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上片写远在异地的游子在清明即将来临之际，盼紫燕捎书，却杳无音讯。下片写思妇在家，掩户闲眠，屡卜佳期，盼游子“急整归船”。本词直抒情怀，清疏明快，言情真挚，且有层深婉转之美。
起句写江南的春色：“残萼梅酸，新沟水绿，初晴节序暄妍”，带残萼的青梅含酸；门前沟水澄绿。描写雨后初晴景色。清明时节，江南风光清丽。孙舣《菩萨蛮》写梅子初生：“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点著枝酸，吴姬先齿寒。”“池塘雨后添新绿。”蔡伸在这里写雨后池水新涨景色。词人有共同的感受。
“独立雕阑，谁怜枉度华年。”雕阑是楼上木雕阑干，借指登楼。登楼倚阑，春色暄妍。游子未归，谁与共娱。叹年华枉度也。“枉度”柳永《定风波》中曾有句“年少光阴虚过”。再看辛弃疾《满江红·敲碎离愁》曰：“人去后，吹箫声断，倚楼人独。满眼不堪三月暮，举头已觉千山绿。但试把一纸寄来书，从头读。”所写女子春日登楼睹景怀人之情事亦同，却是所念之人有“一纸寄来书”，又不同于柳词之“音书无个”。词中情事相同，思路也颇为一致。但表达方式却由于词人作品风格不同和其词中人物差异而稍有不同。
“明朝准拟清明近，料燕翎、须寄银笺。又争知、一字相思，不到吟边。”清明时节已近，料想远方会飘来他的消息。但哪想却音迹杳无。这几句意思层次转折，构思较为奇特。表达了盼信而又怕无信的繁杂情感。燕子传书之说，由来已久，江淹《杂体诗·拟李都尉从军》就写道“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孙惟信《昼锦堂》词“燕翎难系断肠笺”，作反面写。“吟边”，意犹“诗名”、“词中”。陆游《身世》诗：“吟边时得寄悠悠。”这片主要写女人在晚春时节，怀念远方的人。下片笔锋一转，表达女子相思之苦，盼望远方的人归来之情。
“双蛾不拂青鸾冷，任花阴寂寂，掩户闲眠。”女子一春不事妆饰，无意赏玩，掩户闲眠。她双眉不画，冷落鸾镜，是“谁适为容”之意。春光独对，愁闷徒添。无意欣赏“屡卜佳期，无凭却恨金钱”，唐人于鹄《江南曲》曾作“众中不敢分明语，暗掷金钱卜远人。”屡次用金钱占卜行人归否，都无凭据，因此怪起金钱来。从占卜无凭，讲到心理状态，直抒其恨，其怨。“何人寄与天涯信，趁东风、急整归船。”表达心意：希望有人代自己向天涯游子带去书信，盼他趁东风。三月桃花水涨，马上准备归舟，返程会快些。表达出迫切愿望，盼对方书信又怕不得其相思一字之意自然映衬。写词极为巧妙，处理很得体。
“纵飘零，满院杨花，犹是春前”，让远方的人“趁东风”出发，点明上几句盼归、促归意思。并且呼应“谁怜枉度华年”使全篇浑然一体。远方的人赶紧在春尽之前回来吧，尽管到达时已是柳绵吹尽时候，只要有几天春天日子，就不会让这年春天完全在孤独中溜走。
词写得很流畅，一气转折到底，慢词表现这样的决绝感情是很难得的。他通过特殊的艺术构思，反映了人物独有的心理状态和相思感情，确不同于一般作品。
诗首联点明了诗人此时的身份、心境以及神态行为；颔联写景，景象壮阔，气势雄浑；颈联既是眼前实景，也是诗人对局势的企望；尾联用典，写观雨感受，表现对抗金胜利的渴望。该诗虽然写的是雨景，但却包含着诗人对时局的极大关注。
“山客龙钟不解耕，开轩危坐看阴晴”，点明了诗人此时的身份、心境以及神态行为。“山客”是诗人自谓，“客”点明处境，“龙钟”写诗人精神状态；“不解耕”表明诗人不会（懂）农桑。这里，与其说作者在介绍自己，不如说他在述说那个不幸的时代。寓居异乡，是因为国破家亡；精神疲惫，是因为颠沛流离；不事农桑，是由于在这战乱扰攘的年代无法进行和平生产。首联的出句，写出了诗人对这个特定时代的鲜明态度，是因，是“客”；对句才是果，是“主”，“危坐”表现了诗人郑重的神态及沉重的心情。“阴晴”是运用双关，既是天气的变化，也是当时抗金时局的动态。这又与前面的“不解耕”自然衔接，“观雨”与“时局”二者圆和无迹。
“前江后岭通云气，万壑千林送雨声。”写景，景象壮阔，气势雄浑。江壑林岭，风起云涌，雨声阵阵。诗人既写出了夏季云雨的固有特征，也表现了他此刻浩茫深沉的思绪：广大地域的风云翻涌、大雨滂沱，就是整个国家颠覆播迁的写照。这里不单写雨景，也是在写时局，最高统治者不作有力的抵抗，致使金兵势如破竹，这里的“云”“雨”又是两层含义巧妙的融会在一起。
尽管云雨的猛烈遮蔽万物，雨中的万物并没有全然屈服，时局也并非黑暗一片。乌云密雨中也有不屈不挠的抵抗，摇摇欲坠的危局中也有一丝生机（这里主要是指当时的长沙守帅向子湮的积极抗金举动）。颈联既是眼前实景，也是诗人对局势的企望。竹枝顽强地挺立着，高高的山角上、大风吹掀处露出了光明。这里诗人对雨势变化观察的细致入微，表明他对现实的高度关注。
尾联用典，出句化用了杜甫的“床头屋漏无干处”的诗句，对句也是老杜的“净洗甲兵长不用”诗句的化用，在此均为反其意而用之。作者由雨又想到了一个典故：武王伐殷时，天降大雨，姜太公说：“这是上天在为我们洗刷兵甲，助我伐纣！”我大宋王朝如果兴兵伐金，也可以借助这大雨洗刷兵器。果真如此，我个人的屋子漏雨又何妨！“当然这里的“雨”所指是有助于抗金的好的事物。比如积极的抵抗政策、行之有效的作战措施、戮力同心的上下配合、催人奋进的舆论氛围等等，与上面所指的晦暗的压迫势力、飘摇欲坠的危势等等是不同的（这也是广义的“双关”）。这是作为意象的多义性决定的，更是诗人关心时局、希望政局好转的本意决定的。
当然，全诗还运用了拟人、对仗等辞格，使得气韵雄沉；但关键还是双关的应用，把眼前的自然现象、把诗人对自然现象的观感与对现实的焦灼而深刻的思虑天衣无缝般地有机融为一炉，拓宽了诗歌的意境，深化了诗歌的内涵，气足神完，极具审美意义，是陈与义现存诗中的精品。
太子晋时年15岁，慧有口辩。师旷反复问难以试其才，太子晋对答如流，使师旷深为佩服。师旷主要活动在晋障公（前572—前558)、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略早于孔子。关于本篇，清人谢墉《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云：“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弱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辨之也。”清人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则说：“窃疑此篇即师旷所自作，故通篇韵语，妙绝古今，诚一种佳文也。”两人的评价完全相反，去若天壤。仔细分析，谢氏所谓的“体格卑弱不振”，显然是有着先入为主的成见；而唐氏以之为师旷自作因而说“妙绝古今”，也是刻蔚台高的过誉之论。本篇非必师旷所作，而可能是战国时期瞍、矇一类人收集、改编有关师旷的传说而成。类似的材料在刘向编撰整理的《新序》与《说苑》中也有一些，如《说苑，建本》所载《炳烛》，《说苑，正谏》所载《五指之隐》，以及《新序-杂事一》所载《天下有五墨墨》等。从结构与语言特征来说，这些都与后来的俗赋极为相似，当是先秦两汉典籍中保留下来的先秦古赋。
作品开头一节叙述师旷聘周的原因，类似于后世赋中的序或话本中的“入话”。叔誉是舂秋中期晋国的大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的口才，可是他出使周朝却连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小孩子都对付不了，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手法。
故事的主体部分围绕师旷的“五称”与太子晋的“五应之”展开，这是先秦时一种类似于五打三胜制的问答比赛，“五称”指提了五个问题。对于师旷的“五称”，太子晋都答得非常完满，解除了晋国的疑虑，使师旷不断“告善”“罄然”乃至跺起脚来：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跔，是以数也。’
其恢谐颇富有民间文学天真、浅显与滑稽的风格。之后，太子晋也向师旷提了五个问题，但其随机的设问，却使得师旷拙于应对，几乎辞穷，太子晋也由被动而主动，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儒雅风度。不过，作品的末尾，年轻的小王子问起了自己的年寿，却被告知“不寿”，他对此也已自知：“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末尾“未及三年，告死者至”的结果令全文在令人怅然若失的哀婉气氛中结束，也弥漫着神异的色彩（参伏俊琏《俗赋研究》）。全篇充满了智慧、机趣与灵异，也富有小说的气息。
文章主体以主客问答形式写成，人物对话之外，描写情节发展的文字很少，只有“师旷曰””太子应之曰”一类简单的提示语。对话部分韵散间出，以四言歆语为主，并多排偶句式，辩词语言通俗，且押韵自然，这些者卩说明了它的口诵性质。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对话并不推动故事肩节的进展，而为的是表现人物的才智。问的一方尽量想难倒对方，而答方却应变自如，并且巧妙地让问对双方位置互换，开始新一轮的问难。所以，本篇就体制而言，显然受到民间论辩伎艺的启示，把它当作论辩类讲诵文学是名符其实的。而《太子晋》被周史载入史籍，证明它可能流传于贵族社会之中。有学者认为此篇是“文赋的同一类型”（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另有学者则更明确说“它其实是一篇窜入《逸周书》的战国古赋”，是“战国时的民间赋”（《逸周书的一篇战国古赋》）。
这里还要提到师旷的特殊身份。他是一位盲人，故篇中自称“瞑臣”（《说苑，建本》篇自称“盲臣”）。《庄子音义》引《史记》云：“师旷，冀州南和人，生而无目。”可知他就是《国语，周语》所记载的“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中瞽、瞍、矇之类，因而对历史典故非常熟悉。这就关系到先秦时期瞍、矇对于赋体文学的作用。所以又有学者说：“瞍矇的讽诵活动对赋的形成，尤其是文赋与俗赋的形成，起了推动的作用”（赵逵夫《读赋献拜》）。这是值得重视的。
此外，本篇写师旷与太子晋相互吟诗而且引诗，这种情况既符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富有时秦代散特文征艺，也类似于《穆天子传》中周穆王与西王母作诗以抒情言志的情节。正因为如此，现代学者或将其看作古小说，如鲁迅谓此篇“记述颇多夸饰，类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思迪则谓“颇类小说家言”（《经子解题》）；胡念贻径以此篇为小说（《逸周书中的三篇小说》）。这既表明了文学早期文体未分时多种文体的相互滲透及其共生状态，也从另一方面显示了这篇古赋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