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古诗，前四句运用反衬、对比手法，抚今追昔，感慨今日的沧桑，流露出诗人遭贬南行的惆怅落寞情怀。“去年上巳洛桥边，今年寒食庐山曲。”农历三月三日为上巳节，这一天按古风要去水边祓除修禊，驱除鬼魅，同时也是文人聚会吟咏的日子。去年那一日，诗人还在洛水边参予修禊盛事，与同朝文士饮酒赋诗，享尽荣华，而今却已是遭贬谪之人，独自在庐山脚下度过此清明寒食节。“去年”，“今年”，对比鲜明。一年之隔，诗人处境大不相同，诗中虽只字未提遭贬之事，但通过地名“洛桥边”与“庐山曲”的对照，失意之态清晰可见。寒食节正是百草千花的大好时节，眼前又有景色秀丽的庐山，诗人毫无欣赏兴致，反念于“去年”上巳洛桥边修禊事，对京华游乐的追忆和向往，也透露出诗人此时内心的孤独凄切，三四句是想象中的京华与眼前的现实相对照。第三句上承首句而发，巩县在洛水西岸，为洛阳近畿之地，诗人由“去年”的洛桥修禊，联想到“今年”繁华的京洛风物，“去年”底离开洛阳时，还是隆冬时节，此时已是春归大地了，洛阳城内，应是满城飞花、春意盎然了。“遥怜”二字，写诗人身为逐臣，不忍离京却无奈被逐出京，此时身在江州，回望京洛，只能遥遥寄情于花树了。江州古属吴地，故诗中称江中小洲为吴洲，诗人身在江州，回望京华，遥怜洛阳草木花树，但眼中所见，唯江中小洲，一片新绿而已。后四句感物思归而不得，抒发断肠之悲。先重复“吴洲春草”以承上启下，诗人有感于眼前春光，归思更切，“感物思归怀故乡”是诗中的情感主线，“故乡”，即指洛阳，宋之问虽不是洛阳人，但他长期在此生活，感情深厚；同时相对于他即将要去的南方而言，整个北方、整个中原都是他的故乡。结句“驿骑明朝发何处？猿声今夜断君肠。”自我设问，感情痛切哀婉，身为逐臣，想返回京洛是不可能的，明朝骑马上路，只能依然南行，因此夜闻清猿悲啼，更添肠断之痛。
此诗前四句侧重于“感物”，着力渲染满眼春光，逗起今昔之思，以洛水修禊与庐山寒食的对比；后四句侧重于“思归”，直抒满腹乡愁。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遭贬南行的哀伤，情思深婉含蓄，语言清丽自然，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此诗描写了冬至夜晚作者在邯郸驿舍的所思所感，表达了作者的孤寂之感和思家之情。全诗语言质朴无华而韵味含蓄，构思精巧别致，运用想象等手法，表现出淡淡的思乡之愁以及浓浓的怀亲之意。
“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纪实，侧面写“思家”。第一句叙客中度节，已植“思家”之根。在唐代，冬至这个日子，人们本应在家中和亲人一起欢度。但是如今作者在邯郸客店里碰上这个节日，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句，就写作者在邯郸客栈里过节的情景。“抱膝”二字，活画出枯坐的神态。“灯前”二字，既烘染环境，又点出“夜”，托出“影”。一个“伴”字，把“身”与“影”联系起来，并赋予“影”以人的感情。只有抱膝枯坐的影子陪伴着抱膝枯坐的身子，作者的孤寂之感，思家之情，已溢于言表。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运用想象，正面写“思家”。后两句笔锋一转，来个曲笔，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家，而是想象家人冬至夜深时分，家人还围坐在灯前，谈论着自己这个远行之人，以此来表现“思家”，使这种思乡之情扩大化，真实感人。其感人之处是：他在思家之时想象出来的那幅情景，却是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这个冬至佳节，由于自己离家远行，所以家里人一定也过得很不愉快。当自己抱膝灯前，想念家人，直想到深夜的时候，家里人大约同样还没有睡，坐在灯前，“说着远行人”。具体“说”了什么，作者并没有指明，这就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每一个享过天伦之乐的人，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得很多。作者没用华丽的词句，没有玩弄过多的艺术技巧，而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却把思乡之情表现的淋漓尽致。
《邯郸冬至夜思家》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只是用叙述的语气来描绘远客的怀亲之情。其佳处，一是以直率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人们常有的一种生活体验，感情真挚动人。二是构思精巧别致：首先，诗中无一“思”字，只平平叙来，却处处含着“思”情；其次，写自己思家，却从对面着笔。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