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通过描写竹楼的安适和楼主的行动来达一种抛却红尘仕宦、钟情独自隐居的情怀和闲适自得的生活态度。首句概括竹楼的主人的闲散，次句通过取竹建楼的行动具体描写楼主的“闲”，第三句通过反衬手法写出竹楼的舒适凉爽，末句写主人在竹楼中的闲适生活。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傲吏身闲笑五侯”中所谓“傲吏”，大约指的是那位“王舍人”，他既然身己为“吏”，却丝毫没有俗务缠身，更着不起那些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五侯”，其生活情趣之高，也就不言自明了。战国时期的庄子，曾在蒙（今河南商丘）做过漆园小吏，楚威王欲拜他为相，被他拒绝了。后世遂称他为傲吏，如晋郭璞《游仙》诗说：“漆园有傲吏。”这里将王舍人比喻成庄子。
接下来，作者紧扣诗题，写王舍人的“竹楼”。这里作者着重强调了两点：其一，“西江取竹”。西江历来为产竹之地，而竹却又被视为“岁寒三友”之一，既“直”又有“节”，所以作者表面上是写竹，实际上却是在写这位“傲吏”的品格。其二，“起高楼”。本来，以竹为楼，不可能搭得很高，但作者特意拈出“高”字，一下仅能进一步暗示这位“傲吏”非同一般，同时也为下文的“南风”徐来打好了基础。
诗的后两句表面上是在写竹楼内的生活，实际上仍在写这位“傲吏”蔑视功名、闲适自得的人生态度。“南风不用蒲葵扇”，一是说 “傲吏”在竹楼上享受着徐徐吹来的南风，其悠然自得、无争无竞的心情显而易见；另外，它还隐隐借用了“南凤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之句，巧妙地说明只要沐浴王风，宣扬教化，自然可以使所治之民安居乐业，无需多费精神，碌碌多劳。
而“纱帽闲眠对水鸥”句，则更进一步写出这位“傲吏”的心态：他头戴“纱帽”，悠然地对着水鸥入睡。此处的纱帽，是指平民和官吏均可戴的凉帽，与后世的“乌纱帽”即官帽不同。纱帽作为官帽，那是明代以后的事情。唐宋人诗里，纱帽则多指夏季戴的轻便帽子，官民皆可戴。如白居易《夏日作》诗：“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水鸥”在这里可能暗用了典故，据《列子》记载，从前有人在水边每日与鸥鸟为戏，鸥鸟飞临其身而不惊怕。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诗：“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也用这个典故。当然，此处说他没有用典也是可以的，水鸥在水边自由自在，悠然起飞，与王舍人与世无争的心境正相契合。用典而使人不觉其用典，正是诗家推崇的一种入化的境界。诗人对王舍人的生活情趣及他的竹楼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也就等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他不仅是这位“傲吏”的知音，而且无时无刻不在向往这种生活。
这首诗运用了一些典故，对丰富诗歌的内涵、深化诗歌的主题，具有明显的作用。全诗意蕴丰美，耐人寻味。
《相鼠》大约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汉儒们“嫌于虐且俚矣！”意思是最粗鄙的语言暴力，是《诗》“三百篇所仅有”。但对此诗咒骂的对象，说法不一。前人对这个问题大致上有二说：《毛诗序》以为是刺在位者无礼仪，郑笺从之；《鲁诗》则认为是妻谏夫，班固承此说。后一说虽然有何楷、魏源、陈延杰诸家的阐发，但究竟由于所申述的内容与此诗所显露的深恶痛绝的情感不吻合，故为大多数说诗者所不取，而从毛序郑笺之说。
《诗经》中写到“鼠”的有五首（《雨无正》“鼠思泣血”之鼠通癙，未计），除此诗外，其他四首都是直接把鼠作为痛斥或驱赶的对象，确实“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自古而然。而此诗却有所不同，偏偏选中丑陋、狡黠、偷窃成性的老鼠与卫国“在位者”作对比，公然判定那些长着人形而寡廉鲜耻的在位者连老鼠也不如，诗人不仅痛斥，而且还要他们早早死去，以免玷污“人”这个崇高的字眼。至于所刺的“在位者”是谁，所刺何事，虽曾有过多种说法，但已无法考实，翻开卫国的史册，在位者卑鄙龌龊的勾当太多，如州吁弑兄桓公自立为卫君；宣公强娶太子伋未婚妻为妇；宣公与宣姜合谋杀太子伋；惠公与兄黔牟为争位而开战；懿公好鹤淫乐奢侈；昭伯与后母宣姜乱伦；等等。父子反目，兄弟争立，父淫子妻，子奸父妾，没有一件不是丑恶之极、无耻之尤。这些在位者确实禽兽不如，禽兽尚且恋群，而他们却是骨肉相残。此篇诗人咬牙切齿，是有感而发。
此篇三章重叠，以鼠起兴，反复类比，意思并列，但各有侧重，第一章“无仪”，指外表；第二章“无止（耻）”，指内心；第三章“无礼”，指行为。三章诗重章互足，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意思，这是《诗经》重章的一种类型。此诗尽情怒斥，通篇感情强烈，语言尖刻；每章四句皆押韵，并且二、三句重复，末句又反诘进逼，既一气贯注，又回流激荡，增强了讽刺的力量与风趣。
这首诗第一联是把一个景色分两句写。楚王宫和白帝城。都是夔州的古迹，诗人用来代表夔州。两句诗只是说夔州雨后斜阳的石候。第二联说斜阳返照到江水上，好像山壁都翻倒在江中，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云遮蔽了树林，使山下的村庄都看不见了。第三联写自己年迈病肺，只有高枕而卧，因身在这遥远的边塞，感伤石事的心情，也只好早早闭门。其言外之意是说：没有观赏晚景的心情。夔州是川东的门户，故称绝塞。“愁石”和“肺病”作对，应讲作“哀石”，哀伤石世，不能讲作忧愁的石候。最后一联是说自己想回北方却未能成行。“豺虎乱”是用王粲的《七哀诗》诗句。杜甫有《夔府书怀四十韵》长诗一首，其中叙述了当石夔州人民的困苦和军人的跋扈。到大历三年（768年），果然不出诗人所料，发生了杨子琳杀死夔州别驾张忠，据城夺权的乱事。末句意义比较隐晦，旧注以为此句“言在此屡遭寇乱，旅魂已将惊散也”（见《杜诗详注》）。这是臆解，没有扣上原句字面。“未招魂”不能讲作“旅魂惊散”。而且，“南方”二字也没有着落。“实”字是杜甫的特殊字法，有几处用得出人意外。《秋兴八首》第二首有一句“听猿实下三声泪”，和这里的“实有未招魂”，从来都是含糊读过，没有人讲出作者本意。
理解这两个“实”字的前提是弄清楚作者的思想基础。屈原被放逐在江南，形容憔悴。他的学生宋玉写了一篇《招魂》以振作他老师的精神。其中有一句“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杜甫想到了这一句，用来比喻自己，所以说南方确实还有一个未招归的旅魂，用以表达自己想回北方去的意志。杜甫此句必须联想宋玉的《招魂》，就才能体会这个“实”字的来历。杜甫还有一首《归梦》诗云：“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可以作为此句的鉴证。吴昌祺释此句云：“南方非久居之地，何无人招我魂而去此土也。”（《删订唐诗解》）沈德潜注云：“己之惊魂，不能招之北归。”（《唐诗别裁》）这两个注都是仅仅阐发诗意，而没有联系《楚辞·招魂》，因而没有接触到“实有”二字的作用。
《水经注》在描写长江巫峡风景的一段中记录了两句渔民的歌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杜甫思想上涌现这个歌谣，所以说：听了巫峡的猿啼，真要掉下眼泪。“三声泪”是摘用原句中三个字。其实“三声”是猿啼三声，“泪”是行人旅客听了猿啼而下泪。如果杜甫思想上没有这两句歌谣为依据，“三声泪”本来不能成为一个词语。杜甫诗集中已注明了这首渔民歌谣，故这个“实”字容易理解。但是，除了《唐诗解》以外，都没有注出《招魂》二句，故“南方”与“实有”都使人不易了解。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