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作于建炎三年,是一首寄寓南渡之恨的力作。
上片首句“永夜恹恹欢意少”开门见山。南渡以后,清照隽永含蓄的风格,一变而为沉郁苍凉。上巳虽是传统的水边修禊节日,但词人此时心情不愉,欢意甚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道”,写长夜辗转反侧,梦见汴京,看到汴京的宫阙城池,然而实不可到,故说“空”,抒写对汴京被占的哀思和沉痛。
“为报今年春色认,花光月影宜相照”写今年的自然春色和往年一样认,而今年的政局远远不如从前了。“为报”二字,点明这春天的消息是从他人处听来的,并非词人游春所见。实际上是说,今年建康城毫无春意,虽是朝花夜月如故,而有等于无。“宜相照”的“宜”字,作“本来应该”解。“相照”前著一“宜”字,其意似说它们没有相照,更确切一点,是词人对此漫不经心,反映出她的忧闷。
“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承上启下,点明题旨,透露了女主人公并无心过认这个上巳节日,酸梅酿成的酒,和自己辛酸的怀抱是相称的。这两句,貌似率直,其实极婉转,极沉痛。
“醉里插花花莫笑,可怜春似人将老”,这里把“花”拟人化。“花莫笑”,就是不要笑我老大不小还插花,这一层词意,与末句“可怜春似人将老”紧接,意思是说最需要怜念的是春天也像人一样快要衰老了。“春”暗喻“国家社稷”,“春将老”暗喻“国将沦亡”。
《蝶恋花》是一首六十字的词,这首词题是“上巳召亲族”,带含丰富的思想内容,深厚的感伤情绪,写得委婉曲折,层层深入而笔意浑成,具有长调铺叙的气势。写出作者的国破家亡之恨,寄寓词人对国家社稷的赤子之情
自汉魏以来,诗人常以“杂诗”为题写诗,类似“无题”诗,内容多是慨叹人生或离别相思的。沈佺期写有《杂诗三首》,都写闺中怨情,流露出明显的反战情绪。这里选的是第三首, 首联“闻道黄龙戍,频年不解兵”,语言平易似娓娓道来,给人以鲜明突出的印象。黄龙戍战火连年,可以想见征人久戍之苦,强烈的怨战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不解”与“频年”连用,增强语势,引起人们的联想与深思。
颔联“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是借月抒怀。说今夜闺中和营中同在这一轮明月的照耀下,有多少对征夫思妇两地对月相思。在征夫眼里,这个昔日和妻子在闺中共同赏玩的明月,不断地到营里照着他,好像怀着无限深情;而在闺中思妇眼里,似乎这眼前明月,再不如往昔美好,因为那象征着昔日夫妻美好生活的圆月,早已离开深闺,随着良人远去汉家营了。这一联明明是写情,却偏要处处说月;字字是写月,却又笔笔见人。短短十个字,内涵极为丰富,既写出了夫妇分离的现在,也触及到了夫妇团聚的过去;既轮廓鲜明地画出了异地同视一轮明月的一幅月下相思图,也使人联想起夫妇相处时的月下双照的动人景象。通过暗寓着对比的画面,诗人不露声色地写出闺中人和征夫相互思念的绵邈深情。见月怀人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而这里只写月不写人,意象反而更丰富生动。这“闺里月”既是思妇的眼中月,又是征人的眼中月,既有千里共婵娟之意,又有思妇心神飞度,想见征人之意。诗意双关,征夫、思妇相思之情之景俱在其中,显得清新别致。
颈联“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紧承上联进一步抒写离人相思。“春”而又“今”,“ 夜”而又“昨”,分别写出少妇“意”和良人“情”,其妙无比。四季之中最撩人情思的无过于春,而今春的大好光阴虚度,少妇不禁倍觉惆怅。万籁无声的长夜最为牵愁惹恨,那昨夜夫妻惜别的情景,仿佛此刻仍在征夫面前浮现。“今春意”与“昨夜情”虽是互文对举,却可以作为“夜夜”来读。可是细味“今春意”却有着独特的表现力。“昨夜情”,也对得十分工巧,不仅表现出良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而且还表现出思念之切。他回忆往日夫妻的恩爱,觉得恍如昨夜事一般,不因经久分离而淡薄。可见他们的情意是多么美好、真挚、深厚而动人。
尾联“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抒写出了征夫、思妇的愿望。他们希望能有良将出马,克敌致胜,结束他们长期分离的痛苦。但诗以问句的形式,倍增感慨深沉的意味。这里照应首联回答了“频年不解兵”的问题,表明是将领无能,指挥不得力以致连年征战,这是写透夫妇别离的痛苦以后自然生出的意思。
这首诗构思新颖精巧,特别是中间四句,在“情”、“意”二字上着力,翻出新意,更为前人所未道。诗中所抒之情与所传之意彼此关联,由情生意,由意足情,势若转圜,极为自然。从文气上看,一二联都是十字句,自然浑成,一气贯通,语势较和缓;第三联是对偶工巧的两个短句,有如急管繁弦,显得气势促迫;末联采用散行的句子,文气重新变得和缓起来。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这首词是纳兰性德与好友饮酒时的寄情之作。词人写这首词,既是劝慰临行的好友,也是在抒发自己对好友被小人谗害的激愤之情。
词的上阕寥寥二十一字,却弥散着失意与无奈的情绪。一句“折尽花前柳”,点明了送别的主题。正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离别总是让人感伤的,而一个“尽”字,亦写出了词人不舍的深情——似乎只有折完花前的细柳方能显示出他对友人的惜别之情。隋朝诗人的《送别诗》说:“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离别总是黯然销魂,也总能勾起万般感触。
词的下阕,笔锋突转,由伤别转入对世事人生的感叹。“休为西花瘦,痛饮频搔首”化用李清照的《醉花阴》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花,人比黄花瘦”。以此来劝慰友人勿叹于西花古道,不要独自销魂消瘦,今日一别,相聚又不知是何时,索性狂歌痛饮,以慰年华吧。“痛饮频搔首”,这里容若当是引申自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中“此日空搔首,何人共解颐”的句子,将友人引为人生知己。故此句既是慰友亦是慰己。接下来,容若继续宽慰友人:小人谗滂君子,污其清白,自古已然,就好像上天早已安排好的一样。正如他在《金缕曲·赠梁汾》中所言,“蛾眉谣诼,古今同忌”。此时的纳兰是愤愤不平的,却也是沉默无奈的,但这种沉默却源自他的清傲与旷达。
这首词写别情,却脱出别情外,终又回到别情上,始终想解脱,故作旷达语,又始终不可解脱,终归于一句对于人生的理解“自古青蝇白璧,天已早、安排就”,以此宽慰自己。全词可谓凄婉哀绝,能催人生出同感来。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