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一开始，便是一段倒叙。这是骤遇后对已往的追忆。诗人说：“安史乱起，你远赴张掖，我避地三巴，地北天南，无缘相见。而当叛乱初平，肃宗返京，我却琅当入狱，披霜带露，长流夜郎，自觉将凄凉了却残生。想起长安旧交，此时必当随驾返朝，东风得意，而自己大约只能在梦中会见他们了。谁料想，我有幸遇赦，竟然又遇见无望相会的长安故人。这实在令人喜出望外，惊讶不已，简直不可思议，茫然如堕烟雾。”李白是遇赦的罪人，韦冰系被贬的官员，在那相逢的宴会上，人众嘈杂，彼此的遭遇不可能说得了，道得清。从开头到“苦心”句为一段，在概括追叙骤遇的惊喜之中，诗人寄托着自己和韦冰两人的不幸遭遇和不平情绪；在抒写迷惑不解的思绪之中，蕴含着对肃宗和朝廷的皮里阳秋的讥刺。这恍如梦魂相见的惊喜描述，其实是大梦初醒的痛心自白。爱国的壮志，济世的雄图，竟成为天真的迷梦，真实的悲剧。
诗人由衷感激故人的解慰。他说：“昨天的宴会上，衣绣的贵达为自己斟酒，礼遇殊重。但是，他们只是爱慕我的才名，并不真正理解我，而我‘病如桃李’，更有什么可讲的呢？当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世人终会理解我的，对于我的今昔荣辱，就得到故人的了解。前些时听到了南平太守李之遥一番坦率的真心话，使人豁开胸襟；今日在这里又得闻你的清正的言论，真好像深山拨开云雾，使人看到晴朗的天空，驱散了心头的苦闷。”从“昨日”句到“四望”句这一段，诗人口气虽然比较平缓，然而却使人强烈感受到他内心无从排遣的郁结，有似大雷雨来临之前的沉闷。
最后一段，笔势奔放恣肆，强烈的悲愤，直泻而出，仿佛心头压抑的山洪，暴发了出来，猛烈冲击这现实的一切。诗中写道：“人闷，心闷，苦痛，辛酸，接连不断，永远如此。我只有借酒浇愁，痛饮它二千石。汉代韩安国身陷囹圄，自信死灰可以复燃，我为什么不能呢？晋朝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喝得酩酊大醉，还能骑乘骏马，别是一番贤主人的风流倜傥之举。”而李白喝的是苦闷之酒，孤独一人，自然没有那份闲适之情了，所以酒醉也不能遣闷。于是他说：“还是去遨游山水吧，但又觉得山山水水都像江夏附近著名古刹头陀寺一样，充斥那苦行的僧人气，毫无乐趣，不称人意。那么，哪里是出路，何处可解闷呢？倒不如乘船飘游，招唤乐妓，鸣笳按鼓，歌舞取乐；把那曾经向往、追求的一切都铲除掉，不留痕迹；把那纷争逞雄的政治现实看作一场梦幻，不足介怀；就让歌舞来宽解离愁吧！”诗人排斥了自己以往自适的爱好，并非自暴自弃，而是极度苦闷的暴发，激烈悲愤的反抗。这最后十四句，情调愈转越激烈。矛头针对黑暗的政治，冷酷的现实。
“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是此篇感情最激烈的诗句，也是历来传诵的名句。“黄鹤楼”因神仙骑鹤上天而闻名，“鹦鹉洲”因东汉汉末年作过《鹦鹉赋》的祢衡被黄祖杀于此洲而得名。一个令人向往神仙，一个触发不遇的感慨，虽然是传说和历史，却寄托了韦冰和李白的情怀遭际。游仙不是志士的理想，而是失志的归宿；不遇本非明时的现象，却是自古而然的常情。李白以知己的情怀，对彼此的遭际表示极大的激愤，因而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不再怀有梦想，不再自寻苦闷。然而黄鹤楼捶不碎，鹦鹉洲倒不了，诗人极大的愤怒中包含着无可奈何的悲伤。
这诗抒写的是真情实感，然而构思浪漫奇特。诗人抓住在江夏意外遇见韦冰的机缘，敏锐觉察这一意外相遇的喜剧中隐含着悲剧内容，浪漫地夸张地把它构思和表现为如梦觉醒。它从遇赦骤逢的惊喜如梦，写到在冷酷境遇中觉醒，而以觉醒后的悲愤作结。从而使诗人及韦冰的遭遇具有典型意义，真实地反映出造成悲剧的时代特点。诗人是怨屈悲愤的，又是痛心绝望的，他不堪回首而又悲慨激昂，因而感情起伏转换，热烈充沛，使人清楚地看到他那至老未衰的“不干人、不屈己”的性格，“大济苍生”、“四海清一”的抱负。这是诗人暮年作品，较之前期作品，思想更成熟，艺术更老练，而风格依旧，傲岸不羁，风流倜傥，个性突出，笔调豪放，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
这首词是写一位女了从傍晚到深夜的春愁。主人公的感情与周围环境自然融合，风格清婉淡雅，读时须细细体味，久而方知其味。
上片写傍晚。
开头二句写环境同时暗中引出人物。《生查子》是个小令，形式宛如两首仄韵的五言绝句，篇幅短小，不能尽情铺叙，用笔务须精神。因此它在描写景物的同时即照顾到人物，抓住主要特征，勾勒几笔。远山以眉言，杨柳以眼说，便是抓住未出场的女主人公最传神的地方加以暗点。远山，是古代一种画眉的式样。《西京杂记》卷二云：“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宇文氏《妆台记》还说因受卓文君影响，时人效画远山眉。“媚柳开青眼”，本谓柳叶初生，细长如人之睡眼初睁，饶有媚态。元稹《生春》诗第九“何处生春早？春生柳眼中”，即指此。通常诗词中皆以柳叶比眉，这里词人为了避免落套，而以柳叶形容美人之俏眼，用语可谓新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韦庄《荷叶杯》词云：“一双愁黛远山眉，不忍更思惟。”可见远山眉往往含有愁情。一双远山眉、新柳眼，已隐隐透露出女主人公的淡淡哀愁。
三、四两句逐渐写到人物所处的环境。“楼阁”乃女子的居处，“帘幕”乃室内陈设的帷幕，有时也指帐子。贺铸《减字浣溪沙》有“楼角红绡（一作初销）一缕霞”句，色彩明丽，此词“楼阁断霞明”，与贺词词境近似。“帘幕春寒浅”，表明此刻女子正无聊独处，渐觉阵阵微寒飘入妆楼，传向罗幕。他没有围，似可窥见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过片二句写夜间女主人公的活动。比之上片写傍晚景色，又更加细致一层。然细品词意，此乃写女子长夜难耐的心情。所谓“杯延玉漏迟”（作秦观词者“延”字为“嫌”），是说主人公以酒销愁，但觉时间过得太慢，正是俗语所说的“欢娱嫌夜短，愁苦怨更长”了。“烛怕金刀剪”，是说把烧焦了的烛芯剪了一次又一次，以至不堪再剪。这是描写女子独对孤灯，坐待天明。这两句中，杯和烛本为无知之物，但词人却把它们拟人化，竟说酒杯也嫌漏刻过于迟缓，蜡烛也怕剪刀剪得频繁。语似无理，然而词中的无理之语，往往是至情之语。其心情之痛苦，自是不言而喻了。
最后二句，以振荡之笔写静谧之景，遂使词情扬起，色调突然趋向明朗。从词中写景来看，先是写傍晚时的霞明，次是写夜深时的烛暗，至此则让钻出云缝的明月，穿帘入户。词中人物的感情也仿佛随着光线的变化，时而阴沉，时而开朗。其中“忽飞来”三字，表现月色之突然明朗，心情之突然畅快，非常准确。写月亮如此生动，在整个宋词史上也极其突出。月月色未现时原无花影，“花影和帘卷”显然在“月色飞来”之后。不说看月而说卷帘，说卷帘又用“花影和帘卷”这样优美精致的词句来表述，不纯是以景结情，还通过行动以表达内心。此刻闺中佳人是怎么想的呢，作者没有明言，只是把这种带有象征意味的景象呈现出来，让读者去想象，去品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含蓄不尽，意在言外。
从形式上看，《草堂》用大量篇幅回溯了徐知道乱蜀的始末及其严重后果，是对旧史的重要补充，是诗史。而众多注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肯定这首诗的价值的。这无疑是杜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这方面而论，《草堂》的确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例如对徐知道乱蜀原因：“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准确把握；对汉、蕃相互勾结又相互火并的生动刻画：“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对乱象错综复杂情况的巨细不遗：“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以及对贼谋“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的揭露，其广度和深度，是抵得上一篇徐知道乱蜀始末记而有余的。
特别是“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虞”，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且表现了诗人的无比痛愤。当这位伟大诗人写到这里时，是站在审判台上，面对着毫无人性的魔鬼，怒不可遏地申斥他们的罪行的。一个“尔”字，就维妙维肖地表明了他那种面对魔鬼，痛予呵叱的坚定立场。死者而有妾，马，当然不是等闲之辈。这似乎有点为互相残杀而死的贼徒，或者为殃及阔人的枉死鬼而一表同情的嫌疑。其实不然，这是文学上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段——深一层写法。对鬼妾、鬼马尚且这样肆无忌惮地蹂躏、糟踏，则对一般老百姓的残忍、凶暴，更不消说了。杜甫的同情，始终是在无辜而死的老百姓一边的。
然而仅仅看到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价值，尚不足以尽《草堂》的极致。《草堂》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除了上述这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方面，那就是，在回忆蜀乱始末的笔触上，融入了杜甫对严武最真挚的友谊，希望他面对“成都适无虞”、“天下尚未宁”的冷酷现实，认真思考“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原因；吸取祸生肘腋的沉痛教训，整顿纪纲，厉行国家法令，不要重蹈“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覆辙。《草堂》诗主要是按这样的构思，艺术地再现当时的乱象的。
开头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方法，突出了他为“蛮夷塞成都”而去，为“成都适无虞”而归的心情，希望严武注意国家的治乱，同人心向背，息息相关，千万不能满足于眼前的“适无虞”。这是对严武的忠告，也是对当前形势的正确估计。论者多从它同下文的关系，许其为一篇之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为了让严武清醒地记取“蛮夷塞成都”的惨痛教训，诗人接着写到：“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请陈”者，请允许我(杜甫)陈于大将之前。“大将”者，剑南节度使严大将军武也。这就充分表明《草堂》主要是向严武陈情。而陈情的第一件事是“反覆乃须臾”间事，不可掉以轻心；是诗人把“群小起异图”，直接同严武赴朝廷联系起来。这固然可以说明严武举足轻重，国家安危所系，用《八哀诗》哀严武的诗句来说，就是“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但也未尝不可以理解为：严武治蜀还有严重问题，以至于前脚刚刚跨出成都，便祸生心腹。一句话，“群小起异图”，严武是不能完全辞其咎的。这是杜甫希望严武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杨伦对“请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加了“写出草草乌合光景”八个字的旁批。需要补充一句：岂止草草乌合，他们在歃血为盟之初，就有过激烈争吵呢。这消息，是“气已粗”三个字透露出来的。气粗就是喉咙大，出大声气，是提劲争吵的形象语言。它生动地反映出：叛乱集团从一开始就有冲突，其发展为分裂，为自相残杀，而终归灭亡，是必然的。
诗请“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这一句，也是很值得严武深省的大问题。布衣一般指老百姓。这就是说，除徐知道这股乱军，还有铤而走险的老百姓。当然，无论从组织，还是从性质看，其铤而走险的情况都极其复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他们都是逼上梁山的。在当时，除了这条路，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严武这个人，《旧唐书》批评他，一则说： “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再则说： “性本狂荡，视事多率胸臆。”三则说：“穷奢极靡，赏赐无度，蜀方间里，以征敛殆至匮竭。”这些，杜甫都是知道的。有时也尽过朋友之道，微言相感。但因爱才心切，加以严武“骄倨”，多言未必见纳，所以平常相处，表扬鼓励居多。徐知道的反叛，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民的骚动，同严武上述缺点是有关系的。现在，再镇成都，不知道会不会认真总结“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的血腥教训，改弦更张，防患未然。杜甫从“遣骑问所须”这件小事上，深深意识到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再不提出，严武个人成败事小，天下安危事大。因而在痛愤之馀，结撰至思，向严武表明了“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的态度，同时，又通过初乱的回忆，提示了若干值得严武虚心思考的问题，目的都在促使严武的猛省，去其所短，用其所长，把两川的事情办好。
《草堂》，杜甫“穷年忧黎元”的高大形象以及“何人怀抱尽”的谏诤风范，都是令人仰之弥高，即之弥亲的。
从汉“柏梁体”开始，叹收六朝声律对仗，七言诗逐渐赶上五言诗；并从初唐开始分流，为新兴近体律绝，和乐府歌行。“初唐四杰”对七言古诗也作出巨大贡献。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行路难》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歌辞》旧题，在卢照邻之前，鲍照就作过一首七言《行路难》，仄声促韵与长句宛转，充分表达悒郁不平之气。卢照邻这一首从容舒展，徐缓不迫，多次转韵；其声律、修辞、与对仗明显受六朝诗歌影响，从中也反映了诗风转变期的艺术特点。
全诗共四十句，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万古摧残君讵知？”“长安城北渭桥边”为虚指，即物起兴，从眼前横槎、枯木倒卧古田引起联想，“昔日”领起下文十六句，对“枯木”曾经拥有的枝繁叶茂，溢彩流芳的青春岁月，进行淋漓尽致的铺陈与渲染。围绕着它“千尺长条百尺枝”，有黄莺戏春，凤凰来巢，鸳鸯双栖，高贵的丹桂青榆也依附庇荫，更有香车宝马时常经过，马蹄声断续相闻；富有而轻薄的公子，妖冶的倡女，纷趋竞骛，攀龙附凤。诗人以工整的结构，华丽的语言，为我读者展现了初唐长安城内繁荣市井，骄奢生活的世态风情全卷，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却又清醒地感觉到诗人冷静的态度。从行文遣辞看，整齐的偶句与变换的角度，避免了呆滞散乱；层迭的词句增添了构图的对衬感与节奏感。末两句是全诗关键，也是主旨所在。从现实的“一朝零落无人问”，由此及彼提出“万古摧残君讵知”，已如桓温当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普遍人生感喟，将比兴之义进一步升华了。
第二部分从“人生贵贱无终始”到末句，由隐而显，喻体“枯木”显现为本体“人生”。“终始”指无限。转瞬即逝的人生与悠久无限的岁月，这对亘古不变的自然矛盾造成人们心灵的困惑，一系列抒情意象即由此展开。“谁家”以下（至“赤心会合在何时”）运用超时空框架，不断变换叙述角度，使生死枯荣的单一主题，形成多元层次与丰富内涵。先写时光流水，无人能阻，再写改朝换代，秦川汉陵，无可奈何；再写富贵公卿，顷刻归于青棘黄泉。由此进一步指出富贵不可骄，交情不足恃，都用复迭或对比手法。金貂换酒为李白《将进酒》所本；“玉尘”指玉骢马扬起的飞尘，狂饮与游冶似乎已解生死，其实正说明了无法排遣的苦闷。既然功名利禄都只是过眼云烟，就只好求友访仙以解心中积怨。因此，唐代盛行道教，许多官僚士大夫接受道教。诗人说：纵然平日有生死交情，但只要大限到来，你未抵“苍龙阙下”（苍龙，东方之神，二十八宿东七星总称），我则已羽化白鹤山前。至于云间海上的仙山，长生不死的仙丹，更是飘缈难觅。
道家与佛家都有转世说，即使退一步寻求“赤子”重生，要到什么时候呢？表面是消极、苦闷乃至放浪形骸，其实仍融注了对人生热烈执着的追求，因此结末两句“但愿尧年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尧年，代长寿；巢由，巢父与许由，古时隐士。“但愿”“长作”可见其辞情恳切。卢照邻因服丹中毒，手足痉挛，最终不堪恶疾所苦，自投颍水，这里似有忏悟，只祈求正常人的健康长寿，不奢求富贵荣华与长生不死。
初唐四杰对于诗体诗风的转变，最突出之贡献是扩大了时空境界，将目光由宫廷移向社会，转向丰富多彩的现实人生。他们对历史、对人生、对物质、对理想都常常有发人深省的理解与阐释，使诗歌气势宏远，哲理性强，有很深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