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借题“於潜僧绿筠轩”歌颂风雅高节，批判物欲俗骨。诗以议论为主，但写得很有风采。
据《晋书·王徽之传》记载，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为人高雅，生性喜竹。有一次，他寄居在一座空宅中，便马上令人种竹。有人问其原故，他不予正面解释，“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便是借此典而颂于潜僧。因为典故中有着那样一位风采卓异的形象，诗入又用了“可”、“不可”这样的选择而肯定的语气，一位超然不俗的高僧形象便立刻跃然纸上。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发挥。它富哲理，有情韵，写出了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在比较中的价值；食无甘味，充其量不过是“令人瘦”而已；人无松竹之节，无雅尚之好，那就会“令人俗”。这既是对于潜僧风节的赞颂之语，也是对缺乏风节之辈的示警。接着用“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申足此意，就更鞭辟入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就会有松柏的孤直，梅竹的清芬，不畏强暴，直道而行，卓然为人；反之，就会汲汲于名利，计较于得失，随权势而俯仰，视风向而转移，俗态媚骨，丑行毕现。这种人，往往自视高明，自以为得计，听不进奉劝，改不了秉性，所以诗人说这种“俗士不可医”——医之无效。
以上为第一段。这一段的特点是：出语精警，议论精辟，发人深省。
文似看山不喜平。上面全是诗人议论，虽出语不凡，但若直由诗人议论下去，便有平直之嫌，说教之讥。因而下段重开波澜，另转新意。由那种“不可医”的“俗士”站出来作自我表演，这就是修辞学中的“示现”之法：“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这个“旁人”，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种“俗士”。他听了诗人的议论，大不以为然；他虽然认为“不可使居无竹”是十足的迂阔之论，腐儒之见，但在口头上却将此论说成“似高、似痴”，从这模棱两可的语气里，显示了这种人世故、圆滑的特点；他绝不肯在论辩中作决绝之语而树敌。
下面是诗人对俗士的调侃和反诘：“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诗意谓：又想种竹而得清高之名，又要面竹而大嚼甘味，人间何处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这等美事。名节高的人难得厚富，厚富的人难得名高；做官的人无暇学仙，得道的人无暇做官；食肉的人无高节，高节的人不食肉；两种好处都不能兼得，多种好处就更不能兼得了。
这首诗以五言为主，以议论为主。但由于适当采用了散文化的句式（如“不可使居无竹”、“若对此君仍大嚼”等）以及赋的某些表现手法（如以对白方式发议论等），因而能于议论中见风采，议论中有波澜，议论中寓形象。苏轼极善于借题发挥，有丰富的联想力，能于平凡的题目中别出新意，吐语不凡，此诗即是一例。
此组曲抒写采莲女的生活和爱情，格调清新可喜。第一首曲子细致地描摹了采莲女的美貌，第二首曲子塑造了一个容貌华丽的采莲女的形象，第三首曲子从采莲女的角度抒发了对心上人既思念又怨恨的复杂心情。前两曲似是男对女唱，后一曲似是女唱。
第一首曲子细致地描摹了采莲女的美貌。曲子开头，作者观察细致入微，运用白描的手法，整体勾勒出采莲女的形象。“采莲湖上采莲娇，新月凌波小”，“新月”形容采莲女眉之细长，为静态描写；“凌波”形容采莲女脚之小巧玲珑，为动态描写。这一静一动，形神兼备，写出了采莲女的绰约风姿。接下来，作者采用追忆的方法，回想当年与美人初次相逢时对花酌饮的美好情景，不禁发出了如此的赞叹：“那妖娆，殢人一笑千金少。”作者没有直言女子一笑倾城倾国，而是用具体的“千金”来衡量，使女人的美艳姣容更加形象生动。下面“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不恁也魂消”进一步夸赞了女子的花容月貌，令人销魂。作者将女子美貌置于自然之中，以“花”“月”“鱼”“雁”这四种大自然中的美丽景物作比，避免了作呆板的刻画，更能写出采莲女的美丽、娇媚。作者将采莲女置于湖上采莲的大背景之中，在动态中描摹，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相映成趣，一个清丽脱俗、秀美灵动的采莲女就这样浮现在读者眼前。
第二首曲子塑造了一个容貌华丽的采莲女的形象。“采莲人唱采莲词，洛浦神仙似，若比莲花更强似”几句刻画了采莲女美丽的容颜。她轻摇着船儿，轻唱着歌儿，从湖中心翩然而至，如洛神一般美得无与伦比。她长得体态轻盈柔美像受惊后翩翩飞起的鸿雁，身体健美柔曲像腾空嬉戏的游龙；容颜鲜明光彩象秋天盛开的菊花，青春华美繁盛如春天茂密的青松。“那些儿，多情解怕风流事。淡妆浓抹，轻颦微笑，端的胜西施。”她姿态奇美，明艳高雅，仪容安静，体态娴淑；情态柔顺，宽和妩媚，用语言难以形容，浓妆艳抹都能把她衬托得恰到好处，不管是微蹙双眉还是浅然一笑都是风情万种。她明丽耀眼如清澈池水中婷婷玉立的荷花，和名震天下的大美女相比也更胜几分。这首曲赞美采莲女的美貌，既有正面夸赞，又有侧面烘托，将采莲女的容华刻画得淋漓尽致。文辞明快自然、清丽婉约。文中美若天仙的采莲女引发了无数对美的想象。
第三首曲子从采莲女的角度抒发了对心上人既思念又怨恨的复杂心情。“采莲湖上采莲人，闷倚兰舟问，此去长安路相近”几句交代了地点和人物。虽然采莲女在湖上采着莲，面对碧湖蓝天，莲花朵朵，莲叶田田，可是她却心不在此，而是“闷倚兰舟”。一个“闷”字，渲染出了女主人公怅惘无奈的心绪；而又一个“倚”字，更加烘托出女子惆怅时懒散无力的情态。她无精打采地倚在船头，默默的流水更增添了她的惆怅，她不禁暗自感叹：从这里到长安，果真隔得那么远吗？接着“恨刘晨，自从别后无音信”解释了采莲女心中惆怅的原因——她在思念着远在长安的心上人。自从他离开之后，杳无音信，爱恋与思念在漫长的等待中掺杂了愁苦与怨恨。这里引用刘晨的典故也是透着微微的担心，害怕他流连花花世界，贪图享乐而一去不返。“人间好处，诗筹酒令，不管翠眉颦。”接着上句具体描写采莲女的担心：心上人会不会只顾享受外面世界的精彩，吟诗作对，寻欢作乐而流连忘返了呢？完全忘记了家中苦苦等待他的采莲女。家里的人儿为他茶饭不思、愁眉不展。这首曲子采用了白描的手法，真实细腻地刻画出采莲女的心理活动。曲的前半部分着重抒发女主人公惆怅寂寞之情，后半部分则是思念不成，由爱入恨，感情起伏变化真切自然。曲中的语言也极具特色，恰如其分地使用了口语，通俗易懂，也直抒胸臆，更真实地表现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性格。
前两曲，似是男对女唱。当年相逢花间，对花酌，对花饮，采莲女在他的眼中，就是沉鱼落雁、羞花闭月的洛浦神女宓妃，就是倾城倾国的越国美女西施，敌不住那人一笑，“不恁也魂消”。后一曲，似是女唱。这里的采莲女借刘晨指曾与相恋的男子，“自从别后无音信”，大概是迷恋上了长安的好去处，在那里“诗筹酒令”，乐而忘归，全不管自己“翠眉颦”。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