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这首诗前六句描绘了南国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已是破败荒凉的景象；尾联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表达诗人对南国昔盛今衰的感慨和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更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这首诗语言自然流畅，感情真挚深沉。
首联“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粗粗两笔就把江山易主，古都破败的景象勾勒出来了。南国的山川向来是以秀丽而著称的。诗人所描绘的又是帝畿的山川，本应更加秀丽，但恰恰相反，诗人笔底的景色不是山川相缪、楼阁玲珑，而是“宋台梁馆”的遗迹尚依稀可辨。这不是秀丽，而是萧条。这一联既画出了“旧帝畿”的本质特色，又留有想象的余地，韵味无穷。“宋台梁馆”虽然是偏义复词，但实则表明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穷奢极侈，京都、京畿的楼堂馆所千门万户，豪华无比。
颔联、颈联进一步描绘了昔日的繁华的京都、京畿，而今是如何荒凉，如何冷落。倘若掩卷细思，这两联所描画的景物便历历在目：古树之下，烈马嘶鸣，行人歇息，空城之中，遍种禾黍，泽雉乱飞。寒风萧瑟，落叶飘零，宫井已被泥土、枯枝和败叶填塞殆满；陵园被火，宰树、棺椁以及宝衣皆焚烧净尽。诗人以细腻的笔触，具体地描绘了昔日的繁华之地，如今是这样的荒凉。这两联中静止的景物很多，有“空城”、“宫井”、“荒陵”以及“宝衣”等等，如果直把这些静物死板板地排列在诗中，那一定是枯燥乏味，不堪卒读的。刘禹锡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在静物之中巧妙地安排了寒风摇动的古树，嘶鸣不已的烈马，刚刚歇息的行人，乱飞的泽雉，飘零的败叶，使诗中的景物动静协调，相得益彰；使诗篇增添了凄凉的景象，肃杀的气氛。
最后，尾联明白地说，庾信枉费了思归之心，“旧帝畿”已经破败不堪了，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之处了。这两句语带双关，明写庾信思念江陵，暗喻诗人牵挂长安，全诗以此收束，可以说是余味无穷的。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借古喻今，以古鉴今之作，要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否则，就要流于空泛。这首诗句句都值得思考：南国的旧帝畿为什么今不如昔、诗人为什么有如此强烈的今昔之感。答案虽在诗外，但对于楚和宋、齐、梁、陈的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是能找到的。楚国末期，政治日非一日，终为强秦所败；宋、齐、梁、陈，一代比一代奢侈腐败，更是尽人皆知、引以为戒的。这是楚和宋、齐、梁、陈灭亡的根本，也是“旧帝畿”今不如昔的原因。这首诗作于冬天，“麦秀空城”四字并非实写城内空空如也，唯麦子吐穗扬花而已，而是用“箕子朝周，过故殷墟”，“作麦秀之诗”的典故来写故国的荒凉。这不仅仅是表示诗人对几个朝代灭亡的惋惜，而是表达了诗人革新政治的抱负不得施展的悲愤，表达了诗人对唐王朝的岌岌可危的政治局势的忧虑。诗中暗示，唐王朝如不认真改革弊政，也会重蹈楚及南朝四代，特别是梁元帝的覆辙。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词作。上片写自己泛舟颍河时触景生情，下片写月出波心而生的感慨和思念之情。全词委婉深沉，清丽凄恻，情深意长，表达了对恩师的怀念之情。
“霜馀已失长淮阔，空听潺潺清颖咽”，上阕起首两句描写了作者泛游颍河所见到的景致。颍州有颍河汝水，最终汇于淮河之中。“霜馀”两字交代作者到颍州时正值深秋，秋高天旱、草木枯萎，颍河也失去了春夏时期波澜壮阔的气势，温婉细流涓涓而下。水声潺潺，在作者听来，如怨如慕，恰恰吻合他此时思念恩师的心情。将河水拟人化的写法，更显得情真意切。
“佳人尤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通过写颍州人对于欧阳修的怀念，表达了词人自己深切的思念。其中有人生如梭的慨叹，时间如同闪电一样快速逝去，只有像欧阳修那样为人、为政、为文，才能够长久得被人们铭记。欧阳修在颍州期间，颇有政声，建树多多，深得当地父老的敬重与爱戴。颍州父老为了纪念这位文坛巨匠作出的贡献，不但世代传唱他在颍州创作的诗词，还立祠以表怀思。四十三年转瞬飞逝，而恩师也已驾鹤多年，作者不由得慨叹时光无情，对先师的怀念有增无减，令人动容。
下阕体例与上阕基本一致，均为由景及情，前面两句写颍河的晚景。“草头秋露流珠滑”，深秋的晚上，已经开始降下露水，露珠晶莹剔透且圆润光滑，但却不能长存。“三五盈盈还二八”点明月亮阴晴圆缺的状态。南朝鲍照有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南朝萧统《文选》为其作注释日：“二八，十六日也。”在这首《木兰花令》里，词人以露珠的流逝与月亮的圆缺慨叹时光飞逝、人生无常，也是对前文“四十三年如电抹”的诠释。
“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作者全词结尾处将主旨进一步明朗化。四十三年过去了，现在能记得醉翁的人还剩下几个。恐怕只有作者与这倒影在西湖水底的明月。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写西湖月能“识翁”，含蓄写出欧阳修在颍州时常常夜游西湖，用西湖见证醉翁在颍州的所有功绩。
苏轼少年求学京城，得到欧阳修的赏识与提携。后来两人又政见相同，诗文相和，成为忘年之交。在苏轼的人生中，欧阳修对其行文、为政、处事，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因如此，作者的慨叹与思念才显得情意绵绵、动人肺腑。而此词更出彩的一点，在于词人将内心的真情揉碎于水光月色之中，缠绵悱恻，娓娓道来，氤氲进人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