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枝·江南岸》是一首女子送别词，写一个女子送丈夫上京求取功名时的心情。唐人有折柳送别的习惯，所以柳枝与离别总是联系在一起，甚至代表离别。这首词中的柳枝，就是代表离别的，同时又是作为和声加入词中的。和声字可以没有意义，只起和声作用；也可以有意义。这首词中的“柳枝”是声义兼有的。
江南岸，是女子送别的地方。江北岸，是丈夫要去的地方。丈夫要渡江北去，江边多杨柳，所以杨柳又与送别的地方景色有密切关系。女子在送别时见到江边杨柳依依，眼前的景色更勾起了她的离愁别恨。前两句是女子在说：我来到江南岸边送你啊，我们要分别了；你要渡江北去了啊，我们要离别了！江南江北，一水盈盈，隔断鸳鸯，南北分飞。眼前的江水就是天上的银河。女子内心感到十分痛苦，转而埋怨柳枝，老是千百次地折柳送行，无休无止，什么时候才能不折柳枝呢？清代大诗人王士祯有两句诗写出了同样的心情：“灞桥两岸千条柳，送尽东西渡水人。”（《灞桥寄内》）。虽有东西、南北之不同，而怨别心情则是一致的。上片歇拍，这女子干脆直抒胸臆：“恨分离！”恨尽管恨，分离还是要分离。女子的感情逐渐趋向高潮。
下片写女子向丈夫敬酒泣别。留是留不住了。“悲欢离合一杯酒”。女子难过地对丈夫说：“请您喝下这怀酒吧，我们要分离了。我眼泪双垂，难分难舍。”这位女子的感情发展，出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她不是在临别时说几句吉利话，祝丈夫到京城一帆风顺，春风得意，反而希望丈夫到京城百事不利，事与愿违。这似乎不合情理，其实不然，她深知如果丈夫到京城吉星高照，官运亨通，那还不知道要停留到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为了使丈夫能早日回家，夫妻团聚，亲亲热热过日子，她宁愿丈夫到京百事无成，失意而归。当功名富贵与爱情发生矛盾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她是多么地珍惜爱情，轻视富贵，表现了她真纯高洁的可贵品质。与苏秦的妻子大不一样。在王昌龄的《闺怨》诗中早曾写过：“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位闺中少妇是重爱情而轻封侯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有一首诗：“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生把黄金买离别，是侬薄幸是侬愁。”（《寄聪娘》）更是切中了女子的心理，写得深刻而又细致。
这首词中“柳枝”重复出现六次，这一方面是作为和声，适应音乐的需要；另一方面，柳枝也意味着离别，六次出现，犹如重章叠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起到了深化离别之情的作用，渲染了离别的气氛，强化了词的艺术感染力。
《滟滪堆》出自《全唐诗》卷二百二十九，此诗描绘了滟滪堆雄浑险恶，表达了诗人对国运衰微，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的忧虑与无奈。
首联“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长。”开门见山，突出滟滪堆之大，接着下句表现了滟滪堆之高，其中一个“巨”字和一个“长”字，不但突出了滟滪堆之高之险，而且给人以望而生畏之感。
颔联“沉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这两句化用了当时的谚语之意。谚曰：“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鳖，瞿塘行舟绝，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滟滪大如袱，瞿塘不可触。“这一联承上而来，突出了滟滪堆的险恶之势。
颈联“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 在诗人看来，这是上天有意使航船存在着倾覆的危险，于是就使造物神功设此巨石，立于茫茫水中以戒行船。在此，把滟滪险滩化为水候（即水在不同季节变化的情状，并成为警戒行船的标石）。
尾联“干戈连解缆，行止忆垂堂。”诗人在战乱中，漂泊不定从成都乘船辗转至夔州，一路走来险象环生。故最后一句写道：“行止忆垂堂。”“垂堂”因檐瓦坠落可能伤人以此喻危险的境地。从诗人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以“忆垂堂”为结，不仅写出诗人无尽的忧虑，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动乱的现状。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
在艺术上，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借物抒情，从诗歌来看，好似在写“滟滪堆”的自然险恶，而实际上诗人抒发了“行止忆垂堂”的忧虑心情。其次，侧面描写，诗人在诗歌中，多次引用典故谚语，从侧面突出了要表现的情感。
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本文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的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针对当今朝政的弊端，作者在第三段明确地提出“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这一建议可谓是全篇的纲。恢复内朝制度的原因在于它有利于君臣共同议政。为此，作者列举了历史各主要朝代设朝制度。虽然它们设朝的名称不尽相同，如周朝设“正朝”、“治朝”、“内朝”；汉朝设“中朝”、“外朝”；唐朝设“承天门”、“太极门”、“两仪殿”；宋朝设“文德殿”、“垂拱殿”、“大庆殿”、“集英殿”、“祟政殿”等，但都是摹拟天上的三垣即“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而分为“正朝、外朝、内朝”三大类。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顺应天意的做法。“正朝、外朝”一般都是皇帝接受宫廷大臣及外国使节朝拜的，并以此来正上下的名分，而“内朝”则是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并以此来沟通君臣意见及感情的。在这段，作者还引用了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中的《玉藻》篇中“君日出而视朝，退适路寝听政”的话来证明这一事实，使前朝皇帝设内朝亲政的做法不容置疑。
古代设朝明确，上下相交，朝政得以清明，而当今明代却今不如昔。在第四段，作者先通过古今对比，指出当今设朝的不足。明代设有“奉天殿”、“奉天门”，它相当于古代的“正朝”和“外朝”，但却没有设置皇帝独自处理政事的“内朝”。当然，“内朝”的设置与否可能只是个形式。明代前期的皇帝，虽没设“内朝”，但是也在“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召见大臣，商议国事，也可以说是实行了古代的“内朝”制度。“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所以，当时虽没设“内朝”，但君王亲政，君臣相协，上下之间也并没有阻隔的弊病。但后来，内朝制度没有了，皇帝除在外朝接受朝见外，再没有大臣能进入内殿。因此，上下思想堵塞，国政的弊端积少成多。孝宗朱祐樘晚年曾对此问题深有感慨，虽曾有所改进，但还未见成效便去世了，所以国人对此深为遗恨。
作者在这两段中援引古今设朝事例和《礼记·玉藻》上的记载，又采用了层层对比的手法加以论证剖析。他先是以历代内外朝的典章制度与明代只设外朝而无内朝的做法对比，指明明代设朝的不足。接着，又以明代前期君主虽没有设内朝但还能亲政与当今君主既不设内朝又不亲政的状况相对比，更指明当今君主的不足。最后再写出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及要求改革时弊的期望，孰是孰非及情况的严重性便一目了然了，从而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对历代和明代先帝有关设朝及亲政的情况进行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在最后一段便落实到当今皇帝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上，希望皇帝远一点说效法明太祖、明成祖，近一点说效法明孝宗，彻底铲除现在上下阻隔的弊病。皇上除了平时在外朝朝会之外，应把文华，武英二殿仿作古代的内朝，规定群臣按时入殿与皇上共议大事。皇上也应“虚心而习之，和颜色而道之”。这样“虽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能有外朝制度来端正上下的名分，有内朝制度来沟通远近的情况，就不会有现在的君臣阻隔的弊病。作者最后说：“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言外之意是只要当今圣上能设内朝亲政，就能取得尧、舜一样的功德。这就为皇上改革弊端鼓舞了信心，指出了光明的前景。
全文语言朴实无华，条分缕析，脉络分明，论证十分周密。为了达到让皇上亲政的目的，作者援引典籍以示有法可循，先以《易经》中的观点为理论根据，再用《礼记》加以证明，接着摆明当今朝政的弊端，然后以历史史实为根据，列举了历代王朝设内朝、皇帝亲政的优良传统，更标举了本朝开国二帝的亲政事迹为范例。从古至今，由远及近，层层道来。叙述之中，作者又采用对比的方法，使人感到当今朝政的弊病确实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最后，作者对皇帝委婉地在揄扬之中加以劝勉，指明纠正朝政时弊的方法、措施，鼓舞皇帝亲政的信心并展示出时弊纠正后的美好前景，极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