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段”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意指陶渊明辞去了彭泽县令而归田，梁鸿入会稽而隐耕，讲述了陶渊明和梁鸿归隐田园的事迹，为下文作捕垫。
次段“我寻高士传，君与古人齐”，意指您的事迹完全可与高士传中的古人相比。含有结交之意，也有敬佩之情。
接着“云卧留丹壑，天书降紫泥”，特指朝廷突降下紫泥天书，征召杨征君前往报效朝庭。您却在丹塑中云卧不起。
最后“不知杨伯起，早晚向关西”，意指不知您这位杨伯起式的人物，何时才能入关西。
此诗前四句以隐士陶潜和梁鸿相比，点出隐士身份，后四句言被召。末以关西孔子杨伯起相比，切其姓与被征。离别之际，友情无暇，以口号赠杨征君，以表达李白倾慕高士轻世肆志的清高。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
上片，以衬托之笔，写乐女们敲击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方响演奏《凉州》曲的过程。“花满银塘水漫流”，点明演奏情景。“花满”喻乐声如花朵遍地开放：“水漫流”喻乐声如清泉漫流。方响击时需要着水于其中以调音，故有“花满”、“水漫”的效果，这是苏轼惯用的通感技法。由乐声、花满、水漫流，即是由听觉、视角、视角的挪移，给人以愉悦的美感。“犀槌玉板奏《凉州》”，点明方响是由“犀槌”和“玉板”演奏出《凉州》曲。“犀槌”与“玉板”，说明了乐器的贵重。《凉州》曲，说明了乐曲的广泛。 “顺风环佩过秦楼”，进一步渲染方响击打的效果。“顺风”说明了乐女的步伐很快，“环佩”说明了乐女的浓妆打扮，“过秦楼”说明乐曲随乐女来到了理想的歌楼。整个上片，着力渲染方响进入了大雅之堂，赢得了美好的效果。
下片，以带有神话色彩的笔墨，写方响超常的艺术力量。“远汉碧云轻漠漠”，写方响声穿透了“远汉”、“碧云”的艺术效果，即感动天地。“今宵人在鹊桥头”，写方响音成为传媒，成全“鹊桥”聚会的恋人，即感动神明。“一声敲彻绛河秋”，写方响的音响彻“绛河”的秋天，即感动时节。
全词，记述了从地下发掘出来而由乐女演奏的方响及其效果的全过程。运用衬托、用典与想象之笔，极力渲染了方响作为国宝的超常艺术力量。苏轼让其重见天日，重现灵光，重传原音，重显价值，表明了苏轼对中华文物的珍惜之情很深。
汉代乐府中也有《日出入》篇，它咏叹的是太阳出入无穷，而人的生命有限，于是幻想骑上六龙成仙上天。李白的这首拟作一反其意，认为日出日落、四时变化，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而人是不能违背和超脱自然规律的，只有委顺它、适应它，同自然融为一体，这才符合天理人情。这种思想，表现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光彩。
诗凡三换韵，作者抒情言志也随着韵脚的变换而逐渐推进、深化。前六句，从太阳的东升西落说起，古代神话讲，羲和每日赶了六条龙载上太阳神在天空中从东到西行驶。然而李白却认为，太阳每天从东升起，“历天”而西落，这是其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什么“神”在指挥、操纵。否则，“六龙安在？”意谓：六条龙又停留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反问句式，实际上否认了六龙存在的可能性，当然，羲和驱日也就荒诞不可信了。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是不能够与之同升共落的。“徘徊”两字用得极妙，太阳东升西落，犹如人之徘徊，多么形象生动。在这一段中，诗人一连用了“似”、“安在”、“安得”这些不肯定、不确认的语词，并且连用了两个问句，这是有意提出问题，借以引起读者的深省。诗人故意不作正面的阐述而以反诘的方式提问，又使语气变得更加肯定有力。
中间四句，是说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它们自荣自落，荣既不用感谢谁，落也不用怨恨谁，因为根本不存在某个超自然的“神”在那里主宰着四时的变化更迭。这四句诗是全篇的点题之处、核心所在。“草不”、“木不”两句，连用两个“不”字，加强了肯定的语气，显得果断而有力。“谁挥鞭策驱四运”这一问，更增强气势。这个“谁”字尤其值得思索。对于这一问，作者的回答是：“万物兴歇皆自然。”回答是断然的，不是神而是自然。此句质朴刚劲，斩钉截铁，给人以字字千钧之感。
最后八句中，诗人首先连用了两个诘问句，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这是屈原“天问”式的笔法，这里，李白不仅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且比屈原更富于探索的精神。李白不单单是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回答问题。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道违天”），就必然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而且是自欺欺人的了（“矫诬实多”）。照李白看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自然规律，同自然（即“元气”，亦即“溟涬”）融为一体，混而为一，在精神上包罗和占有（“囊括”）天地宇宙（“大块”）。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够达到与溟涬“齐生死”的境界了。
西方的文艺理论家在谈到积极浪漫主义的时候，常常喜欢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这种特点在李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李白诗中曾反复出现过关于大鹏、关于天马、关于长江黄河和名山大岭的巨大而宏伟的形象。如果把李白的全部诗作比作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宏大形象就是这支交响乐中主导的旋律，就是这支交响乐中非常突出的、经常再现的主题乐章。在这些宏大的形象中，始终跳跃着一个鲜活的灵魂，这，就是诗人自己的个性。诗人写大鹏：“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大鹏赋》）；诗人写天马：“嘶青云，振绿发”，“腾昆仑，历西极”，“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跃天衢”（《天马歌》）。诗人所写的山是：“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登太白峰》）；诗人所写的水是：“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泻入胸怀间”（《赠裴十四》）。李白总爱写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这样大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其原因就在这首《日出入行》的最后两句中──“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我形象。这个能与“溟涬同科”的“自我”，是李白精神力量的源泉，也是他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思想基础。
李白受老庄影响颇深，也很崇奉道教。一度曾潜心学道，梦想羽化登仙，享受长生之乐。但从这首诗看，他对这种“逆道违天”的思想和行动，是怀疑和否定的。他实际上用自己的诗篇否定了自己的行动。这正反映出诗人的矛盾心理。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把述事、抒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既跳开了空泛的抒情，又规避了抽象的说理，而是情中见理，理中寓情，情理相互生发。诗中频频出现神话传说，洋溢着浓郁而热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而诗人则在对神话传说中人事的辩驳、揶揄和否定的抒写中，把“天道自然”的思想轻轻点出，显得十分自如、贴切，情和理契合无间。诗篇采用了杂言句式，从二字句到九字句都有，不拘一格，灵活自如。其中又或问或答，波澜起伏，表达了深刻的哲理，而且那样具有论辩性和说服力。整首诗读来轻快、活泼而又不失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