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是白居易为妇女呐喊不平的名句，表现了诗人对封建时代下层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关注。在这首原调《浪淘沙》小词中，他又通过对一位思妇复杂微妙的内心矛盾的描绘，真实地表现了妇女对爱情的忠贞和悲惨的境遇。
发端二句，劈空发问：“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以水喻情，此为古诗所常见。在人们看来，汹涌澎湃而来去倏忽的潮水，与负心汉那狂热似火却须臾即逝的短暂之情多么相似；而那浩瀚永恒的大海，则正如痴情女那缠绵忠贞的爱的胸怀。可是，诗人笔下这位女子对此却不以为然，予以否定。在她眼中，江潮海水哪能与郎情己意相比呢？此言与众不同，一反常理，而反问句式更强调其意。一下紧扣人心，感到新颖奇特，不知何故：是水长情短，还是情深于水？急于得知答案。这样就为下文的申说发挥作好有力的铺垫。
紧承此意，转句即申说其由。“相恨不如潮有信”，以君、潮相比。潮水已是变化不定的了，但潮涨潮落，毕竟还有其定时，而君之离去，渺无归期，可见君不如潮，对比之下，更衬出君之薄情，令人相恨。同时，诗人在此化用了李益《江南曲》诗意：“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从而暗示出这是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女子，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极为常见。当时官府重商弃农，盐商和珠宝大贾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姓名不在县籍中”，“不属州县属天子”，他们牟取暴利，生活豪奢，玩弄妇女，喜新厌旧，自然谈不上什么爱情专一。“商人重利轻离别”、“日日逐利西复东”，故商人妇便更要常受“来去江口守空船”之苦。了解这一背景可更深一层地理解此句之意。
既然君不如潮，则水就不似君情。意思本已很明白，似可就此住笔。然诗人意犹未尽，却翻空出奇，推出“相思始觉海非深”的妙句作结。短短七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首先，它在上句君情潮水相比君不如潮的基础之上，再分别从情与水两方面加以延伸，将妾心与海水相比，谓妾心深于海。同与水比，或不及，或过之，已自见出高下。而这两组对比又通过潮不如海这客观差异而相联系，使君情与妾心之间形成更鲜明突出的反差。可谓匠心独运，出人意料，极为夸张而形象地渲染出君之负心与妾之痴情，起到了进一步深化主题的艺术效果。其次，“相思”与上句“相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巧妙地给我们展示出思妇那复杂微妙的心理。她既恨君不如潮，却又非李益笔下那位意欲“嫁与弄潮儿”的妇女一样泼辣决绝。而是相恨又无奈，恨罢仍相思，思与恨交织融合，难以区分。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有助于突出其忠贞不渝，情深于海；另一方面也更真实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下层妇女孤立无援的不幸命运和深受残害的悲剧性格，因而更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在当时的罪恶制度下，她们除了默默的忍耐、无望的期待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故作者所揭示的思妇心理，不仅有对负心汉的谴责，也暗含对黑暗现实的讽谕。第三，“始觉”二字，说明君之薄幸、妾之深情都是在痛苦相思之中悟出，同时还照应了上联，说明那异于常理之问并非来无端绪，而正是相思女子久经失望折磨后之体验所得。这样，便充分地传达出无比深切的酸楚，凄婉动人。
由此可见，白居易诗并非只是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直露无隐。这首小词既借鉴民歌常见表现手法，质朴明快，天然无饰，而又言简意赅，细腻而生动地表现出一位与琵琶女身世相同的思妇的复杂矛盾心理。含蓄深婉，怨而不怒，堪称民间词与文人词结合的典范。
全诗含蓄深厚，曲折别致，独具匠心，耐人寻味。这首送别诗，不写离亭饯别的依依不舍，却更进一层写冀望别后重聚。这是超出一般送别诗的所在。开头隐去送别情景，以“送罢”落笔，继而写别后回家寂寞之情更浓更稠，为望其再来的题意作了铺垫，于是想到春草再绿自有定期，离人回归却难定。惜别之情，自在话外。意中有意，味外有味，真是匠心别运，高人一筹。
诗的首句“山中相送罢”，在一开头就告诉读者相送已罢，把送行时的话别场面、惜别情怀，用一个看似毫无感情色彩的“罢”字一笔带过。这里，从相送到送罢，跳越了一段时间。而次句从白昼送走行人一下子写到“日暮掩柴扉”，则又跳越了一段更长的时间。诗人在把生活接入诗篇时，剪去了在这段时间内送行者的所感所想，都当作暗场处理了。
对离别有体验的人都知道，行人将去的片刻固然令人黯然魂消，但一种寂寞之感、怅惘之情往往在别后当天的日暮时会变得更浓重、更稠密。在这离愁别恨最难排遣的时刻，要写的东西也定必是千头万绪的；可是，诗只写了一个“掩柴扉”的举动。这是山居的人每天到日暮时都要做的极其平常的事情，看似与白昼送别并无关连。而诗人却把这本来互不关连的两件事连在了一起，使这本来天天重复的行动显示出与往日不同的意味，从而寓别情于行间，见离愁于字里。读者自会从其中看到诗中人的寂寞神态、怅惘心情；同时也会想：继日暮而来的是黑夜，在柴门关闭后又将何以打发这漫漫长夜呢？这句外留下的空白，更是使人低回想象于无穷的。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从《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句化来。但赋是因游子久去而叹其不归，这两句诗则在与行人分手的当天就惟恐其久去不归。唐汝询在《唐诗解》中概括这首诗的内容为：“扉掩于暮，居人之离思方深；草绿有时，行人之归期难必。”而“归期难必”，正是“离思方深”的一个原因。“归不归”，作为一句问话，照说应当在相别之际向行人提出，这里却让它在行人已去、日暮掩扉之时才浮上居人的心头，成了一个并没有问出口的悬念。这样，所写的就不是一句送别时照例要讲的话，而是“相送罢”后内心深情的流露，说明诗中人一直到日暮还为离思所笼罩，虽然刚刚分手，已盼其早日归来，又怕其久不归来了。前面说，从相送到送罢，从“相送罢”到“掩柴扉”，中间跳越了两段时间；这里，在送别当天的日暮时就想到来年的春草绿，而问那时归不归，这又是从当前跳到未来，跳越的时间就更长了。
王维善于从生活中拾取看似平凡的素材，运用朴素、自然的语言，来显示深厚、真挚的感情，令人神远。这首《山中送别》诗就是这样的。
这首诗写一个青年小伙子，以“垂钓”作掩护，在风光宜人的钓鱼湾，焦急地等待着情人的到来。这首清新的小诗，将春天、春水、春花、春树与青春融为一体，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春意图。
一二句写暮春季节钓鱼湾的动人景色。点缀在绿荫中的几树红杏，花满枝头，不胜繁丽。这时，暮色渐浓，那小伙子驾着一叶扁舟，来到了钓鱼湾。他把船缆轻轻地系在杨树桩上以后，就开始“垂钓”了。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管他怎样摆弄钓杆，故作镇静，还是掩饰不了内心的忐忑不安。杏花的纷纷繁繁，正好衬托了他此刻急切的神情。
“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进一步写小伙子的内心活动。这一联富有民歌风味的诗句，包孕着耐人寻思的双关情意：表面上是说他在垂钓时，俯首碧潭，水清见底，因而怀疑水浅会没有鱼来上钩；蓦然见到荷叶摇晃，才得知水中的鱼受惊游散了。实际上是暗喻小伙子这次约会成败难卜，“疑水浅”无鱼，是担心路程多阻，姑娘兴许来不成了。一见“荷动”，又误以为姑娘轻划小船践约来了，眼前不觉一亮；谁知细看之下，却原来是水底鱼散，心头又不免一沉，失望怅惘之情不觉在潜滋暗长。这里，刻划小伙子在爱情的期待中那种既充满憧憬欢乐、又略带担心疑惧的十分微妙的心理变化，真可谓丝丝入扣，惟妙惟肖。
前四句明明写垂钓情景，而却偏说是写爱情，这并不是附会。因为诗的最后两句点明：“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诗人不把这两句点明爱情的诗，开门见山地放到篇首，这就是诗的结构艺术之妙，如果把最后两句放到篇首，诗来气脉尽露，一览无余；再没有委婉的情致。而且这样一来，那一联双关句，势必成为结尾，使语意骤然中断，漫无着落，不能收住全诗。这样结尾，从全诗意脉结构来看，却极尽山回路转、云谲雾诡、变化腾挪之妙。它使前面钓“垂钓”，一下子变成含情的活动，也使“疑”、“知”等心理描写，和爱情联系起来，从而具备了双关的特色。
诗就在袅袅的余情、浓郁的春光中结束了。在夕阳的反照下，绿柳依依，扁舟轻荡，那小伙子时而低头整理着钓丝，时而深情凝望着远处闪闪的波光—他心上的情人。“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这简直是一幅永恒的图画，一个最具美感的镜头，将深深印在读者的脑海中。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
上元夜，指旧历正月十五夜，又称元宵节。我国素有元宵赏灯的风俗。崔液组诗《上元夜》七绝，共六首。描写当时京城长安元宵赏灯的繁华景象。据刘肃《大唐新语》记载：“神龙（唐中宗年号，公元705—707年）之际，京城正月望日（即十五），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族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喧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竞夸。文士皆赋诗一章，以记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苏、郭之作皆五律）、殿中侍御史崔液为绝唱。”这是崔液所作赏灯诗六首中的第一首。
“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玉漏银壶”，计时的器具，古代以漏刻之法计时，具体方法是用铜壶盛水，壶底打通一小孔，壶中立刻度箭，壶中的水逐渐减少，箭上的度数就依次显露，就可按度计时，击鼓报更。元宵夜尽管解除了宵禁，但长安城的钟鼓楼上，仍旧按时报更；人们听了，都嫌时间过得太快，怕不能玩得尽兴，于是说：滴漏箭壶，你不要这样一声比一声紧地催促呀，也不要过得那么快，今夜的城门要一直开到天亮呢！上句写出了人们“欢娱苦日短”的感慨，下句是说在此太平盛世，应该通宵尽兴。吃过晚饭，打扮一新的人们，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迫不及待地早早走出家门，三五成群相邀着、呼唤着、嬉笑着，涌出巷口，融入大街，汇进似潮喧闹欢腾的人流。人们兴高采烈地燃放烟花爆竹，挥舞狮子龙灯，观赏绚丽多彩的灯火，评论着、嬉戏着、赞叹着。越看越高兴，越玩越兴奋，“莫相催”衬托出气氛之热烈，景色之迷人、“彻明开”既写出了元宵节通宵达旦闹花灯时间和程度，又写出了人们高涨而持续的勃勃兴致。
后面接着连用两个问句：“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谁家”、“何处”，实际是指家家、人人说明万人空巷的盛况。这包括了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形形色色的各类人。因而，“谁家”“何处”这四字包涵的内容实在太多，它把人声鼎沸、车如流水马如龙，灯火闪烁，繁华似锦的京城元宵夜景一语道尽。连用两个诘句，不仅将盛景迷人，令人不得不往的意思表达得灵活传神，而且给人以无限回味的余地，言有尽而意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