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写黄州端午节一派清新升平气象。“银塘朱槛麹尘波，圆绿卷新荷”，描绘宜人的美景。一“银”，一“朱”，一“麹尘”，一“圆”，一“绿”，一“新荷”，组缀成五月百色争妍的风景图，颇有“晴沙金居色，春水麹尘波。红簇交枝杏，春含卷叶荷”（白居易《春江闲步赠张山人》）的神韵。“兰条荐浴，菖花酿酒”，笔锋一转，由写大自然进入到写民俗生活：绿兰枝浸水而浴，绿菖蒲酿酒而饮。整个生活，沉浸在浓郁的节日气氛中，身心愉快。最后一句为点睛之笔，将上述四句的意境概括为“天气尚清和”，世界上一切都是清新的、和好的、升平的。
下片，写苏轼与徐君猷一起欢度端午节日。“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开头三句，承上启下，将酬节“沉醉”，伴之以“歌”，将欢欣谐趣的两位官员描绘得十分传神。“好将”二字，起到贯连上片与下片的主脉作用。“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是苏轼承上升平景象而吐出的酒后真言：太守治州有方，无人犯罪，遗爱人世，百姓安居，可以称之为“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清泰政治。这正是苏轼借题抒发爱民思想的用意。自然，这次端午酬节超过正常性的游宴就没有什么可吝惜的了。字里行间渗透苏轼与徐君猷志同道合的情谊与痛快淋漓之才思。
全词，名为写端午酬节风俗，欣赏五月自然风光，实是借题发挥，歌颂徐君猷的善施政德，使民安乐的功绩，表露苏轼自己的忠君爱国忧民的愿望。上片结尾处“天气尚清和”，收而未尽，为下片留出余地，正好是下片起句“好将沉醉酬佳节”的过片句，由咏景而转向写人，起了承递作用，景情融合。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词的上片写景，描述出词人对充满了苦难的祖国河山的挚爱深情，细致地映衬出一颗爱国志士的忧国之心。正因为词人热爱祖国，深深地为国事担忧，才在下片的抒情中进一步表达了自己的报国情怀。下片意承景来，接以政治失意的对比，愈显其情真意切。结拍“人生只有情难死”句，这“情”，既有思君报国之喻，又有壮志慷慨之义，形象地表现出词人的拳拳爱国心。词中用典巧妙，屈原的美人香草之思被作者化用于词句中，委宛曲折，如泣如诉，扩充了词的伤感意蕴。比兴手法的运用，更加深了全词的感人情境。
此词创作时已入初夏，三春已逝，作者回顾在京游踪，恍如一梦，故词以“九十韶光如梦里”一句起调。紧承此句的“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中的“销魂”两字，用江淹《别赋》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意，以表达其离京时对这片土地的依恋、惜别之情。后两句则为出东便门后所见田野间之景。此两句寓情于景，联系其“如梦里”的感受，上句所写“落日野田黄蝶起”之景，可与陈维崧《尉迟杯》词“闻说近日台城，剩黄蝶濛濛，和梦飞舞”三句合参，似化用《庄子·齐物论》中梦蝶的寓言，以表达其迷惘如梦的心情。
下句所写“古寸丛荻摇深翠”之景，则可参读作者后来在《南轺日记》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所写“连日所行之境，绿杨万树，红蓼丛生，愈繁密处，愈觉萧疏”，“微吟二句云‘每当荻苇萧森处，便有江湖浩荡心’，盖深知世变之巨，将来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此时作者从寸荻摇翠中所产生的当也是“萧森”之感、“江湖”之心。
过片“惆怅玉箫催别意”一句，明白揭出“别”字，进一步表达此次离京的“惆怅”之情。继此句后，以“蕙些兰骚，未是伤心事”两句极言其离京时的伤心怀抱。在作者看来，楚辞中所抒写的幽忧还未足以道出他此时的“伤心事”。
结拍“重叠泪痕缄锦字，人生只有情难死”两句，则用诗歌的传统手法，托男女相思以表达其眷恋京国的缠绵幽约之情，而如果过片“惆怅”句是用韦皋与侍女玉箫典，则此两句中固有男女间生死相思的恋情在。人间的真情、至情是执着的、永恒的。“情难死”句是对此情的赞颂，与李商隐《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诸句，可称异曲同工。
叶恭绰在《广箧中词》中以“沉痛”两字评此词。其词情之如此沉痛，当因写此词时，其别情离绪是与其落第后的失落之感及其关念时事的忧国之情交织为一的。此时，政局日非，内忧外患迭起，是国危如缕的多事之秋。作者此次在京时曾于致友人函中对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的签订极表愤慨，又曾与人谋议劾李莲英事。此词起调“九十韶光如梦里”句，似也寓有对清皇朝的盛世已如梦如烟、一去不返的感慨。“寸寸关河，寸寸销魂地”两句，更似寓有对鸦片战争以来一再丧师失地，使河山蒙羞的悲愤，而“落日”之景本就可以喻示国运之衰微没落。下片词所说的“伤心事”，应不仅仅指离别之事。其就楚《骚》翻进一层而言者，盖自伤生逢末世，身历千古未有之变局，目睹接踵而来之国耻，其烦忧苦恨固有与屈原相通之处，但其时、其事则大异于屈原之时、之事，其伤心怀抱更有甚于楚《骚》所表述者。至于词的结拍两句所云泪痕之“重叠”、深情之“难死”，也应在离愁别恨外，还有更沉痛的世事之忧、国亡之惧，以及空怀革新政治的抱负而屡试不第、志业难展之恨。
词中写思妇对于生活的要求，已经低到了不能再低的限度：不敢想真的与征夫重逢，只希望能够在梦中多见几面；不敢想人归，只希望书归；不敢想回信之速，只寄希望于来年。哀惋至极。在它的背后，正不知有多少个幻想变成过泡影，多少次热望化作了灰烬。显而易见，这样写，比直接去写思妇盼望征人早早归来深沉千万倍。
然而该篇的好处还不尽于此。其哀惋的笔调之下，更潜藏着对于封建统治者的一定程度的谴责。按古代诗歌中写思妇、征夫互通音讯之困难的篇章本不在少数，如南朝梁刘孝先《春宵》诗曰：“敦煌定若远，一信动经年。”唐刘希夷《捣衣篇》曰：“缄书远寄交河曲，须及明年春草绿。”贾岛《寄远》诗日：“身征辽海上，家住锦水边。十书九不到，一到忽经年。”皆是其例。但它们所强调的，往往还是空间距离的遥远，属于客观因素，只好“怨天”。而本篇于“边堠远”三字之下又添了“置邮稀”一句，这就道出了执政者们对于征人及其家属苦痛的熟视无睹，在主观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分明是在“尤人”了。苏轼写那专供帝王、后妃们享用的新鲜荔枝、龙眼如何不远万里、及时贡进，也有“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荔枝叹》）之句。虽咏前朝之事，实刺当代的类似情形。用它来反衬贺词，愈见“置邮稀”三字于轻描淡写中有微词在焉，不可等闲看过。
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指出：“观以上凡七言二句，皆唐人绝句作法。”（手批《东山词》，未刊稿）是的，它们确实不类宋调，其丰神直追唐音。试观唐入同题材的七绝，陈玉兰《古意》日：“夫戍萧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一行书信干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陈陶《水调词》曰：“长夜孤眠倦锦衾，秦楼霜月苦边心。征衣一倍装绵厚，犹虑交河雪冻深！”张泫《怨诗》曰：“去年离别雁初归，今夜裁缝萤已飞。征客近来音讯断，不知何处寄寒衣。”贺词与之相较，正不多让。
最后把这一组词《捣练子》纳入唐宋词发展史的范围内来作一考察。像这样以思妇口吻、借捣衣寄远以表达怀念戍人之情，并讽谴封建统治者的题材，在早期民间词里是屡见不鲜的。“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词牌正是《捣练子》，艺术上是粗糙些，反苛政的思想内容却很强烈。后来到了某些文人手里，此长彼消，向着否定的方向发展。文人词中最早的一首《捣练子》系李煜（一说冯延巳）所作：“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写作技巧提高了许多，内容却换成了写封建知识分子夜听寒砧的悲秋情绪，真是“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诗·召南·鹊巢》）了。至于贺铸这组词，又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它们标明是“古捣练子”，五首中且有三首用韵与上引《捣练子》相同，显然，词人是有意汲取了早期民间词中的营养并向其复归。不过，他在学习和继承民间词的同时，扬弃了它那质木无文的弱点，益之以文入词的成熟技法，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写出了新的水平。唐宋文人词中，这种题材的作品非常少见，达到和贺铸同样水准的那就更难寻觅。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对于这组词的价值，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