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元好问针对元稹评论杜甫的言论的再评论。元稹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特别推重杜甫晚年所写的长篇排律诗“铺陈始终，排比声律”，认为这方面李白连它的门墙也达不到。的确，杜甫在诗歌语言艺术上是很下功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杜诗格律严谨，对仗工稳，尤其是晚年的长篇排律更为精细，“晚节渐于诗律细”。这是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过于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如，后来宋代的江西诗派也杜甫为宗，但侧重于杜甫诗歌炼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忽略了杜诗多样化的风格和艺术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问对元稹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
杜甫的晚年的长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赠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问认为杜甫的排比铺张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元稹过分称颂这种手法，单把“排比铺张”当作不可逾越的藩篱，是错把似玉的石块当成连城璧了。这也体现了元好问反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以及对诗歌社会现实内容的关注。
此诗亦为王安石晚年谪居金陵，任江宁知府时所作。在表面的表达昔盛今衰之感的同时，把自己非常复杂的心境，也暗含于诗作之中。
金陵城自古以来便是帝王之州，唐代刘禹锡曾作《西塞山怀古》一诗：“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然而，王安石看到的与刘禹锡所见大不相同，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王气正盛之地，佳气上浮。但那是晋代的事情，已经过去四百年了，晋代的白衣胜雪，衣冠之族，已经成为一座座古墓，回首往事的时候，这些是怎堪回首呀。末句借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名句，表达的是同样的昔盛今衰的怅然之情。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过去的时代里，这是诗歌中常用的写法，借此来表明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同时使诗歌具有一种“高古”的气象。
作者独自一个人绕着江水边上行游，然后登上高楼。“绕水游”是排遣心中的愁绪或不平事的一种办法，在这里，作者借这种典型的动作来表现内心的无边愁绪。好在这种“绕水游”并不受外在任何事物的限制，可以“恣行”，随意地到处走走。但是，这是一种多么无奈的自由啊，王安石所追求的，是推行新法，实现强民富国的愿望，而现在，只能是“绕水游”而已，慨叹之声，达于纸上。古人在诗中所抒写的，常常不是“达则兼济天下”的顺境，而是“穷则独善其身的”逆境，但到底心还被“达”的愿望所牵绊，所以读这样的诗句的时候，要看出作者表面闲适的背后，是无穷的凄凉与热切的期盼。“上尽层楼”含有中国古代的“登高怀远”“登高而愁”的文化密码。从东汉末年时期的王粲写《登楼赋》开始，这个动作就被赋予了思念故国之情。而唐代王之涣的一首《登鹳雀楼》则是从人生哲学意味上诠释了这一个典型的动作、典型的场景。在这里，作者是思念故国（首都）呢，还是“欲穷千里目”呢？通过上文的表面闲适与内心焦虑，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思念的，正是重回故国，再造宏业；通过后文的回忆往事，我们又可以知道作者这时的心理是放弃思念故国的想法，而注重对往事的追寻，注意对往事从文化意义上进行思考；我们还可以认定，作者是想“登高望远”，而这里的“远”，不是空间上的，而是时间上的，表明作者独特的意趣和别具怀抱。国学大师陈寅恪曾说：“诗若只有一种解释便不是好诗。”一首真正的好诗，就是可以这样多方面地甚至地矛盾地刺激读者去思考，去与自己的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思考诗歌的同时，也思考人生的选择甚至人类的境遇。“更上楼”，不是上到楼的顶端再往上走，而是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登楼。往事悠悠而去了，你不要问我在想些什么，回头看过去的时候，只能看见窗外的长江，在日夜不息地向东流去。结句也是化用唐人诗句，王勃的《滕王阁诗》，作者在这里却别有怀抱：可以理解为，历史是无情的，就像东流之水，一直向前，或许人类所为的一切只是这水的片刻停留，没有太大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不论目前我的遭遇如何，但我所做的一切，都如长江水一般，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或者联系《滕王阁诗》原文前一句：“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的反问，问当今的皇帝“今何在”，表达自己期待着重回朝廷的愿望。但似乎一切都不重要了，就像长江水，一直流着，流着。
读该诗，自然想到作者《满江红》词中“怒发冲冠”、“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描写，两相比较，皆直抒胸臆，气势健举，可互为诠解。本诗中作者表达必将一雪靖康之耻，迎接君王车驾还朝的忠君之情，是一种报效祖国，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爱国之情。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忠君与爱国在一般人眼里是同一的，岳飞也不例外，这是时代的局限。
该诗开头“雄气”之“气”，即为诗眼，诗人之怨气、将军之怒气、爱国者的浩然正气，直冲云霄，通平天地气之所生，在“君仇”未报，如何报仇？作者要斩除敌人迎回君王，为民族大义，非一己利益。末句掷地有声，震聋发聩，凸现出诗人的形象与品格。结合诗人的人生行事，鉴赏者读此诗自不会因其平直显露，而否认其特有的艺术感染力。
另一个角度来说，第一句是全诗的主旋律，这种直冲霄汉的英雄之气，使岳飞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第二句的“君仇”，指金兵掳掠徽、钦二帝北去一事，他鞍马征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复失地，雪靖康之耻。因此接下来，第三句表示要迎接二帝还朝。最后一句展示了岳飞的思想境界。作为一员战将，出生入死，不为拜将封侯、高官厚禄，只是为了忠君王，一雪国耻。这种“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理想，是中国古代高尚士人们的人生追求。
文学史上，岳飞的诗名不显，但这首诗却豪气流贯，激昂壮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这诗是陶集赠答诗中的名篇。诗中念古伤今，流露着作者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羊长史，名松龄，是和作者周旋日久的友人，当时任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的长史。这次是奉使去关中，向新近北伐取胜的刘裕称贺。秦川，今陕西一带。
刘裕在消灭桓玄、卢循等异己势力之后，执掌朝政，功高位尊，已怀有夺取司马氏政权的野心。公元416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师北伐，消灭了羌族建立的后秦国，收复了古都长安、洛阳。自永嘉之乱以来，南北分裂，晋师不出，已逾百年。这次北伐胜利，本是一件大好事。无奈刘裕出兵的动机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所以才得胜利，便匆匆南归，去张罗篡位的事了。他一心只是“欲速成篡事，并非真有意于中原”。南北统一的希望，终成泡影。三年之后，他便代晋成了依然偏安江左的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
对刘的意图，作者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对北伐胜利和羊长史入关称贺，他都表现得十分冷漠，只在序里淡淡地说了一句“衔使秦川”而在诗中又委婉地讽示友人，不要趋附权势，追求驷马高官。这一切，都显现出这位“隐逸诗人”对现实和政治还是相当敏感、有所干预的。 因为诗所涉及的是很敏感的时政问题，所以其表现也十分隐约、含蓄。
全诗分四节。首节八句，悠徐地从“千载上”说起，说是自己生在三季（夏、商、周三代之末）之后，只有从古人书里，得知些黄帝、虞舜之世的事，不禁慨然长念——那时真风尚存，风俗淳朴平和。言下之意，三季之后，就只剩下欺诈虚伪，争攘篡夺了。这自然是对刘裕的隐隐嘲讽。既提到“古人书”，就以它为纽带，自然地转入下文：也正是从书里，知道了贤圣余迹，多留存在中都一带。点到“贤”字，目光便已遥注到下文的“绮（里季）与甪（里先生）”；而“圣”，则上应“黄虞”。自己是一直向往“贤圣”们所作所为的，所以始终盼望着去那里游骋心目；只是限于关山阻隔（实际是南北分裂的代用语），没能如愿而已。这样缓缓说来，既说出自己对“贤圣”的崇仰心情，也以宾带主，渐渐引入羊长史的北去。思路文理，十分绵密。
次节四句，转入赠诗。现在九域已经初步统一起来了，诗人下了决心，要整治船只车辆，北上一行。听说羊长史要先走一步，自己因身有疾病，难以联袂同行，只有赠诗相送。诗人早衰多病，五十以后即“渐就衰损”（《与子俨等疏》），“负疴”当然是实情；但“不获俱”的真正原因，还应在于羊长史是奉使向刘裕称贺，而自己却是要“游心目”于贤圣遗迹，目的既不同，当然也不必同行了。
“路若经商山”以下八句，是赠诗主旨所在。到关中去，说不定要经过商山，那正是汉代初年不趋附刘邦的绮、角等“四皓”的隐栖之地。作者很自然地借此向友人嘱咐，要他经过时稍稍在那里徘徊瞻仰，并多多向四皓的英灵致意。相传四皓在辞却刘邦迎聘时曾作《紫芝歌》：“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而畏人兮，不若贫贱之肆志。”（见《古今乐录》）如今，紫芝无人采，深谷里也大概久乏人迹、芜秽不堪了——多少人已奔竞权势、趋附求荣去了。作者在这里说“为我”，流露出自己是有心上追绮、角精魂的人，同时也示意友人要远慕前贤，勿误入奔竞趋附者的行列。接着，他又化用《紫芝歌》后段的意思警醒友人：“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高车驷马，常会遭罹祸患；贫贱相处，却可互享心神上的欢娱。是讽示，也是忠告，朱光潜在《诗论》中曾举到这首诗说“最足见出他于朋友的厚道”，正指此处。
《紫芝》一歌，可看作这首赠诗的灵魂。篇首的“慨然念黄虞”，已化用了“唐虞世远”之意；直到结尾，作者还郑重写出“清谣结心曲”，深慨绮、甪长往，人既乖违，时代亦疏隔久远，自己只有在累代之下，长怀远慕，慨叹无穷了。“言尽意不舒”，见出作者对时世慨叹的多而且深，也示意友人要理解此心于言语文字之外。
此诗念古伤今，流露着诗人对时局的观感和政治态度，也体现了“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对友人进行讽示、忠告，大有别于一般伤离惜别、应酬敷衍之作。全诗思路文理绵密，从远处落笔，紧扣正意，徐徐引入，最后突出主旨，手法高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