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的这首诗,主要是揭露他穷奢极欲,榨取民脂民膏的一面。它描写了秦始皇墓的宏大规模:陵墓象山岭一样高,墓穴象一座地下宫殿。里面有明珠做的日月星辰,水银做的江海,黄金制的雁。这几句极力铺叙墓穴的豪华,但看不出诗人是暴露还是羡慕。再往下看就有微词:有海却没有人渡船,墓里没有春秋,雁也不会冬去春来。意思是说,再阔气,也毫无用处。从这两句可以看出诗人对秦始皇大修陵墓已经有所不满。最后两句则充分表现了作者的态度:陵墓周围传来了一阵阵松涛声,好象是大臣们的哀怨。他只听到卿、大夫们的哀怨而没有听到人民的呼声、怒吼,是他的局限性。不过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他对秦始皇搜刮民脂民膏是持批判态度的。
诗的中间二联,是从史书的记述中想象到的墓室中的情形,是对历史的再现。在秦始皇的墓中,还有难以赘述的广阔世界。但在现实世界中,这里的一切都是无声的,都僵硬地放在这里。死亡的时间与众不同,所以描写这方面的诗歌也就较为稀少了。然而,在这个不一样的世界中,墓中的景观又被作者好像看到了一样一一地被描写了出来。王维感觉的视觉性——画家之眼。在这里可以说是得到了最好的发挥。至尾联时,开始传来了声音。风吹松树的响声,与大夫哀悼秦始皇之死的恸哭重合在了一起,作品怪异的色彩越来越浓了。
这首诗从客观描写到最后表明作者的态度,写得很有层次。全诗写得委婉含蓄,后四句虽然流露了诗人的倾向性,但表现得比较隐蔽,不是赤裸裸的直说,耐人寻味。全诗剪裁得当,十分精炼。关于秦始皇墓内的耗费,历史上记载很多。作者只写以明珠为日月,以水银为江海等,因为这些事物为秦始皇墓中所特有,最能表现秦始皇的铺张。这首诗是王维比较重视视觉印象的代表作品。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根据《全唐诗》,第一首诗又题作“咏柳少府山瘿木樽”。在诗中,李白对一个小木酒杯就说了那么多事。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李白的风趣与幽默,也足见李白的诗歌才华。“外与金罍并,中涵玉醴虚”两句中的“并”字与“虚”字用得极好,是这首诗的诗眼。
第二首诗说,这酒樽是臃肿的寒山木镂空做成的。只因为其量不够大,所以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在山中人家派上用场。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李白认为自己不能被重用的原因是没有能够容纳难容之事的度量。李白太高洁了,他容不得杨国忠之流的骄横跋扈,所以被排挤出长安。
此诗感伤交道浅薄,世态炎凉,人情反复,所谓“人心不古”。全诗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过情夸张语气的运用,反复咏叹,造成了“慷慨不可止”的情韵,吐露出诗人心中郁结的愤懑与悲辛之情。
开篇“翻手为云覆手雨”,就给人一种势利之交“诚可畏也”的感觉。得意时的趋合、失意时的纷散,翻手覆手之间,忽云忽雨,其变化迅速无常。“只起一语,尽千古世态。”(浦起龙《读杜心解》)“翻云覆雨”的成语,就出在这里。所以首句不但凝炼、生动,统摄全篇,而且在语言上是极富创造性的。
虽然世风浇薄如此,但人们普遍对交友之道毫不在意,“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轲湛(沉)七族”,“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刘峻《广绝交论》),说穿了,不过是“贿交”、“势交”而已。第二句斥之为“纷纷轻薄”,诗人说“何须数”,轻蔑之极,愤慨之极。寥寥几个字,强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对假、恶、丑的东西极度憎恶的态度。
这黑暗冷酷的现实使人绝望,于是诗人记起一桩古人的交谊。《史记》载,鲍叔牙早年与管仲交游,知道管仲的贤能。管仲贫困,曾欺负鲍叔牙,而鲍叔牙却始终善待他。后来鲍叔牙辅佐齐国的公子小白(即后来齐桓公),又向公子小白荐举管仲。管仲终于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他感喟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也。”鲍叔牙对待管仲的这种贫富不移的交道是感人肺腑的。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当头一喝,将古道与现实作一对比,给这首抨击黑暗的诗篇添了一点理想光辉。但其主要目的,还在于鞭挞现实。古人以友情为重,重于磐石,相形之下,“今人”的“轻薄”越发显得突出。“此道今人弃如土”,末尾三字极形象,古人的美德被“今人”像土块一样抛弃了,抛弃得十分彻底。这话略带夸张意味。尤其是将“今人”一概而论,范围过大。但只有这样,才能把世上真交绝少这个意思表达得更加充分。
这首诗“作‘行’,止此四句,语短而恨长,亦唐人所绝少者”(见《杜诗镜铨》)。其所以能做到“语短恨长”,是由于它发唱惊挺,造形生动,通过正反对比手法和过情夸张语气的运用,反复咏叹,造成了“慷慨不可止”的情韵,吐露出诗人心中郁结的愤懑与悲辛。
这首诗可分为四节。
第一段中共有五句,句句押韵,“号”、“茅”、“郊”、“梢”、“坳”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犹如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不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使得诗人焦急万分。
“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紧承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草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地、雨点似地“洒”在“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转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罥”、“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
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地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这几句诗所表现的场景是: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江郊的各处。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不能不激起读者心灵上的共鸣。
第二段中共有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
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除此以外,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茅草,但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宜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思是,群童竟然忍心在他的眼前做盗贼。但其实,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决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罢了。用诗人杜甫的《又呈吴郎》一诗中的话说,这正是“不为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因为他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走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伏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和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而来的。
“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下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他自己在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淡薄,就意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
作者叹息的内容有三:1.自己的苦;2.周围人的苦;3.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第三段共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蓄势。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频繁、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诗人自然不能入睡。“长夜”是作者由于自己屋漏因而更觉夜长,还因自己和国家都在风雨飘摇中挣扎而觉得夜长。“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布衾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诗人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蝉联而下,表现阔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洪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生活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激情和火热希望。这种感情,咏歌不足以表达,所以诗人发出了由衷的感叹:“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抒发作者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品格,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诗作者抒发的情怀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抒发的情怀基本一致。也表达了作者关心民间疾苦,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俄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他不是孤立地、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他也不仅仅是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读者的心灵,并发生过积极的作用。
这首诗描绘秋夜屋漏、风雨交加的情景,真实的记录了草堂生活的一个片段。末段忽生异境,以切身的体验,推己及人,进一步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设想大庇天下寒士的万间广厦。这种非现实的幻想建立在诗人许身社稷,饥溺为怀的思想基础上;而博大胸怀之表现,则使作品放射出积极的浪漫主义光辉。全诗语言极其质朴而意象峥嵘,略无经营而波澜叠出,盖以流自肺腑,故能扣人心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