朝廷为了牵制那些跋扈的强藩,就有意识地扶植另一些节度使,企图以藩制藩。结果是甲藩未平,乙藩更强,对中央的威胁更为严重。柳宗元不赞成“以藩制藩”论,此文末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的告诫,道出此文的寓意,讥讽唐统治者不修内政、依赖外力的各种政策的弊害,隐喻朝廷如不加强中央集权的实力,而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做法,必将招致像文中猎状一样的覆灭命运。
这篇寓言是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讽喻,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政论性寓言。而故事之生动与立论之严肃巧妙结合,寓言其表,论说其里,则是其主要特点。
“诗家清早在新春。”北方的冬天,寒冷而漫长。在严冬方尽,余寒犹厉的时候,突然感觉到春天来临的消息,哪怕只是一点新绿,一声鸟啼,那种惊喜之情是自不待言的。杨载的这首绝句,正是久冬逢春之时欣喜心情的表露。
“城雪初消荠菜生”点出地点和时令。“城”这里指元代京城大都,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在中国古代封建士子们的眼里,京城往往负载着他们的政治希望,仕途的沉浮荣辱往往决定于停驻京师或是离开京师。因此这个地点的深层意蕴决不能轻易忽略。“初消”指雪刚刚消完,或许还有一些残留。但严寒再也不能笼罩大地了。不是吗?几处丛生的荠菜已经冲破开始酥松的冻土,崭露出勃勃的生机。可能它还很微弱,但在满目萧瑟的初春之际,任何一点新绿都是生命勃发的象征,都蕴含着无尽的希望。所以这个细节也不能忽略。
“角门深巷少人行”以环境的寂静落寞,说明诗人境况的冷落。“角门”指偏门,是诗人到达京师后的寓所之门。“深巷”指偏僻的小巷。有元一代,儒士的地位、出路和境遇始终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起用儒士为官的问题上存在着民族歧视,以及与此有关的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元代的科举又时行时废,科举制度本身又有诸多不利于汉族士子的规定。因此,汉族士子进仕的机会非常有限。杨载自幼博览群书,期待“应有声名达帝前”,但直到四十多岁才以布衣召为国史院编修官。故而初到京师,门前冷落,大有“贫在闹市无人问”之慨。
然而,就在这寂寞寥落的偏僻小巷里,突然“柳梢听得黄鹂语”,一声清脆的鸟鸣,从柳梢枝头传了下来,打破了所有沉寂。黄鹂本无情,此时却有语。这与其说是黄鹂的鸣叫,倒不如说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一声欢呼:尽管自己仕途艰难,但现在不是已经奉诏进京了吗?希望就在眼前!“此是春来第一声”把诗人心中那惊喜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到处莺歌燕舞”固然更为繁华热闹,但已经没有“春来第一声”的新鲜感了。唐代诗人韩愈《春雪》诗中“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两句,形象地刻画了刚刚感觉到春天来临之前的心理状态。些微淡淡的绿芽,就使人又惊又喜,何况第一声鸟鸣呢!更何况是善解人意的黄鹂呢。唱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声欢呼呢!
杨载所著《诗法家数》一书,曾提到写景要“景中含意”。本诗所设之景,无一不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流露,的确达到了“景中含意”。“景中含意”也就是情景交融。这首绝句淡淡写来,似乎毫不经意,但兴象自然,意境优美,深得唐人三味,称得上是元代“宗唐 ”风气中成功的作品。
本诗借景抒情,以冬夜的肃杀衬托自己途失意的萧索。又以丽服、朱灯与颓颜、华发的对比,表现诗人无奈的迟暮心情。
不是真写自己老迈无用,顾影自惭,而是写自己不受重用,与执政者的心意相左。王维早在天宝十一年即为吏部郎中,而至天宝末,转为给事中,官阶并未升迁。据《旧唐书·李垣传》:“杨国忠秉政,郎官不附己者悉出于外。”当时,被排挤出朝廷的有“尚书十数公”,而同时启用了一批归附于杨国忠的年轻人。王维虽未外调,但给事中是谏官,在杨国忠一手遮天的极权统治下,可谓无言可进,无言可采。诗人的孤独与苦闷之情,只能在诗中作委婉的流露。
天宝年问,李林甫和杨国忠先后当政,王维对这两个反动腐朽的政治集团都有所认识,不愿同流合污,但既然在朝为官,也不能不与其敷衍周旋。诗人内心极其苦闷,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在这首诗中,他叹老嗟卑,惭愧无用,却隐隐地流露出对当朝援引朋党、年少竞进的不满。诗从他人值省中起笔,写寒夜漫长,漏滴声声,宫外草白霜凝,木衰月清。这萧条冷寂的冬夜景色,更加强了诗人的迟暮之感。五六句自绘其形,丽服与衰颜、朱灯与华发相互映照,对比鲜明。言简韵促,寓慨深沉。
这首诗首联写湘山景色,颈联和颔联写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尾联写时事之感,融入景物之中。全诗借景抒情,语言简练,抒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前途而忧虑之情。
首联从写景叙事起,但意不在景;诗人整天徜徉山水,沉溺酒乡,显然有满腹心事。此联起笔即微逗诗题“感事”二字,空灵而不粘滞。既然少年科场得意,选官在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发生,这里也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通过二联即通过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万历后期,明王朝内外交困,危象毕露。帝王昏庸。阉竖专权,贤良惨遭杀戮,内里已被蛀空,边患四起,倭寇严重骚扰于东南沿海。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游击史儒战死于平壤,副总兵袒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救失败,仅以身免,中朝震动;宁夏哱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和兵备副使;朝臣们对一些重大政事议论纷纭,意见尖锐对立,甚至有人因此而获罪。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边关不见战斗捷报,朝廷未闻无为之治。实情是边关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败耗频传,朝廷上君昏臣奸,政治腐败黑暗至极。诗句用“不见”“尚闻”,避免直率浅露,写得颇为深婉曲折。这首诗是袁宏道的早期作品,并不能代表他“独抒性灵”,率意而为,任情挥洒的独特风格。颈联写诗人表示对朝堂政事极为不满。边防政策自古以来就不用消极抵御、被动应战、处处挨打的中下之策,而是采取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积极抵御的上策;朝臣们议论国是,提出不同意见,批评执宰大臣本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是明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可是,诗人此时在家乡候选,“居石浦之上,偕外祖父龚容卿及舅惟学,惟长辈,终日以论学为乐”。无权无力来过问政治,所以诗的尾联写他面对着长满秋草的平原,在暮色苍茫中,目送一对白鸟,避人远远飞去。也许“避人飞”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这形象中不仅使人感受到诗人忧心国事的满腔怅恨之情,还使人觉得诗人仿佛又在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漩涡,能像这对白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避人远去。此联以景结情,又与首联取得呼应,使结构更为严密。
这首诗一反向来律诗喜好堆垛典故的习惯,能于平易中见蕴藉,正体现了袁宏道论诗的主张:“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的诗能“变极重为轻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