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前夕,诗僧月性在离乡东游前写了两首自述其志向的题壁诗《锵东游题壁二首》。后来被西乡隆盛读到了,他认为其中第二首诗的内容符合自己的抱负,便稍作修改后存留着自勉。清朝末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国将不国、 民不聊生。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成功成为中国有志青年效法的榜样,西乡隆盛的著名事迹也流传到了中国。
由此可以推断:在这种条件下,少年毛泽东或者是从书籍报刊上,或者是直接从留学东洋的教师那里,读到了西乡隆盛版本的这首述志诗。之后,他坚持要离家前往湘乡接受更加高等的教育,开拓更为广阔的天地。这与固执守旧的父亲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他改动了这首诗的几个字,而后呈给父亲。
首诗是少年毛泽东走出乡关、奔向外面世界的宣言书,从中表明了他胸怀天下、志在四方的远大抱负。
这是一首典型的言志诗。
起首两句所表述的诗意,思想鲜明、气势雄伟、铿锵有力。“立志出乡关'’的毛泽东,用“学不成名誓不还”的绝唱,表明了他求学的坚决、志向的高远。
后两句将上述诗意向更深的意境进行挖掘,动用先否定、后肯定的手法,具体生动地描写了死后尸骨何必非要归故里,人生行至何地自有青山随的诗意。从诗句中,自然而然地发出寓意深远的感叹,从而受到启迪。
全诗通俗易懂,平仄押韵流畅,让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巧借古今中外经典词句,变为自己明志之诗句,简洁而不简单,通俗不失大雅,是毛泽东心态、 志向的真实流露。一个胸怀不凡志向,聪慧、 倔强、 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和顽强毅力的毛泽东,正迈向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此词作于公元一一九〇年(绍熙元年庚戌)八月十七日夜。篆冈,是辛弃疾在上饶的带湖别墅中的一个地名。小酌,便宴。此词就是在这次吟赏秋月的便宴上即兴写成的。
上片写带湖秋夜的幽美景色,见出秋色之可爱,说明古人悲愁没有多少理由。“夜月楼台,秋香院宇”二句对起,以工整清丽的句式描绘出迷人的夜景:在清凉幽静的篆冈,秋月映照着树木荫蔽的楼台,秋花在庭院里散发着扑鼻的幽香。第三句“笑吟吟地人来去”,转写景中之人,十分浑然一体。这七字除了一个名词“人”之外,全用动词与副词,衬以一个结构助词“地”,使得人物动态活灵活现,欢乐之状跃然纸上。秋景是如此令词人和他的宾客们赏心悦目,他不禁要想,为什么自古以来总有些人,一到秋天就悲悲戚戚呢?当年宋玉大发悲秋之情,究竟为了什么?
上片末二句:“是谁秋到便凄凉?当年宋玉悲如许”,用设问的方式否定了一般文人见秋即悲的孱弱之情。宋玉的名作《九辩》中颇多悲秋的句子,如“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等等。辛弃疾这两句,对此加以否定。应该说,当年宋玉之悲秋,是有一定缘由的,辛弃疾这里不过是聊将宋玉代指历来悲秋的文人,以助自己抒情的笔势,这是对古事的活用。由这两句的语意看来,悲秋似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有敞开胸怀,纵情吟赏秋色才是通达的啰!每个读者初读到此,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联想,而顺着作者这个表面的语调和逻辑继续阅读下去,思考下去。
其实,作者的本意并不在此!读了词的下片读者才知辛弃疾最终是要肯定悲秋之有理。只不过,他之所谓悲“秋”,已不同于传统文人的纯粹感叹时序之变迁与个人身世之没落,而暗含了政治寄托的深意。
上片那些欲擒故纵的抒写,乃是一种高明的蓄势反跌之法。换头三句“随分杯盘,等闲歌舞,问他有甚堪悲处?”仍故意延伸上片否定悲秋的意脉,把秋天写得更使人留恋。秋夜不但有优美的自然景色,而且还有赏心悦目的好事,可以随意小酌,可以随便地欣赏歌舞,还有什么值得悲伤的事呢?就这样,在上片“是谁秋到便凄凉”一个问句之后,作者又在下片着力地加上了一个意思更明显的反问,把自己本欲肯定的东西故意推到了否定的边缘。末二句突然作了一个笔力千钧的反跌:“思量却也有悲时,重阳节近多风雨。”这一反跌,跌出了此词悲秋的主题思想,把上面大部分篇幅所极力渲染的“不必悲”、“有甚悲”等意思全盘推翻了。到此人们方知,一代豪杰辛弃疾也是在暗中悲秋的。他悲秋的理由是,重阳节快来了,那凄冷的风风雨雨将会破坏人们的幸福和安宁。
“重阳节近多风雨”一句,化用北宋诗人潘大临咏重阳的名句“满城风雨近重阳”,这正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说的“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辛弃疾之所谓“风雨”,一语双关,既指自然气候,也暗喻政治形势之险恶。稼轩作此词时,国势极弱,国运日衰,而向来北兵也习惯于在秋高马肥时对南朝用兵,远的不说,公元一一六一年(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率三十二路军攻宋之役,就是在九月份发动的。稼轩《水调歌头》(落日塞尘起)一阕就有“胡骑猎清秋”的警句。鉴于历史的教训,闲居带湖的辛弃疾在密切注视政坛情况变化时,不会不想到边塞的情况。此词实际上表达了作者对当时政局的忧虑之情。这首词通过时节变化的描写来反映对现实生活的深沉感慨,气度从容;欲擒欲纵,文法曲折多变;巧妙采用前人诗句,辞意含蓄;通过比兴等手法,寄托政治感想。
《田家三首》是一组完整的诗篇。第一首诗写农民一年四季从早到晚,辛勤紧张地在地里劳动,到头来却无法维持生计,因为他们的劳动果实全都被官府以田赋和徭役的形式搜刮去了。他们不仅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而且子子孙孙还得把这种悲惨的遭遇延续下去。第二首诗通过具体的事例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为催租逼税而威胁恫吓直至私刑拷打农民的种种罪行,从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封建暴政下的痛苦生活。这首诗前六句写农民在完成夏税的征敛中被封建官府剥削一空的情景,次十句写里胥在催租时对农民的敲诈勒索和威胁恫吓的情景,后二句写农民听了里胥的一席威胁话语后所产生的恐惧心理。第三首诗前八句描绘的是秋收后农村的景象,后六句则是描绘诗人因迷路在农家借宿的经过。这首诗用非常朴素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淳朴可敬的田翁老人形象,反映了诗人和农民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三首诗体现了一些共同的特色。一是叙事朴实生动,客观真实;二是语言质朴无华,几近口语,体现了田园诗的本色;三是运用生动的形象描写与对话描写,极富艺术感染力,忠实客观地表现了农村悲惨的生活图景,含蓄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诗人对封建官吏的憎恶,对穷苦民众深切同情的民本思想和对自己遭贬永州、前途无望的愤慨。清人毛先舒说这组诗“叙事朴到”,这一评价是精当的。
《拟行路难·其六》 鉴赏
这首诗也是反映的仕途失意与坎坷。和《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相比,表现形式上纯用赋体,抒述情怀似亦更为直切。
全诗分三层。前四句集中写自己仕宦生涯中倍受摧抑的悲愤心情。一上来先刻画愤激的神态,从“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这样三个紧相连结的行为动作中,充分展示了内心的愤懑不平。诗篇这一开头劈空而来,犹如巨石投江,轰地激起百丈波澜,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关注。接着便叙说愤激的内容,从“蹀躞”、“垂羽翼”的形象化比喻中,表明了自己在重重束缚下有志难伸、有怀难展的处境。再联想到生命短促、岁月不居,更叫人心焦神躁,急迫难忍。整个心情的表达,都采取十分亢奋的语调;反问句式的运用,也加强了语言的感情色彩。
中间六句是个转折。退一步着想,既然在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不如丢开自己的志向,罢官回家休息,还得与亲人朝夕团聚,共叙天伦之乐。于是适当铺写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场景,虽则寥寥几笔,却见得情趣盎然,跟前述官场生活的苦厄与不自由,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当然,这里写的不必尽是事实,也可能为诗人想象之辞。如果根据这几句话,径自考断此诗作于诗人三十来岁一度辞官之时,不免过于拘泥。
然而,闲居家园毕竟是不得已的做法,并不符合作者一贯企求伸展抱负的本意,自亦不可能真正解决其思想上的矛盾。故而结末两句又由宁静的家庭生活的叙写,一跃而为牢骚愁怨的迸发。这两句诗表面上引证古圣贤的贫贱以自嘲自解,实质上是将个人的失意扩大、深化到整个历史的层面——怀才不遇并非个别人的现象,而是自古皆然,连大圣大贤在所不免,这足以证明现实生活本身的不合理。于是诗篇的主旨便由抒写个人失意情怀,提升到了揭发、控诉时世不公道的新的高度,这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升华。还可注意的是,诗篇终了用“孤且直”三个字,具体点明了像作者一类的志士才人坎坷凛冽、抱恨终身的社会根源。所谓“孤”,就是指的“孤门细族”(亦称“寒门庶族”),这是跟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家大族”相对讲的一个社会阶层。六朝门阀制度盛行,世族垄断政权,寒门士子很少有仕进升迁的机会。出身孤寒,又以“直”道相标榜,自然为世所不容了。钟嵘《诗品》慨叹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是完全有根据的。他的诗里不时迸响着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抗争与哀叹之音,也不难于此得到解答。
前面说过,同为诗人抗议人生的哀歌,此诗较之《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的正言若反、半吐半吞,写法上要直露得多,但此诗也并非一泻到底。起调的高亢,转为中间的平和,再翻出结语的峭拔,照样是有张有弛,波澜顿挫。音节安排上由开首时七言长调为主,过渡到中间行云流水式的五言短句,而继以奇峰突出的两个长句作收煞,其节奏的高下抗坠也正相应于情感旋律的变化。所以两首杂言体乐府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再进一步,拿这两首感愤言志之作,来同前面那些借思妇口吻言情的篇什相比较,风格上又有不少异同。前诗婉曲达意,这里直抒胸臆;前诗节拍舒徐,这里律动紧促;前诗情辞华美,这里文气朴拙——随物赋形,各有胜境。不过无论哪一类题材,都能显现出作者特有的那种奇思焕发、笔力健劲的色调,这正是鲍照诗歌最能打动人心的所在。《南史》本传用“遒丽”二字评论他的乐府创作,后来也以“俊逸”概括其诗风,其实“俊”和“丽”还只标示出它的体貌,“逸”和“遒”才真正摄得它的神理。从鲍照的“俊逸”到的“飘逸”,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