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可分为四段。每段都是以“笑矣乎”开头。第一段，诗人化用汉代童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来讽刺是非错位、黑自颠倒的丑恶社会现实。接着举了战国时张仪、苏秦的例子来说明“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现象。张仪和苏秦是战国时有名的纵横家。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权诈之术，取得了人主的信任。张仪曾作过秦国的丞相，而苏秦却能佩六国相印，成了纵约长。他们都凭着“曲如钩”的本领，成了显赫一时的权贵。如果他抱诚守直，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话，说不定他们早就饿死在道边了。李白的这些诗句，借古讽今，旨在揭露当时国君昏聩，才使得象张仪、苏秦那样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小人，一个个受宠得势，而象自己守直不阿的人，却只能作阶下囚了。
由于李白自己将社会看透了，认为不值得为统治者卖命卖力，思想反转为出世。第二段就写出了这种思想的转变。“君不见”四句，借用《楚辞·渔父》的典故，先写那位“避世隐身” 、“欣然自乐”的渔父，后写抱直守忠的屈原。屈原被楚王放逐，行吟泽畔，遇到了隐者渔父。渔父劝他和光同尘，与世推移，而屈原要坚守正义，正道直行，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宁赴湘流，葬身子鱼腹之中，也不愿“以皓皓之自，而蒙世之尘埃。”渔父听完后：“荛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君足’。遂去，不复言。”李白在这里以调侃的口气，表面上是奚落屈原“平生不解谋此身，虚作《离骚》遣人读”，其实骨子里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嘲热讽。在“曲如钩”的社会里，正直如屈原的人，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还不如学沧浪老人，“避世隐身”为好。
第三段，诗人运用豫让、屈平、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古人以不同方式求得“身后名”，深入展开议论。屈平自投汨罗，博得“以身殉国”的美名。豫让，春秋时晋国人，为智伯多次行刺赵襄子未遂而自杀，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刺客”。巢父和许由为古代著名隐者，传说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听后，认为有污自己的耳朵，便逃到颖水边洗耳，当时，巢父正牵犊饮于下流，就责怪许由污其犊口，遂牵犊到上游。伯夷、叔齐为殷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武王伐纣之后，不食周粟而饿死，被孔子称为“古之仁人”。但是，诗人认为这些古人都是为“爱身后名”的奴役，不如“我爱眼前酒”。这个中的妙理在于“饮酒眼前乐”是实实在在的，“身后虚名”则不是。“男儿穷通”自有机遇，不必强求，即使求得“身后名”，死后人们弯腰向你礼拜，你也不知道了。这一“虚”一“实”的反差，正是李白的牢骚话。“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李白《将进酒》）诗人正是以这种惊世骇俗的牢骚话博得千古美名。诗人借用猛虎不屑一顾案头肉和洪炉不熔铸囊中小锥进行类比反衬，表现自己不汲汲于“身后名”的傲骨和大志，嘲笑那些贪图靠“身后名”者不过是些心底狭窄之辈！
最后一段，又以宁武子和朱买臣宕起一笔。宁武子，即宁戚，春秋齐人，有奇才，隐于商旅，齐桓公夜出巡访，他正在喂牛，并击牛角而歌唱，桓公闻而奇之，委以重任。朱买臣，西汉人，家贫，以卖柴为生，好读书，能朗诵《楚辞》，后被汉武帝征用。诗人用这两个古人的事迹，旨在说明穷通有时，应该顺其自然，从而嘲讽那些被“曲如钩”者迷惑了心窍的当权者，即是遇到宁、朱二人，也不会了解他们，他们也只好去佯狂避世了。
这首诗前两句写牡丹娇艳可爱的丰姿和闲雅安静的气度，后两句写花欲凋谢时的愁怨，暗言自己愁春光易逝，愁红颜易衰。这首诗以美人喻花，意境优美。含蓄蕴藉，余味悠长。
“绿艳闲且静，红衣浅复深。”这两句先侧重写牡丹枝叶的状态和花的色彩。诗人以人写花，说碧绿鲜艳的牡丹叶，簇簇拥立，多像一个身着绿妆娴静文雅的少女；那色彩时浅时深错落有致的红色欲滴的花片，又像少女的衣裙。开首这两句，诗人把美人和牡丹融为一体，写的是牡丹的外部形象。
“花心愁欲断，春色岂知心。”这两句是写“牡丹仙子”的内心世界，说花儿似乎也有情感，也有愁。因为牡丹花与春天同在，在美好的春天里，牡丹花娇嫩妩媚，姿容娟秀，清香万里，占尽了春情。然而，春天不能永驻，谁也无法挽留，这正是牡丹的愁心所在。它深知自己的芳香美色只能与春天同在。春天一去，它就会调零衰败，渐渐枯萎。因此，人们只知道欣赏春色，欣赏牡丹花的鲜艳，而不知道它的一片愁心。
这首诗在用字造句上，更是煞费苦心。以“绿艳”衬托“红衣”，使牡丹显得娇媚动人。作者不明言自己愁春光易逝，愁红颜易衰，而让花儿自愁自哀自伤自叹，真是翻奇出新，别有一番情致。全诗把牡丹花写得有血有肉有情感，达到了意境上的神化和形象化，是一篇较好的咏物诗。
范至能，即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比陆游小一岁。公元1162年（绍兴三十二年）九月，孝宗已即位，两人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同事相知。公元1175年（淳熙二年）六月，范成大入蜀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辟陆游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范成大有一首诗：“余与陆务观自圣政所分袂，每别车取五年，离合又常以六月，似有数者。”《宋史·陆游传》说：“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这年春，陆游因病休居城西桥一带；范成大也因病乞罢使职，公元1177年（淳熙四年）六月，离蜀还朝。范、陆在蜀，颇多酬答唱和之作，这首词就是其中一首，如作于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秋陆游病后休官时。
公元1176年（淳熙三年），陆游五十二岁，已离开南郑军幕，在成都制置使司任官，后又因病和被“讥劾”而休官，有年老志不酬之感。故上片开头三句：“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即写此感。这种感情，正如他《病中戏书》说的：“五十忽过二，流年消壮心”，《感事》说的：“年光迟暮壮心违”。“壮心”的“消”与“违”，主要是迫于环境与疾病，故接下去即针对“病”字，说：“萧条病骥。向暗里、消尽如年豪气。”这一年的诗，也屡以“病骥”自喻，如《书怀》：“摧颓已作骥伏枥”，《松骥行》：“骥行千里亦何得，垂首伏枥终自伤”，这一年的《书叹》诗：“浮沉不是忘经世，后有仁人知此心。”《夏夜大醉醒后有感》诗：“欲倾天上银河水，净洗关中胡虏尘。那知一旦事大谬，骑驴剑阁霜毛新。却将覆毡草檄手，小诗点缀西州春。鸡鸣酒解不成寐，起坐肝胆空轮囷。”浮沉不忘经世，忧国即肝胆轮囷，可见所谓消沉，只是一时的兴叹而已。“梦断故国山川，隔重重烟水。”由在蜀转入对故都的怀念，而“心在天山”的心迹也透露无疑，同样也表现出作者终日忧愁，于何时才能重返前线的愤慨。另一方面，也为下文“身万里，旧社调零，青门俊游谁记”。作一过渡。“旧社”义同故里，这里紧属下句，似泛指旧友，不一定有结社之事，苏轼《次韵刘景文送钱蒙仲》：“寄语竹林社友，同书桂籍天伦”，亦属泛指。“青门”，汉长安城门，借指南宋都城临安。这三句表示此身远客，旧友星散，但难忘以前同游交往的情兴。陆游在圣政所时，与范成大、周必大等人同官，皆一时清流俊侣，念及临安初年的旧友，都引以自豪。就如《诉衷情》说：“青衫初入九重城，结友尽豪英。”《南乡子》说：“早岁入皇州，樽酒相逢尽胜流。”换头“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又自回忆临安转到在蜀处境。锦城虽好，柴荆独处；投闲无俚，以睡了时，哪能不“叹”？“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这两句是倒文，即此时心事，无人可以交谈，只得以自醉对付清愁之意。时易境迁心事无人可付；只能是壮志未消、苦衷难言的婉转倾诉。作者“借酒浇愁愁更愁”，酒不能消“清愁”，愁反而成醉。巧妙、曲逝地反映出作者的心态。
“纵有楚柁吴樯，知何时东逝？”无计消愁，无人可托心事，转而动了归乡之念，也属自然。因“东归”而想望“楚柁吴樯”，正如他《秋思》诗说的：“吴樯楚柁动归思”，“东逝”无时，秋风又动，宦况萧条，又不禁要想起晋人张翰的故事：“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薄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顿感“空怅望，鲙美菰香，秋风又起。”更难堪的，是要学张翰还有不能，暂时只得“空怅望”而已。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的心情，不仅仅是想慕张翰。他的“思鲈”，还有其不得已的苦衷，诗集中《和范待制秋日书怀二首》，作于同时，不是说过“欲与众生共安稳，秋来梦不到鲈乡”吗？陆游是志士而非隐士，他的说“隐”，常宜从反面看。这也曲折反映出作者怀才不遇、壮志未酬的无奈心情、欲罢而又不甘心。因两种矛盾心情，遂发出“空怅望”的感叹。才有“思鲈”的痛苦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