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共三十句,按毛诗的分法,分为五章,每章六句。全诗皆用赋法,平淡的叙述中寄寓着浓烈的感情内容。
第一章开头便以“彼都人士”仿佛是称呼又像是叙述的句子,同时交待了时间、地点、人物。一个“彼”字,浸透了诗人的物换之慨,星移之叹。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一位饱经乱离之苦的老人正在用略显苍老的声音告诉后人:“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啊……”“狐裘黄黄”是衣着,“其容不改”是容止,“出言有章”是言语,无论哪个方面都雍容典雅,合乎礼仪。那个时候的京都人士是如此可观可赏,言外之意便是如今见到的这些人物,皆不可同日而语了。“行归于周,万民所望”,重新回到昔日的周都是人心所向,而人们更为向往的是民生的安定,礼仪的复归和时代的昌隆。
虽然“彼都人士”衣着、容止和言语都有可赞叹之处,但最为直观且可视作礼仪标志的则是衣服之美,因此以下各章多层次不厌其详地描写昔日京都人士服饰的华美有节,仪容的典雅可观。
第二、三两章叙说的是彼时彼地具有典型性的男女贵族人物的形象,草笠和青布冠是男子的典型头饰,而密密直直的头发则是女子的典型特征。耳朵上的宝石饰物更是不失贵族气派。要问他们是何许人,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尹氏和吉氏。此时这一切都不可得见,不能不令人忧郁愁懑。
愈是忧郁愁懑愈是难以忘怀昔日的人物典章,那个时候他们衣带下垂两边飘荡,卷发上翘如蝎尾上冲,都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合乎当时审美眼光和礼仪制度的精心设计。
当然,从表现手法方面看,全诗无一笔描写今日人物形容,而是处处落笔于昔日京都男女的衣饰仪态之美,从而使今昔产生强烈的对比感,准确而深沉地传递出诗人不堪昔盛今衰的主观感受。这是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
诗人用如此多的篇幅渲染昔日都城男女的仪容之美,意在体现周王朝当年的繁荣昌盛,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正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后,在新旧制度的转换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所谓昔日的“仪容之美”,今日的“礼崩乐坏”都是不能适应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旧式人物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哀。
戴叔伦的《塞上曲》共两首,为七言绝句。这是第二首。这首较之第一首《塞上曲·军门频纳受降书》浅明了许多,里面有一典故,就是“生入玉门关”。这“生入玉门关”原本是定远侯班超的句子,是说班超出使西域30多年,老时思归乡里,上书言“臣不敢望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班超30年驻使西域,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老而思乡求返,本无可咎。但以戴叔伦之见,班超的爱国主义还是不够彻底——他不应提出“生入玉门关”,也无须提出“生入玉门关”,安心报国就是了。戴叔伦的爱国之切是好的,义无反顾也是好的,但放到班超这个实际例子上看,却不是那么近人情。知道了这个典故,全诗意思迎刃而解。前一联讲的是汉家重兵接敌,对胡兵一骑都不会放过。而后就是上文说过的典故——不回玉门关了,要以必死信念战胜胡兵,报国靖边以宁。
戴诗同前人述志慷慨的边塞诗风一体同出,大都是吟咏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言志向,至于时代特征的分析、判断及有关主张,则稍嫌抽象,倘如不将上诗注为唐中期的戴诗,而随便说成为别个时代的,也是很难提出疑问来的。
这一首《漫兴》是写初夏的景色。前两句写景,后两句景中状物,而景物相间相融,各得其妙。
诗中展现了一幅美丽的初夏风景图:漫天飞舞的杨花撒落在小径上,好像铺上了一层白毡;而溪水中片片青绿的荷叶点染其间,又好像层叠在水面上的圆圆青钱。诗人掉转目光,忽然发现:那一只只幼雉隐伏在竹丛笋根旁边,真不易为人所见。那岸边沙滩上,小凫雏们亲昵地偎依在母凫身边安然入睡。首句中的“糁径”,是形容杨花纷散落于路面,词语精炼而富有形象感。第二句中的“点”、“叠”二词,把荷叶在溪水中的状态写得十分生动传神,使全句活了起来。后两句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说它“微寓萧寂怜儿之感”,我们从全诗看,“微寓萧寂”或许有之,“怜儿”之感,则未免过于深求。
这四句诗,一句一景,字面看似乎是各自独立的,一句诗一幅画面;而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初夏郊野的自然景观。细致的观察描绘,透露出作者漫步林溪间时对初夏美妙自然景物的留连欣赏的心情,闲静之中,微寓客居异地的萧寂之感。这四句如截取七律中间二联,双双皆对,又能针脚细密,前后照应。起两句明写杨花、青荷,已寓林间溪边之意,后两句则摹写雉子、凫雏,但也俱在林中沙上。前后关照,互相映衬,于散漫中浑成一体。这首诗刻画细腻逼真,语言通俗生动,意境清新隽永,而又充满深挚淳厚的生活情趣。
《送元暠师诗》作于柳宗元初贬永州之时,当时有一位法号元暠的和尚,经刘禹锡的介绍专程到永州来拜访;离去的时候,柳宗元写序作诗送行。柳宗元在《送元暠师序》中称“元暠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是当时的所谓“孝僧”。
诗的首联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境:永贞革新,打击了当时的方镇割剧势力、专横的宦官和守旧复古的大士族、大官僚,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士族和割据势力的代表,顽固地反对永贞革新,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他们结成联盟,拥立太子李纯为帝,把王叔文、柳宗元等革新派的人全部贬、杀。柳宗元在这次事件中被贬永州。“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既概括了永贞革新的事件,又叙写了自己被贬后的悲愤心情。离开京都长安,本已失意,而强忍此时囚徒般的身份,又使自己徒增悲愤。“必服”二字正话反说,表明柳宗元对朝廷的贬谪并非心悦诚服,他还是坚信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正确的;但封建社会的君臣之道,是任何士大夫都不能违抗的。因而在他的内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忍”、“取”二字便是这种痛苦的表现。
诗的颔联承首联剖析自己心境的变化。颔联连用两个典故,以孔子自况,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复杂心情。孔子五十岁时,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为了抑制三家大夫家臣势力,定计毁坏三家的都邑,因失败而离开鲁国。诗人以此类比道出被贬的原由,自己也因孔子不能实现振兴周礼的大志一般而感叹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哀莫大于心死”,柳宗元自觉无力改变现实,而仕途的险恶,世事的纷争,使他意识到要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所以在颈联他向元暠和尚表达了自己倾心佛道的思想:我只有像陶潜一样作个隐士,把自己的心隐居于佛道中,在那里找到人生的归宿。李唐一代佛教盛行,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唐太宗、高宗作《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序记》,宣扬佛法,武后为佛造大像,中宗崇饰寺观,肃宗、代宗在宫内设道场,宪宗命使迎佛骨,敬宗、宣宗、懿宗等亦莫不笃信佛法。贵族官僚们也多信佛教,元载、杜鸿渐、王维、王缙等,是其尤著者。王维“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淡为乐”,“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旧唐书·王维传》)。由于统治阶级大力宣传佛教,民间更是盛行,寺庙林立,大量的劳动人口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等,呈现出“人世遍千灯”的景象。当然柳宗元的谈佛,有着自己不得不然的悲哀。但是柳宗元对有的佛教徒的做法并不赞同,他对佛教有自己的理想。因此,他的诗的尾联中提出了“如要求得真正的佛道,不要只是施舍金钱,只有懂得了世间万物无生无灭的道理,佛道自然会发扬光大”的看法。
的确,有的佛教徒借宣扬佛教来搜括钱财,如王缙令五台山和尚数十人,“分行郡县,聚徒讲说,以求货利”(《旧唐书·王缙传》)。又如汴州相国寺传言佛像流汗,节度使刘玄佐立刻亲往布施金帛,并大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如恐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簿所入。所得巨万计。”(《唐语林·卷六》)。用佛像出汗这个大骗局,搜括了无数钱财。诗人指斥这类人“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送去举归幽泉寺序》),并提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送去举归幽泉寺序》)的入佛标准,以表明自己的态度。
《送元暠师诗》内容丰富,短短八句,从一个侧面概括了作者的心路历程,让后人看到了中国古代进步知识分子的痛苦心灵。诗中引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如“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作者用孔子的故事来影射自己不得志和受贬斥的遭遇,抒发了自己空怀壮志的感慨。这些牢骚很深的话,由于用了典故,表现得非常委婉、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