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与《七律·咏贾谊》是姊妹篇。首句写贾谊杰出的才华“世无伦”，次句猛转写贾谊遭贬，三四句写对贾谊的死不以为然，表达对贾谊因自责和哀伤而死表示了无限的痛惜之情。诗题直用人名，不曰“咏”，不曰“叹”，不曰“悼”，纯以中性形态出之，此为“藏锋”之法。情在诗中，不假诗题以张扬。
“贾生才调世无伦”开门见山，高度赞扬了贾谊杰出的才华，并下了一个“世无伦”的定位。在这里作者化用了李商隐《贾生》中的“贾生才调更无伦”成句，只改动一字，易“更”为“世”，就使境界拓宽了许多，“更”为比较说法，“世”为历史品评，议论入诗，一言九鼎，更加实在地肯定了贾谊无与伦比的才华。
“哭泣情怀吊屈文”猛转为贾谊遭贬，概写贾谊被贬至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曾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写过《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了愤世伤时之情和怀才不遇之感。一句诗，追怀两个历史人物。贾谊被贬，与屈原被逐，势不同而运同。贾谊吊屈原，这叫同命相怜。故《汉书·贾谊传》亦说：“追伤之，因以自谕”。毛泽东注意到这一点，将二人并写并论，是体认到历史的不公正性和正人君子的命运多舛。
“梁王堕马寻常事”作者平静讲述梁王堕马而死不是稀奇的事情。汉文帝把贾谊召回长安，很看重他的才学及品德，任命他为梁怀王刘胜的太傅。后来梁王堕马而死，这是一次意外事故，贾谊有责，仅为护理不周。文帝不责，贾谊自责，或性格中“认真”的成分太重，或律己的“压力”太大，一遇变故，万念成灰。这是贾谊深受儒家“忠恕仁义”思想影响，实践其舍生取忠取义的愚忠信条。本来梁王坠马而死不是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事情，竟然令贾谊哀伤致死。
“何用哀伤付一生”笔锋一转，又回到贾谊身上，惜贾谊宏才不用，惜贾谊因“寻常事”而死，归结为惜人才。“付一生”与“寻常事”对照鲜明而强烈，从而表现了诗人对才华绝世的贾谊因“梁王堕马”而哀伤早逝的深深惋惜之情。“才调世无伦”的贾生竟然因此哀伤而死，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结尾一句有诗意未尽之效，留给了读者许多想象的余地。同时也是作者发动“反右”的一种“自我坦白”。
全篇以议论为主，也夹杂着作者似赞似怜，亦颂亦讽，既赏爱又痛惜的复杂而含蓄的情感，作者的这种相反相成的情感是对贾谊才华与命运之反差的悲叹。贾谊的《治安策》对历史与现实作了深入透辟的分析，提出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抗击匈奴等重要的举措，而文章的开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既透露了贾谊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情怀，却也显示了其性格的柔弱、脆弱，这既成就了贾谊，也伤害了贾谊，是其性格的悲剧，也是其命运悲剧的原因之一。
整首诗反映了作者对贾谊“世无伦”的才华十分赞赏，对其怀才不遇、仕途受挫、未获重用、早亡，非常惋惜；同时对贾谊那种自伤、脆弱、愚忠、迂腐的性格作了委婉的批评。语言明白流畅，化用前人诗句，洒脱自如，韵味深长。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山人劝酒》是乐府旧题，郭茂倩《乐府诗集》编此诗入《奉曲歌辞》。诗咏商山四皓健拔如苍松，落拓不羁，仙风道骨，青春不老，春风和煦向他送暖，蝴蝶翩翩为之起舞。作品着重称颂四皓“各守麋鹿志。耻随龙虎争”的高洁之志。尤其赞誉其以隐士的身份出山辅佐太子，安定了汉朝储皇之位。尔后功成身退，复归商山，毫不系情于官禄爵们，其高风亮节直可追步上古高士巢父、许由。这正符合李白一向所追求的“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园”的理想，所以在本篇对四皓表达了极高的敬慕之情。这和李白其他诗篇颂扬“千古高风”的鲁仲连、安期生等功成身退的名士一样，不过是以咏叹古人来抒写诗人自己的襟抱而已。其他评家以为本篇借四皓佐太子事来影射玄宗朝时事，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全诗可分为三段。“龙虎争”以上为第一段。写商山四皓的仪表风度及节操。“羽翼成”以上为第二段。写商山四皓力回高祖心意，稳固刘盈太子地位的成就。最后六句为第三段。用形象赞颂商山四皓归来的豪壮气概。情若白云，气若嵩岳，楷模巢、由，举觞浩歌。此诗表达“功成身退”的志向，亦是诗人李白一生的追求。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此诗为诗人有感于长安兴衰而作。题目虽曰《忆昔》，其实却是伤今。
“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满楼”，诗歌的首联从回忆入笔，诗人回忆起当年在长安城游历时所见到的情形。所谓“五陵”，原是指汉代帝王的五座陵墓，因当时每立一座陵，都把四方富家豪族和外戚迁至陵墓附近居住，故而“五陵”又代指豪贵所居之处。诗中的“五陵”是指都城长安。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峭不知数。”昔年所见，诗人印象最深的是已是夜半之时，那些豪门贵族依旧是追欢逐乐，灯红酒绿，沉溺于声色之中。“子夜”，这里既可指夜半子时，也可指乐府古曲，《乐府诗集·四四·子夜歌》：“乐府解题日：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可知其曲皆歌唱男欢女爱的内容。首联描绘了明月清辉普照高楼，一片歌舞升平、欢歌达旦的景象，实已暗窝讽刺之意。
“银烛树前长似昼，露桃花里不知秋”，诗歌的次联继续描写这些豪门贵族昼夜不分，春秋不辨地酒食征逐，沉溺声色。“长似昼”，指这些王公贵族卜昼卜夜，以昼当夜地沉醉于声色之中。“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宋书·乐志》中所载的《古辞鸡鸣桑树巅》诗;‘“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韦庄诗借此是要表达富豪贵族们只知享受春风桃李，而不知有肃杀之秋天，语句之中已经暗含他们只图享乐，而全然不顾国家之兴亡。这一联在华语丽辞的背后，诗人的嘲讽之意已经渐露出来。
“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第三联，诗人十分巧妙地借用了历史上的人物与人名进一步地讽刺了那些公子王孙化肆无忌惮、放荡不羁的行径。“西园公子”原指的是魏文帝曹丕。曹植诗《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文选》李善注：“公子，谓文帝。”西园，在今河南临漳县西，为曹操所筑。曹王为公子时常在此夜宴，款待文士。所谓“无忌”，原是战国时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这里诗人用的是字面上的意思，即取其无所顾忌、无所忌惮之意，意指王孙公子们只顾享乐，已到了无所忌惮的地步了。此外，历史上有两个莫愁，即洛阳莫愁与石城莫愁，这里所指，当是石城莫愁。《旧唐书·乐志（二）》载：“莫愁乐，出于石城乐。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一故歌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这里引用莫愁之名，除了指其善歌舞外，同样也借用“莫愁”二字的字面意思。当然，诗句表面上是说那些歌舞女不解国事，不知国之将倾，实则是将矛头指向欣赏歌舞的王孙贵族。这一联写得好，不仅在于对仗极为工整，巧用典故，还在于在工整的形式下，.所蕴含的诗人深沉感慨，读罢能让人咀嚼与深思。
“今日乱离俱是梦，夕阳唯见水东流”，最后一联，诗人荡开一笔，把对往日的回想思绪拉回到现实。追昔抚今，感慨万端，此地此景，昨日的繁华，今日的乱离，多么像一场梦。诗人的感叹，实则包含了对前面所写的醉生梦死生活的谴责。最后诗人以景作结，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夕阳西下，逝水无语东流，这暗淡的景象，悲凉的意境，不仅预示着大唐帝国的行将灭亡，也是诗人悲恰情怀的折射。
这首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感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艺术上此诗主要有两点特色：
一是用典使事，使诗意委婉深曲。首句“五陵”，是长安城外唐代贵族聚居之地，诗中“五陵”不单指代长安，也泛指当时贵族社会。次句的《子夜歌》是乐府古曲，歌词多写男女四时行乐之情，诗人以此讽刺豪门贵族一年四季追欢逐乐、笙歌达旦的奢靡生活。分明讽其沉湎声色，却用“月满楼”为衬景，把讽意深藏在溶溶月色中，不露声色。三句“银烛树前长似昼”，取邢邵“夕宴银为烛”诗意，写王公豪富之家酒食征逐，昼夜不分，也是意存鞭挞，而赋色清丽，辞意似依违于美刺之间。四句“露桃花里不知秋”，语出王昌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借龙标诗语，笔锋暗指宫廷，斥其沉迷酒色以至春秋不辨，同样辞旨微婉，蕴藉不吐。第三联“西园公子名无忌，南国佳人号莫愁”，于对仗工绝之外，尤见使事之巧，尽委婉深曲之能事。“西园公子”指魏文帝曹丕及其弟曹植等，至于“无忌”，却是战国时代魏国公子信陵君的名号。韦庄巧妙地把曹魏之“魏”与战国七雄之“魏”牵合在一起，由此引出“无忌”二字。但又不把“无忌”作专名看待，仅取其“无所忌惮”之意。这句诗的实际意思是指斥王孙公子肆无忌惮。诗人把这层真意寄寓在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号中。由于曹丕和信陵君都是历史上值得称道的风流人物，因此，读起来倒象对那些王孙公子放荡不羁的行为津津乐道，而容易忽略其微讽的深意。下联“莫愁”同此手法，用传说中一位美丽歌女的名字，慨叹浮华女子不解国事蜩螗，深寓“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沉痛。由于巧妙地使事用典，全诗但见花月管弦，裘马脂粉，真意反而朦胧，如雾里看花，隐约缥缈，不见色相。感慨之诗意藉婉而多讽的风调而显得更为深沉，更加耐人咀嚼。
二是借助于双关、象征、暗示等多种修辞手法的错综运用，传出弦外之音和味外之味。“子夜歌”是乐府古调名，也含有“半夜笙歌”的微意，语意双关。“银烛树前”则暗示贵族生活的豪华奢侈。“露桃花里”象征红袖青螺；“不知秋”又用双关手法，含有不知末日将临的深意。“无忌”“莫愁”，均取双关。“俱是梦”的“梦”字，绾上三联，既慨叹往昔繁华，如梦如烟；又有双关“醉生梦死”之意。结句“夕阳唯见水东流”，从修辞角度看，“夕阳”象征唐末国运已如日薄西山，“水东流”象征唐王朝崩溃的大势如碧水东去，颓波难挽；从诗的色彩看，则见残阳惨淡，照着滔滔逝水，暮色苍茫中，万物萧瑟。有此一结句，无限怆怀，顿生纸墨。有此一结句，就使诗情更为饱满、凄怆。水流无已，此恨绵绵，都包含在这七个字中，这正是全诗结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