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去不堪千里远，别来何况一年深。
江山有路通幽梦，鱼雁无情断好音。
管鲍贫交君记否，少陵曾为发悲吟。
相去不堪千里远，别来何况一年深。
江山有路通幽梦，鱼雁无情断好音。
管鲍贫交君记否，少陵曾为发悲吟。
这首诗作于公元755年（天宝十四年），主要描写边疆安宁时战士们的生活情景。
前二句，“气亦粗”写出战士们征战极为辛苦劳累，又可见战士们因战胜敌人而士气高昂，欢欣鼓舞，还可见战士们为来之不易的安宁而高兴的同时，也有稍加休憩的愿望。如此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准确地抓住了人马都大口呼吸的典型细节，并纤毫毕现地表现出来。想必当时诗人和战士们一样，也是“气亦粗”，于是抑制不住内心那份创作冲动，感而为义，发而为诗。
后二句，“净”字极言边塞十分安宁，也饱含着胜利的喜悦，还饱含着对艰苦征战的回味咀嚼。“孤”字既写出了天山突兀而出的奇景，更是诗人面对边疆安宁、寂寞的景象时放达心境的体现。“虏尘净”、“天山孤”两相对照，生动地反映了以前胡人驰骋天山，曾经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如今天山依旧，胡人已遁迹远去这一变化过程。
全诗读来，如闻战阵的战鼓之声，短促有力，铿锵动人，掷地有声，毫不拖泥带水，于极短的篇幅中，有叙事、有写景，形象地刻画出边塞平静时的生活情景，表现了诗人奋战边塞的万丈豪情和卓越的艺术水平。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首句点题，说明自己行程。“烟瘴”二字，切岭南气候，暗示自己因为避乱到连州，过着很艰苦的生活。次句具体写流亡生活对自己身体的摧残，连用“疾病”、“衰颓”、“不堪”三词，突出环境的恶劣，也隐隐将自己对国事的忧愁略加表露，语意低沉深挚。历来诗人都喜欢把情感寄托在对风物的吟咏之中，这两句诗切定“烟瘴”，从而直述种种不堪，也是采用这一手法。
三、四句笔锋忽转，不再写自己，转说小儿女不知道是逃难，坚持说眼前的景物比江南还好。这两句看似平常，实际上颇见构思之苦。诗以“避地”二字为主脑。眼前的风光，未必不如江南，关键是诗人此番是逃难而来，他又是江南人，见惯江南景色，如今颠沛流离，心情不佳，遥望故乡，战火不息，他怎会对眼前的景色赞赏呢？他又怎么会有心情欣赏眼前的秀丽景色呢？反过来，儿女年幼，没有大人那样的忧愁，自然感觉不同，说眼前的景色胜过江南。诗人这样写，正是通过小儿女的不解事，反衬自己的忧思，所以用“强言”二字为小儿女定位，道出心中无限凄楚。苏轼《纵笔》“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将心中的感慨借小儿的误会诉出，寓庄于谐，兴味无穷；杜甫《月夜》“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直接说小儿女无知，表示自己悲伤。吕本中这首诗也通过小儿女的不懂事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取径不同，仍然很有可能是受了前人的启发。
诗前两句从正面直说，写得很凝重压抑；后两句从侧面衬托，表面上作轻描淡写，实际上将原本的痛苦渲染得更加深沉。吕本中诗自附于江西诗派，讲究“悟入”、“活法”，这首诗写得沉浑老成，就是从杜甫诗入径，而加上了自己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