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因为诗是和作而勉强从事，而如他的其他诗一样，以全力出之，磨淬剪裁，均臻妙境。
首联切题，写出冬天的景色，说北风呼啸，吹走了飞雪，但天色仍然是阴沉晦暗，黄昏时，阶前堆积的黄叶越来越深。这两句开宗明义，似乎直写所见，细细品味，仍可见烹炼之工。诗写的是初冬，所以枝上仍有黄叶，这些残存的黄叶，经受北风的劲吹，终于纷纷坠下，又被风吹得集中在阶下。这是人们习见而不注意的现象，被诗人拈出，就觉得分外传神。一个“拥”字，把黄叶堆积的情景写得很形象。用好“拥”字是韩驹的看家本领，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说：“韩子苍诗喜用‘拥’字，如‘车骑拥西畴’，‘船拥清溪尚一樽’之类，出于唐诗人钱起‘城隅拥归骑’。”虽然点出韩驹诗的祖述关系，但也由此可见，韩驹善于琢磨字义，能把同一个字用在不同场合，都非常熨帖。
颔联写景，几乎句锤字炼，戛戛独造。写倦鹊绕枝，是承上面朔风吹雪而来，所以说它们“翻冻影”；由于天气骤寒，所以大雁纷纷南飞，在夜空中不时传来几声哀鸣。这两句布局仍然同前一联一样，每句各写一景，因为诗写冬日，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即目诗，拘泥于一时一刻，因而上面写阴天，这里仍然可以写夜月，不是诗病。诗的第五字即所谓的诗眼，所用动词都很生动。以一个“翻”字，状出乌鹊绕枝翩翩飞舞的情况，以一个“堕”字，描摹高空雁鸣传到地面的状况，都道人所未道。而以“倦”字形容绕枝欲栖的乌鹊，也很工致。有人认为诗锻炼得有些过分，其实正点出了韩驹诗的特点，工总比圆熟滑俚要好。唐诗讲究意象，宋诗讲究工巧，唐人不为正是宋人所乐为，从这里可以见得韩驹这首诗代表了典型的宋诗风格。
诗的前半全是写景，满目凄其肃穆、哀凉孤苦的现象，已或多或少透露了诗人的心境。诗下半转入抒情。上半写得很绵密，下半风格随内容而变，转而虚疏。颈联叹愁哀老，说愁苦缠身，推也推不掉；与老无约，老却悄悄来临。诗将愁与老用拟人化的手法写出，在调侃中带有无可奈何之意，写得很活，把寻常叹老诉愁语全都抹绝，有强烈的新鲜感，所以方回评说：“五、六前辈有此语，但锻得又佳耳。”尾联由哀愁叹老，进而想到功名富贵，说自己少年时对功名一味争取，如今老病，把这些都看得很淡薄了。诗结尾情调很低落，正是诗人处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心的心理反映。果然没多久，他便因“坐为苏氏学”（《宋史》）而遭贬。
词作上阕写景，景是杭州之景；下阕写人，人是镇杭是官，上下合璧，地灵人杰。
上阕写杭州之景。开头先从大处落笔，以自然界中的烟霞来渲染气氛：大海映着如火的红霞，远山笼着青色的烟雾。境界阔大，设色艳丽。接下来“故都风景繁华地”一句既点出所写之地——杭州，又是一句总的概括，将“繁华”的杭州置于“海红霞，山烟翠”的大背景中，使人觉得杭州就像镶嵌在这幅美丽画面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接下来数句，是对杭州城美丽、繁华的具体描绘。映入读者眼帘的首先是宏伟壮观的城门，城门上望楼高高耸立，画戟尽显威仪。然后词人再以城门为立足点自上而下分写了杭州城内、城外的景色。写城内，主要描绘静态的人文景观。“万井”、“金碧楼台相倚”，只用八个字就写出了杭州城内人烟繁阜，市容严整，建筑华美。写城外，物境人事共同构成画面，动静结合，一气呵成。至此，故都的山光水色，已呈现在眼前。
词的下阕，转笔颂扬镇杭之官的事功人品。下片五十二字, 仅三处用韵，从内容上看，恰可分为三个层次：一为征战立功， 二为衣锦还乡，三为政绩卓著，并预祝升迁。写得舒徐有致， 雍容闲雅。
此词作为一首投献词，有“贡谀”的成分，但词中所展现的杭州的社会生活图景、自然风光的确是北宋前期“承平气象”的真实写照。再者，从“贡谀”的角度说，上片只是作为背景与陪衬；但若从反映都市生活的角度说，上片正是此词的精华。写景的视角由远及近，自上而下，笔触亦随之由阔大旷远至精细俊美， 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谐相映，确是柳永词中极具审美价值的雅词。
从此诗的描述看，这位诗中的姑娘也许是诗人初恋对象，因为只有青梅竹马的异性，才可能有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才写得出如此动人心弦的诗。可惜父母未能如其愿，姑娘在“泣春风”，也是诗人在叹息。“十五泣春风”正是写出了诗人与姑娘的这段恋爱，没有结果，从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
这首诗以少女怀春之幽怨苦闷，喻少年才士渴求仕进遇合之心情。这位少女八岁犹存爱美之心。古以长眉为美，所谓“青黛点眉眉细长”，犹为唐人入时装扮。十岁时就有了高洁的情操，郊外春游，知道缝缀荷花制成下裳。作者化用了屈原《离骚》语句：“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即是说，裁剪荷叶制成绿色的上衣，缝缀荷花再把它制成下裳。没有人了解我也毫不在乎，只要我内心情感确实芬芳。十二岁学艺刻苦，学弹秦筝，所用的银爪从不曾取下。十四岁怀春羞涩，藏于深阁，回避关系最亲的男性戚属，“悬知”，表现了女子半是希望半是担忧的待嫁心理。十五岁无处说相思，古时女子十五岁许嫁，诗中女主人公前途未卜，忧伤烦闷，又无处说相思，更无心为秋千之戏，这还不够，作者善作情语，让少女独自对面春风而泣，何等情思。
也有人认为此诗是自喻少负才华、渴望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而又忧虑前途，证据是诗人在《樊南甲集序》中曾自称：“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近人韦然超认为，这是诗人在十六岁时因初恋对象之父母未能同意他们这段婚姻，而写下的这首诗，不能明题，故称“无题”。而且在其后的众多“无题”诗中有相当数量还是在写他的这段无果初恋。可见这位姑娘在诗人心中的地位，尽管此后诗人结婚生子，与夫人感情深笃，但这段初恋却深深地埋藏心底，时时以“无题”作诗念之。
这篇文章是苏轼所写的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是依着一般书信的规格，开头寒暄几句，并从中流露出“坐废累年”的感慨，同时也对谢民师的热情相待以及二人的文章知交表示特别的高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部分发于客套寒暄，但却又不仅仅流露于一般文人的那种故作姿态。作者在问候致意之中，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章显得真切诚挚。本来如“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这些话都属于一般性的客套，但联系到苏轼这个人，则就是出自内心肺腑了。苏轼一生坎坷多难，遭际极不平常，晚年又被谪贬岭南，历尽艰辛。他虽然不失通达，但是一生磨难，也形成了他对命运的感慨。何况作者在这里并不停留于这种客套，而是直接言及自身，“某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这里紧扣上文，不但概述了自己处身的环境，而且包含了内心深处的叹息。既可与上相承，又复往下延伸，显得贴切恰当，毫无斧凿痕迹。接着又具体加以说明，“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这几句话，联系上面，直涉自己与谢民师之间的关系，对于下面将要说的话，还起到一种烘托和对比的作用，这就使得“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这种本属平常之理带有一种不同寻常之情，朴实自然，却又不落俗套。这一部分始于问候致意，结于友好相言，内容一致而又毫不重复，感情单一而又不显呆板，何况其间一逆三折，已经曲尽变化而平直不露。短短几句，既含有转折自然之妙，又具统一连贯之妙；既见思想感情的渐进发展，又见事项说明的环环相因。从这里可以看到苏轼为文巧夺天工的才情。
如果说苏轼文章的自然在第一部分寥寥几句中已极尽承转之妙的话，那么在第二部分则是在自然的变化一致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特色。实际上，“自然”所包含的意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语言、结构承转的工巧自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对于苏轼来讲，这些还仅仅属于比较浅显的形式方面的东西。东坡的自然还强调了能够随物赋形，能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亦即文中所讲的，不仅了然于心，同时要了然于口，了然于手，到达“辞达”的程度。这就要求一种更高的自然表达能力。
第二部分从“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到“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这一部分是整个文章的中心，作者畅谈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上半段叙议结合，旨在达理；下半段评说古人，力图明事。作者先是从评论谢民师的文章作品入手，强调了“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可以说，这一命题正是作者对文章要求的一个根本法则，既有形式的因素，又包含内容的成分。作者以行云流水为喻，生动而富于形象，大大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云与水不是静止的，它们时刻都在运行之中；云行水流，虽无一定的样式，但其或行或止都必符合一定的规律。作者在《自评文》中对这一点另有过阐释，“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这也就是说，文章之作如同水流一样，因为事物本身是在不断流动变化，所以导致了文章的写作也要不断变化，不能拘于一格。这才叫作“文理自然”，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章显得姿态横生。作者根据这一命题，引发了以下的各种论述。对孔子的话“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及“辞达而已矣”的解释，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扩展，其出发点亦无非是表达了作者的基本思想。但这种表达方法又不限于静态的描写，而是予以创造性的发挥。作者虽在说理释意，但并不滞留于夹角之中，所以从表面上看来，这里讲的文辞与达意的关系以及文辞表现之精妙，似乎已超越了文章的基本命题，但实际上却不然。作者恰巧是从自己的立意出发，但又丝毫不见拖泥带水，也没有游离脱节，更看不到经意刻求的成分。而且这番对“辞达”内涵的发微之见，在最后“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处，又悄然回归，如细细品味，就会感到其与前面所言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之说暗暗相合。这一段所表现出的自然，则主要在于作者对于客观规律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的清晰认识。这体现了深入内部的自然，表面上的随意挥洒，实际上却是把各各不一的事物，归于一个基本命题，使之体现了统一的主旨。
紧接着的下半部分是苏轼对具体作家的评说。以扬雄为例，指出“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这是以实例来说明“辞达”。扬雄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很好地掌握“辞达”这一要领，并不在于运用什么形式，所以诸如其所作的《太玄》、《法言》等，虽从形式上加以变化，但由于没有与内容相适应，因而，也不免为“雕虫篆刻”之类。作为反证，苏轼还罗列了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等作家，论其优劣，以明“辞达”的深刻内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苏轼所竭力推崇的自然是一种把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充分把握与求得准确精当地表达相结合的“自然”。这一段话较多铺张，但却体现了作者的“行于所当行”的思想，虽然仅仅评论具体作家，但在意义上却是一种与前面相衔接的必然。作者讲“因论文偶及之耳”，实则是举其典型加以说明。最后引用欧阳修的话：“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终于与前面相呼应，并且含意双重，耐人寻味。
文章第三部分从“所须惠力法雨堂两字”直到结束，又回涉谢民师信中所及之事，以此作结，并报告自己的行程。这一部分笔墨简洁，从整个书信的角度讲，也是通篇结构的一个自然不可或缺的部分。至于其间记叙事件的明晰而富有层次，则不失大家手笔。
纵观全文，信的前、后两段文字，是谈与谢民师的友情，和对有关问题的答复。中间一段，是信的主要部分，用简洁生动的语言，通过评论谢民师的文章，表述了自己对文章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要“文理自然”，要如“行云流水。与此相联系，又主张辞以达意为主，但又不能忽视文采。在苏轼看来，“辞达”与有文采是完全统一的。要做到“辞达”，首先必须深切体物，对事物作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认识，使之“了然于心”，然后要善于达意，用简洁而准确的语言文字将它表达出来，使之“了然于口与手”，也就必然具有文采，所以他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另一方面，他反对雕琢，反对故作艰深，对扬雄提出了批评。苏轼的这些见解是很有价值的，这也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总结。这篇文艺书简，要言不烦，善用比喻和具体事实并引用孔子的话来阐明自己观点。全文笔势流动，挥洒自如，很能体现苏轼文章的特色。
王寂，善写情词，善写他人故事。该词即隐括杜牧故事而成。
与杜牧原诗《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相比，此词全篇含有杜牧故事，又有杜牧诗意。杜牧用绝句，句式整齐，音节浏亮，表现的意绪略显轻微，其妙于比兴，但只提供了一个大的情境。而此词则用长短句，参差交错，富有乐感，更显哀感顽艳，凄恻动人，且情感更深内容更详，“眼约心同”更为此词画龙点睛，神、情、意顿时毕现。
上片，“十年尘土湖州梦，依旧相逢”“湖州梦”似仿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之句。作者把“一觉”换成“尘土”更显含蓄朦胧。回首十年人生路，重返湖州，但见尘土满衣襟，难喜相逢。”眼约心同，空有灵犀一点通。“后一句中化用李商隐“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词意顿改。李诗言虽相隔两地，但情感相通，此则近在咫尺，却不能相亲相爱，一个“空”字表达了多少惆怅，多少怨恨。句中前日“依旧”，继言“空有”，对比转折，准确而强烈地传达了那种沉重的失落感，那种对时乖命蹇、阴差阳错的诅咒和无可奈何的情绪，好像一下子从情感的波峰跌到浪谷，从美好的梦幻跌落到无情的现实中来，一种沉重的失落感顿上心头。
下片“寻春自恨来何暮，春事成空。”感慨命运无情，时光空度，只留下一种深深的怨愤。“懊恼东风，绿尽疏阴落尽红。”“东风”、“落红”句，遗憾之气十足，意味悠远弥永。重情的人，偏有坎坷的爱情经历，情到深处，让人倍尝辛苦，十年之愁，凝铸了佳篇。作者直接化用杜牧诗句，更是表达作者对“绿尽疏阴落尽红”的无奈，只能懊恼东风的无情。
在这首词中，作者写男女情事，不是像前代词人那样，咏离别，寄相思，而是选择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境，写由重逢带来的感伤。久别重逢，理应使人惊喜欢欣，可是这首词所写的却是一种令人痛苦难堪的重逢。经历了长期的相思之苦以后，满怀着美好的憧憬而来，却因相逢而撕碎了霓虹般的梦影。旧情虽在，人事已非，咫尺相对，只能眉目含情而已。这种情境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艺术冲击力。
作者引用杜牧诗事，遣词用意似有同感。字里行间既述说杜牧往事，又寄托了自身无限情感。这首词写久别（十年）重逢，不见些许欢欢，满是一种痛苦伤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