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段(篇首十二句)陈述被放的遭遇,抒发救国的忠愤。李白讨逆爱国,无辜被刑,实为冤屈。只因时机乖违,怨谁难辨。此诗开头四句即言其得罪并不怨天,他以黄口小雀易为罗者所得、白龙化鱼偶为渔者所刺的典故为喻,说明自身被祸当归咎自身,这里以一“愚”字自责不明智、不识时务。其实当时永王东巡至李白获释这一过程事态之翻覆,非人所能预料。但他对安史作乱是非常痛恨的,直以“鲸鲵”“豺狼”呼之,谴责其多行不义,一“屡”字谓其作恶多端。正是因为安史之乱,使他又在肃宋朝坐累远流,“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二句,可见其遭逐仓皇之状。但李白虽一再遭逐并不沉溺于个人的不幸之中,“悲作楚地囚,何由秦目哭!”襟怀非常广阔。他痛哭的是,身为楚地的囚徒,多么可悲,不能像申包胥为救楚国而赴秦目大哭七天七夜。他自比申包胥,愿效一片救国之忠心。
第二段(篇中从“半道雪屯蒙”到“剑玺传无穷”)叙述光复两京的经过,抒发诗人的欣喜之情。前四句承上段写他在艰难的流放途中欣闻收复两京。他举出汉代的光武中兴,意谓光武尚须东迁,如今李唐王朝大势颇好,不须迁都,理当光复长安,非光武可比,字里行间已含喜悦之感,一“欣”字为此段的基调。这二十句一气贯下,历数光复长安的事迹,先言明皇幸蜀之时,有太子(储皇)驻兵扶风,支撑局面,继承帝位,延揽群雄。郭子仪率官军与回纥军共讨叛贼,前后夹攻,几经鏖战,平息国难,收洛阳,入咸京,席卷天下,成就大功。谓“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是对肃宗的溢美之辞。后言肃宗迎明皇还长安,明皇亲授传国玺与肃宗,以“两日忽再中”盛称与皇儿于乱后团聚之喜庆。“大驾”四句皆祝愿之辞。这一段,李白当时据传闻写成,考之《旧唐书》中《郭子仪传》与《肃宗纪》,事与史正相吻合。诗中不仅切实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而于对平息安史之乱的赞颂与对唐王朝复兴的祝愿之中,又表现出李白关心国事的热情。这里,李白并未为区区一己得救而自喜,却为社稷“中兴”而欢欣。
第三段(篇末八句)感叹为时所弃,并以归隐的幻想表示对现实的不满。这一段扣住诗题的第三层意思:“书怀示息秀才”。李白肯与息秀才言承恩放还的身世和光复两京之大事,剖心相告,无疑其人亦为李白的志同道合者。他所表白的心迹是极为复杂的。前二句“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显然由前段对社稷“中兴”的热烈赞美陡然跌落为自伤身世的浩叹。李白已年近六旬,当此国家复兴之际,自愧不能效秋毫之力,一“愧”字便含积极用世之念。他并以矍铄翁自比。《后汉书》载:“武威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卷五四《马援传》)李白欲效马援,颇怀老骥伏枥之志,是何等勇气。一年之后,李白有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亦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谁念”二字,意谓不为时所重,无由鼓力,是怨愤之言。这二句分量很重,既有济世的热望,又有失意的苦闷。“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亦同此意。欲进不能,无可奈何,由对执政者的失望与不满,进而产生弃剑学道、避祸远游的幻想,言如鸿高飞冥冥薄天,令弋者无以取之。“弋者何所慕?高飞仰冥鸿”二句,照应篇首“以愚陷网目”之意,记取隐身网罗之教训,遁迹方篷,高飞远祸。这里不是表示退隐的决心,而是以退隐的呜咽写其慷慨进取之志,力透纸背,感人至深。关于李白的隐退,历来被人误解,《旧唐书》说他“飘然有超世之心”,这种超世说一直成为论者的话题,他的游仙好道之作向为人所重视,他的仙风道骨向为人所赞赏。但这位“诗仙”的毕生经历与全部作品却表明他积极面世的人生态度,始终一贯。他曾明白地表示:“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送蔡山人》)这两句诗正可以作为“愧无秋毫力,谁念矍铄翁”二句的注脚。
这是一首以史笔写成的政治抒情诗。诗的主旨在于表明诗人怀有坚贞的报国之志,年虽老而志未衰,并为大志未酬深感不满。他能够做到:刚遇赦得释,便议论国家政治,可见李白面向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李白在晚年,由于安史之乱把他推入现实矛盾的旋涡,他投笔从戎,对平息边将的叛乱,恢复社会的安定、消除苍生的灾难,寄予极大的关注,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作品,不同于安史乱前那些从个人出发的抒怀之作,而更多是从社会出发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矛盾,因而他晚年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丰富的社会内容。而艺术风格也不似青壮年时期诗歌那样“壮浪纵恣”(元稹语),而表现为沉着顿宕。这首咏怀之作,恰好体现了其后期诗歌的特点与风格,无疑是其一篇代表之作。
李白晚年这类诗歌可以与杜甫同期作品媲美。惜乎长期以来论者与史家未予应有的重视,人们主观地以为:杜甫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后,而李白的主要活动时期为安史之乱前。因而李白与杜甫虽同经历过安史之乱,于杜甫为其中年,故以为重要:于李白为其晚年,则不予重视。这种重中年轻晚年的意识,掩没了李白晚年不朽诗篇的光辉。李白晚年的坎坷身世与光辉诗篇当与杜甫等同视之。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三句:我早已历尽天涯离别的痛苦,想不到归来时,却看到百花如此零落的情景。开篇即直陈久别给人带来的苦楚。离别诚然是痛苦的,在词人眼里,连相逢也是苦楚的,时间无情,荡去了容颜,一分重逢之欢难抵十分久别之苦。。
“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莫。”二句:我跟她,在花底黯然相看,都无一语。绿窗下的芳春,也与天时同样地迟暮了。“无一语”,益觉悲凉。春暮,日暮,象征着情人们年华迟暮。作者以花喻人。“零落花如许”的“花”字,当即暗喻妻子。“零落”的是她的青春,她的美丽。这些年来,词人忍受了多少离别的煎熬,如今兴冲冲归来,不意却是如此境况,愧、悔、爱、怜齐集心头,真是离别苦,相见更苦。最妙的是“花底相看无一语”之句。这里的“花”无疑指庭院中的花树,花底看“花”,花面交映,真是浑然一体。大自然的“花”与人间的“花”一样,在这暮春时节,都开始走向“零落”。这其实是在暗喻零落的是他们的青春。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三句:本来准备在夜阑灯下,细诉别后的相思。可是,一点点新的欢娱,又勾起了无穷的旧恨。三句更着力写迟暮的悲感。当日的别离,辜负了大好芳春,这千丝万缕的怨恨是无法消除的。“最是”二句中“辞镜”二字新,有点铁成金之妙。两“辞”字重用亦佳。在词的下片作者把时间推向了夜晚,把地点推向了闺房,“花底”变成“灯下”。夫妻款款细语,互相诉说着多年来的别情。这短暂的良宵,短暂的欢会,能抵消那么多的相思之苦吗?纵使无穷的“旧恨”从此都烟消云散,都能够化作“新欢”,但令人十分无可奈何的是,青春已经逝去,朱颜已经暗淡,正如窗外的一树花影,也正在悄悄地凋零。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二句:在人世间最留不住的是:那在镜中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和离树飘零的落花。“辞镜”二字新,有点铁成金之妙。两“辞”字重用亦佳。
这首词一改前人写重逢之喜,而抒重逢之苦,富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作者以花暗喻妻子,通过写忍受离别的煎熬后回家看到的境况,表达了作者心中愧、悔、爱、怜齐集的复杂心情,抒写了作者对光阴易逝的的感叹。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
首联“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唤出“孤雁”,“不饮啄”。写得孤雁有品骨。孤雁非常想念它的同伴。不单是想念,而且还拼命追寻,是一只情感热烈而执着的“孤雁”。“不饮啄”体现出孤雁的执着,不达目的绝不放弃的决心。寄寓诗人当时渴望与亲人朋友团聚的心情。
颔联“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境界忽然开阔。高远浩茫的天空中,这小小的孤雁仅是“一片影”,它与雁群相失在“万重云”间,此时此际显得惶急、焦虑和迷茫。“一片”、“万重”对比,构成极大的反差,极言其“孤”。“谁怜”二字直抒胸臆,凝聚了诗人对孤雁的怜悯之情。形象地写出了路远雁孤、同伴难寻的凄苦之情。这一联以“谁怜”二字设问诗人与雁,“物我交融”,浑然一体了。诗人所思念的不单是兄弟,还包括他的亲密的朋友。经历了安史之乱,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诗人流落他乡,亲朋离散,天各一方,可他无时不渴望骨肉团聚,无日不梦想知友重逢,这孤零零的雁儿,寄寓了诗人自己的影子。
颈联“望尽怜犹见,哀多如更闻。”联紧承上联,从心理方面刻画孤雁的鲜明个性。“怜”、“如”二字表现了未见而怜见,未闻而犹闻的幻觉。颈联通过对孤雁飞着叫着寻找同伴的描写,将孤雁的渴望、煎熬表现得淋漓尽致。它被思念缠绕着,被痛苦煎熬着,迫使它不停地飞鸣。它望尽天际,不停地望,仿佛那失去的雁群老在它眼前晃。它哀唤声声,不停地唤,怜乎那侣伴的鸣声老在它耳畔响。所以,它更要不停地追飞,不停地呼唤了。这两句血泪文字,情深意切,哀痛欲绝。从中体现出诗人流离失所,生活困苦,又没有亲人和朋友可以依靠的状态。“犹”和“更”道出了诗人心中的沉重的悲哀与伤痛。
尾联“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用了陪衬的笔法,表达了诗人的爱憎感情。用野鸦的无忧无虑、热闹非常来反衬孤雁的寂寞、愁苦,尾联进一步表现了孤雁渴望团聚的哀愁与奋力寻找的坚持不懈。孤雁念群之情那么迫切,它那么痛苦、劳累;而野鸦们是全然不懂的,它们纷纷然鸣噪不停,自得其乐。“无意绪”是孤雁对着野鸦时的心情,也是杜甫既不能与知己亲朋相见,却面对着一些俗客庸夫时厌恶无聊的心绪。
这是一篇念群之雁的赞歌,它表现的情感是浓挚的,悲中有壮的。孤雁那样孤单、困苦,同时却还要不断地呼号、追求,它那念友之情在胸中炽烈地燃烧,它甚至连吃喝都可抛弃,更不顾处境的安危;虽然命薄但是心高,宁愿飞翔在万重云里,未曾留意暮雨寒塘,诗情激切高昂,思想境界很高。就艺术技巧而论,全篇咏物传神,是大匠运斤,自然浑成,全无斧凿之痕。中间两联有情有景,一气呵成,而且景中有声有色,甚至还有光和影,能给读者以“立体感”。
全诗以孤雁象征自己。诗写的是孤雁,无一字涉及诗人自己。但通过这只不饮不啄、穿飞哀鸣、思寻伙伴的失群的孤雁间接暗示了诗人在战乱中只身颠沛流离、怀念亲朋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