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这首诗可分两层,前六句为第一层,叙事与写景,概括表现了山间的美景,详细描绘了山下的田野风光;最后两句为第二层,议论抒情,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美好大自然的无限眷恋之情和独到的审美感。
作者首句即点题,说明自己天一破晓便乘竹轿离开寺庙了。这里没有申说留宿寺庙的原因,宋代和尚多有能诗者,有些使命还很大,作者也许昨夜是与黄山寺一位诗僧切磋诗艺,探讨哲理,大有所得,余兴犹存;出的庙门,又见一路春光扑面,春色宜人,因此格外高兴。“野塘山路尽春色”一句,概括了下山途中的景物。这里作者之所以没有细细勾勒野塘边、山路旁的景色,是由于天刚破晓,景物尚在朦胧之中,不宜看得真切,加上作者又是乘坐竹轿,不比步行能驻足细赏。但一个“尽”字,见一路映入诗人眼帘的尽是明媚的春光,已足以传达出满心愉悦之情了。
山路曲曲,松林层层。从“穿松影”一语可见下到山脚,登上坦途,太阳已经升起了。黄山寺已被层峦叠翠所遮,只从山颠云际隐隐约约传来阵阵的钟声。山之高、林之密、路之远,尽在不言之中。
下得山来,“平陆”的春光与“山路”相比,又有动人之处。颈联“草色溪流高下碧,菜花杨柳浅深黄”,写出了春日田野风光的特征。一条小溪,蜿蜒曲折,碧波荡漾;溪岸两旁,郁郁葱葱,碧草吐芳。草在岩上绿,水在岸下绿,是水绿了草?还是草映绿了水?一片片菜花翻波涌浪,一排排杨柳婀娜多姿,菜花黄得浓,柳丝黄得淡,浓淡相间,深浅相配,协调和谐,宛如画境,真可谓”撩人春色不须多”。置身于这生气盎然的一片大好春光之中,谁人能不动情呢?
“杖藜切莫匆匆去,有伴行春不要忙”。诗人在撩人春色的诱下,终于从竹轿上走下来了。他不满足于“坐轿观花”,而要拄上藜杖,漫步田野,细细地欣赏体味。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春天里的万紫千红,匆匆流览,岂能深刻体会到个中三昧?所以诗人劝告同行之人,“有伴行春不要忙”。这里既流露出对美好春光的无限眷恋之意,又谈出了一种生活中审美的经验;在观赏美景时,应该保持一种高度闲适的心境,细细观摩,慢慢体味,才能深入认识美的事物的真谛,而不能走马观花,浅尝即止。作者在《天台曹园》诗中也说:“平生看花法,不学蜜蜂忙”。蜜蜂采花是为着酿造蜂蜜,实质上是一种追求功利的表现;诗人赏花是为着审美,而审美在形式上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自由的观照,而不是一种功利的欲求,所以审美时应该抛弃功利之心,进入一种专注忘情的境界。也许,诗人昨夜在黄山寺庙同和尚谈论的正是这类道理吧?
这首诗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后两句突然借花之自悼,实写人之自悼。此诗托物言志,情感真切自然。
“浮香绕曲岸”,未见其形,先闻其香。曲折的池岸泛着阵阵清香,说明荷花盛开,正值夏季。“圆影覆华池”,写月光笼罩着荷池。月影是圆的,花与影,影影绰绰,莫能分解。写荷的诗作不在少数。而这首诗采取侧面写法,以香夺人,不着意描绘其优美的形态和动人的纯洁,却传出了夜荷的神韵。
“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是沿用屈原《离骚》“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句意,但又有所变化,含蓄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早年零落的感慨。
卢照邻在去世前不久写的《释疾文》中说道:“春秋冬夏兮四序,寒暑荣悴兮万端。春也万物熙熙焉感其生而悼死,夏也百草榛榛焉见其盛而知其阑,秋也严霜降兮殷忧者为之不乐,冬也阴气积兮愁颜者为之解欢。圣人知性情之纷纠。”这不免也有诗人自己的性格原因。由于他被病痛所折磨,对事物变化的反映特别敏感。如《释疾文》中所说:“神翳翳兮似灰,命绵绵兮若缕。一伸一屈兮,比艰难若尺蠼,九生九死兮。同变化乎盘古。万物繁茂兮此时,余独何为兮肠邅回而屡腐?”“草木扶疏兮如此,余独兰騨兮不自胜。”万物越是繁茂越是生机勃勃,他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形象枯槁。同时他对繁荣的万物是“感其生而悼死”,“见其盛而知其阑”也有对自己和他人盛时的回忆与感慨。他的这种思想突出表现在他晚期的诗歌里。
《曲池荷》的前两句写的是花好月圆,而后两句突然转写花之自悼。这花之自悼实为人之自悼。咏物诗,“因物以见我”,乃见其佳处。除余山《竹林问答》中说:“咏物诗寓兴为上,传神次之。寓兴者,取照在流连感慨之中,《三百篇》之比兴也。传神者,相赏在牝牡骊黄之外,《三百篇》之赋也。若模形范质,藻绘丹青,直死物耳,斯为下矣。”如此看来,可见卢照邻咏物诗之造诣。
《曲池荷》在写作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成功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所谓象征,就是借用某一景物或形象的某些特征来表现另一事物或形象的艺术手段。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象征与被象征的事物,即荷花的遭遇和诗人的遭遇一明一隐,一实一虚。诗中所创造的境界掩盖着、暗示着、朝向着另一个深邃的精神境界即诗人内心隐蔽的境界,最后完全融合。读者突破诗人设置的这个外在境界后,才能真正走进诗人刻意营造的另一个隐蔽的内心境界,才真正获得了作者的意图,即诗旨诗趣。
《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一首题壁诗。破山寺,即兴福寺,在今江苏常熟市西北虞山上。唐代咏寺诗为数不少,且有很多佳作 。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构思独具特色 ,它紧紧围绕破山寺后禅房来写,描绘出了这特定境界中所独有的静趣。
首联"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落笔勾勒出清晨时分后禅房四周的环境。早晨,初升的红日将金色的阳光洒向寺院,洒向虞山之中的林木,使寺院变得更加绚丽明亮,高耸入空的山林也变得更加翠绿葱茏,令人心旷神怡。这里,一个"入"字,写出了古寺美景之幽远,一个"照"字又将旭日东升时的勃勃生机给刻写得出神入化,透露出诗人欣喜昂扬的情绪。首联是写后禅院的远景,为下文的近景刻画打下了基础。
颔联"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点出题中"后禅院"三字,描写出通向后禅院弯曲幽深的小路和后禅院景色的幽静迷人。僧房深藏在花木丛中,香气馥郁,宋欧阳修曾感慨地称赞道:"我常喜诵常建诗云:‘竹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故仿其语作一联,久不可得 ,乃知造意者唯难工也。"这一联的美,不仅体现在写景的准确传神上,而且表现在其思想内涵的深邃上。佛教提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清净,无欲无求,苦修苦行,而后禅院却花木繁茂,清香扑鼻,由此含蓄曲折地表现僧侣们内心对美的热烈向往和执着追求。“曲径通幽”之美学在中国古典园林上有广泛运用。
颈联和尾联在意念上紧承颔联,颔联写诗人的发现之美,追寻之乐,这两联则通过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有情有态的景物描写来渲染佛门禅理涤荡人心、怡神悦志的作用,在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又把读者带进幽美绝世的佛门世界。诗人举目四望,只见艳阳高照,天地生辉,翠竹幽林沐浴在阳光灿烂之中熠熠生辉,眩人眼目;活泼小鸟欢飞在茂林修竹之间自由自在,惹人羡慕。禅房前面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水潭,蓝天白云、茂林修竹倒映其间,给人以洁净空明、心旷神怡之感。“空人心”应对上句“悦鸟性”,点示如此空灵纯洁的世界的确可以涤除尘念,净化心灵;“悦鸟性”又暗示人只有像鸟一样,远离凡尘,回归自然,崇佛信道,才能保持本真,逍遥适世。颈联写山光物态,写小鸟欢飞,写潭影空明,无一不在形象地暗示禅味佛理感化人心,净化灵魂的奇妙作用。
尾联两句以声衬静,营造一个万籁俱寂的境界,这与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钟磬之音,远远超出了“晨钟暮鼓”的报时功能,而被赋予一些寓意深微的象征意义,这是来自佛门圣地的世外之音,这是引领人们进入纯净怡悦世界的奇妙佛音,这是回荡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天籁之音,悠扬而宏亮,深邃而超脱。显然,诗人欣赏这禅院与世隔绝的居处,领略这空门忘情尘俗的意境,寄托了自己遁世无门的情怀,礼赞了佛门超拔脱俗的神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