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全诗模仿《离骚》诗意，写作者在池边种下七株梅树。屈原在《离骚》中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的句子，以大量种植香草喻培育各种人才。白居易在此诗中借亲手栽梅亦含有希望进步力量出来挽救时局之意。他要到开花的时节来查看这七棵梅树，诗人是非常希望梅花能完好无损地成长的。
这首诗通过栽梅一事，表达了诗人良好的愿望。开头一句“池边新种七株梅”，点明栽梅的地点和棵数。“新”，紧扣题目（一题《新栽梅》）。第二句“欲到花时点检来”，写诗人的打算。关于“点检”，无疑是“点检”梅树生长的情况，梅花盛开的情景，梅花艳丽的程度，当然，“点检”包含着观赏的内容。
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为着替皇帝拣选贡桔，曾在此游览。长洲苑桃李芬芳，争奇斗妍，它表面艳丽却义易：于凋零，此刻似乎怀着对梅花的嫉妒心理。诗以桃李喻小人。在三、四两句中，诗人明确表态：他要自己亲手种植的梅花盛开，而不要担心桃李嫉妒。拿梅花束和桃李作对比，明确表示出诗人的爱憎态度，此中深意，只有对梅花的高洁品性有充分了解的诗人，才能体会出来。
这首诗写得通俗晓畅，风格平淡。
此词舍弃了通常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避开了作者感情的直接抒发，却巧妙地实写了少妇和灵鹊的两段心曲。词上片是少妇语，下片是灵鹊语。全词纯用口语，模拟心理，得无理而有理之妙，体现了刚健清新、妙趣横生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这上下片之间是少妇和灵鹊的问答或对话，这说法恐怕不确。实际上倒更像二者的心理独白或旁白，这不仅从语气和清理上看，它们之间不必也不像对话；而且，早期的词是入乐的，它通过演唱者的歌声诉诸人们的听觉，以口头艺术特有的声调语气，使用独白或旁白，是易于表现主人公的心理态势，以至于表达主题思想的。上片在于表明少妇的“锁”，下片在于表明灵鹊的要求“放”，这一“锁”一“放”之间，已具备了矛盾的发展、情节的推移、感情的流露、心理的呈现、形象的塑造，这也就完成了艺术创作的使命，使它升华为一件艺术品了。
灵鹊报喜是中国固有的民间风俗。不过，将灵鹊的噪叫当作行人归来的预报，毕竟只是一种相沿而成的习俗、观念，它本身并不见得合理，因而也就往往难以应验。而作者采用这一习俗入词，正是觑着它的“跛脚处”而有意生发，其目的还在于表现少妇思夫不得而对灵鹊的迁怒。于是，不合理的习俗倒构成了合理的故事情节，而且也由此增强了词作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这有如点铁成金的魔棒，有此一着，顿使全词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给了两段普通的心曲以光彩、活力、生命，使词作活起来。
诗题中的“杜拾遗”，即杜甫。岑参与杜甫在公元757年（至德二年）至758年（乾元元年）初，同仕于朝；岑任右补阙，属中书省，居右署；杜任左拾遗，属门下省，居左署，故称“左省”。“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岑、杜二人，既是同僚，又是诗友，这是他们的唱和之作。诗人悲叹自己仕途的坎坷遭遇。诗中运用反语，表达了一代文人身处卑位而又惆怅国运的复杂心态。
前四句是叙述与杜甫同朝为官的生活境况。诗人连续铺写“天仗”“丹陛”“御香”“紫微”，表面看，好像是在炫耀朝官的荣华显贵；但揭开“荣华显贵”的帷幕，却使读者看到另外的一面：朝官生活多么空虚、无聊、死板、老套。每天他们总是煞有介事、诚惶诚恐地“趋”（小跑）入朝廷，分列殿庑东西。但君臣们既没有办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定下什么兴利除弊、定国安邦之策。诗人特意告诉读者，清早，他们随威严的仪仗入朝，而到晚上，唯一的收获就是沾染一点“御香”之气而“归”罢了。“晓”、“暮”两字说明这种庸俗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对于立志为国建功的诗人来说，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
五、六两句，诗人直抒胸臆，向老朋友吐露内心的悲愤。“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这两句中，“悲”字是中心，一个字概括了诗人对朝官生活的态度和感受。诗人为大好年华浪费于“朝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的无聊生活而悲，也为那种“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的木偶般的境遇而不胜愁闷。因此，低头见庭院落花而倍感神伤，抬头睹高空飞鸟而顿生羡慕。如果联系当时安史乱后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时事背景，对照上面四句所描写的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朝廷现状，读者就会更加清楚地感到“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两句，语愤情悲，抒发了诗人对时事和身世的无限感慨。
诗的结尾两句，是全诗的高潮。阙事，指缺点、过错。有人说这两句是吹捧朝廷，倘若真是这样，诗人就不必“悲花落”、“羡鸟飞”，甚至愁生白发。这“圣朝无阙事”，是诗人愤慨至极，故作反语；与下句合看，既是讽刺，也是揭露。只有那昏庸的统治者，才会自诩圣明，自以为“无阙事”，拒绝纳谏。正因为如此，身任“补阙”的诗人见“阙”不能“补”，“自觉谏书稀”，一个“稀”字，反映出诗人对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唐王朝失望的心情。这和当时同为谏官的杜甫感慨“衮职曾无一字补”（《题省中壁》）、“何用虚名绊此身”（《曲江二首》），是语异而心同的。所以杜甫读了岑参诗后，心领神会，奉答曰：“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他是看出岑诗中的“潜台词”的。
这首诗，采用的是曲折隐晦的笔法，寓贬于褒，绵里藏针，表面颂扬，骨子里感慨身世遭际和倾诉对朝政的不满。用婉曲的反语来抒发内心忧愤，使人有寻思不尽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