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这首诗并不难。首四句,写遭贬后出游而自嘲自慰。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心情苦闷忧愤,感到环境十分艰险。于是常出游以求排遣,要趁着萧散闲逸之时,更加放纵自己的疏顽之性。其实,柳宗元不是真的萧散,而是被剥夺了参与政事的权利。柳宗元也不是真的疏顽,而是保守派打击迫害他的借口托辞。柳宗元强压满腔怒火,故作轻松调侃,自嘲自慰,表明了毫不屈服的内心思想。接着六句,写东山的高峻和构建西亭。柳宗元《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曾提及构建西亭的事:“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蓧簜,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可知柳宗元构建西亭,是因为东山高峻,砍伐榛莽杂草之后,可以饱览风物,赏心悦目。一来算是萧散无事时做了一件自己乐意做而且能够做的事,二来证明自己确实生性疏顽,不思改过,反而变本加厉,孤傲山林,乐山乐水,表现出不屈抗争的勇气和愤激的心情。接下来十二句,写建亭后所见美景和心情的愉悦。写景从高而下,从远而近。在高峻的东山顶上仰天俯地,有上凌云霄,遗世独立之感。远山凑拢,澄江怀抱,胸襟不由开阔博大。夕照临轩,栖鸟飞还,菡萏艳色,斑竹清痕,清丽宁静的自然美景,令他陶醉。这样,由于贬谪而枯槁的精神,到此时方才开颜。当然,这只是暂时的、精神上的屏除和遗忘,所以描写赏心悦目的美景总偏重于幽深寂静的特征,蕴含着诗人心中深藏的挥之不去的忧怨。最后六句,写乡愁别情袭来,强自宽慰。赏心乐事最忌孤寂,何况柳宗元又身处贬谪的现实之中,所以山水之乐只能暂忘心中郁垒,时间稍长,不由得又勾起了深切的乡愁离恨。这种悲哀是由贬谪而来,与忧愤同根而互生,想要回归故里,现实中同样不可能,诗人只得强自宽慰,“置之勿复道”,在须臾的闲适欢乐中,忘得一时算一时。结尾哀婉低沉,怨愤之情长绕不去。
总之,遭贬而心情压抑——出游以求解脱——陶醉美景而暂悦——勾起乡愁——强自宽解而其实未能,是柳宗元山水诗最常见的结构方式和表达手法,而孤愤沉郁是贯穿全诗的感情基调和独特风格。
这封书信开头尽述“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可见作者在谪居中遭遇的种种不幸。然而在随后的叙述中,苏轼乐观豁达的性情渐渐显露,虽异乡谪居、生活清苦,连遭痛失亲人的打击,但他仍然自得其乐,入道观养炼,与山水为伴,与友人同乐,时时“掀髯一笑”,其安之若素的豪情令人肃然起敬。全文行语亲切自然,内容琐碎平凡,而琐碎之中显示了作者超凡的洒脱和博大的胸襟。
信中以亲切省净的口语去写家常琐事,尤其是中间一段,作者向对方倾谈黄州的山水、与居民的友谊、当地的物产、饮馔等等,写得从容自然,津津有味,娓娓动听,可见其心态的从容和安然。特别是写他如何对付没有收入的穷日子一段,苏轼到黄州后面临三大问题:贬谪余悸、贫病交加、家门破败。他曾在《谢量移汝州表》中追述初到黄州时的心态:“ 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照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又在《答李端叔》中说:“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但前两者并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最重要的是二十多口人每天必须要吃饭。
万般无奈之下,苏轼灵机一动,启动了严格的定量配给制:把每月开支限定于四千五百钱,每天一百五十文钱;又怕超支,使用时控制不住,于是把钱挂到房梁上,每天取下一百五十文后就又把叉子藏起来,即使想取也毫无办法了;剩下的节余则另贮入竹简,作为招待宾客之用。一个平日旷达而潇洒的大诗人,竟拮据到如此地步,让人扼腕而叹,但即使这样还是有难以维持的时候,他只好求人:“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与章子厚书》)若不是弟弟子由经常救济,苏轼的家恐怕早就揭不开锅了。而作者把这种穷对付的生活居然写得如此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心胸的豁达和性格的开朗。就像苏轼在《前赤壁赋》中所形容的“清风徐来,水波不兴”那样,一个如光风霁月般的伟大人格形象,矗立在人们眼前。
秦观是苏轼的门生,有名的苏门四学士之一,又是苏轼政治上的同道,一生因苏轼牵连四处颠沛,刚值盛年就死于流放之中。面对这位在政治上亦遭坎坷且又非常关心自己的门人,苏轼把自己的流放生活说得安定又有乐趣,这固然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襟怀和履险如夷的开朗性格,但如《送沈逵赴广南》和《别黄州》等另外反映黄州贬居生活的写实诗篇,就可以看到这封信中将实情是大打折扣了。在给这位门生的信中,苏轼宽慰多于自诉,对对方的关心也多于自身感慨的抒发,从中又可看到苏轼对友谊、对后辈的尊重和关怀。所以这封信无论是对研究苏轼的生平、思想,还是给人们在困窘之中如何去对待生活、对待友谊以启示,都是很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