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头两句列举了古代两位著名刺客高渐离、专诸的事迹;第三句赞扬了这两名刺客的豪壮义气: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末句阐明了这些壮士、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死观,用司马迁的话,说明为知己而死,死得其所。全诗虽只有短短四句,但观点明确,慷慨激昂。
此诗起句“燕南壮士”,指高渐离;“吴门豪”指专诸。这里突出了他们最感人的精神力量:他们是壮士,他们有豪情。这两个词语的搭配,正好使专诸和高渐离的生命重新闪耀着奇异的光彩。这里“燕南”和“吴门”两个方位词也用得恰到好处。专诸刺杀吴王僚在吴王宫中,所以称“吴门”;而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士皆瞋目,怒发冲冠,则发生在易水送别之时,易水在燕之南界,因此称“燕南”。这两个看似不经意的词语,在广阔的背景上使壮志豪情笼罩四野,使他们的英声侠气无处不存,无处不在。
“筑中置铅鱼隐刀”句,为第一句作必要的补充与说明。他们两人的壮志豪情正是通过这两件惊天动地富于传奇色彩的大事而被历史所确认。这两句诗各以对称排比的结构相连接,重新唤起读者对这两位侠士的向往与崇敬。
“感君恩重许君命”句是全诗的主旨,是诗人要着重表达的一种信念,一个原则。诗人指出高渐离、专诸之所以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以命相许是为了实践“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因此,这里的“恩”,不是“恩惠”,不是珍宝珠玉、车骑美女等物质的赐予,而是一种超越功利计较的“知遇之恩”,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理解和人格的尊重。这里的“许”,也不单是“报答”,更不是人身依附,而是一种自觉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格力量的自我完成。
最后一句“太山一掷轻鸿毛”化用太史公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话“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来表明自己的生死观,指出生命应该像“泰山”那样重,而不能像“鸿毛”那样轻。
这首诗,可以看作是李白读《刺客列传》后所作的咏史诗;也可以看作是李白顿悟生命价值即兴抒发的豪情。
第一段写居南山岗,喜得闲看远山的乐趣,先实写空间,言所居之南山无大山大流,接着由近而远,言看远山更佳;第二段写拟构“数峰亭”,将营造幽雅怡人的佳境,承前述提出未来欲凿池、种竹、筑亭的计划。写作风格清新可爱,简洁锋利,生动酣畅,别有特色,是“实空间”与“虚时间”结合的佳作。
第一段开篇明义,提出“余性好山水”,与山水有缘、与大自然有缘。接着叙述“山水奇秀,甲于他县”的桐城故乡。作者“卜居”的南山,“独无大山”,“亦无大流”,但是幸有“逶迤”的平岗,“环绕”的远山,能弥补自然环境的不足。接着作者便以浓墨重彩写出“看远山”的佳趣:“浮岚飞翠,叠立云表”,在读者面前展示一幅“远山”山水画卷。作者接受大自然的抚慰,感情和大自然和谐融合,从内心深处感到“此地虽无大山,而亦未尝不可乐也”,肯定了“看远山”的乐趣。
第二段先叙述宅东岗顶“隆然”,适宜建亭,再叙述岗顶“面向西北”,“于是西北诸峰,尽效于襟袖之间”。岗上已有“古松数十株”,盘曲苍劲;岗下“隙地”再“种竹千个”,清影摇风。作者尚恐不能极其清幽,拟在“隙地”上“凿池蓄鱼种莲。”“植垂柳数十株于池畔”,精心谋划,拟营造一个幽雅怡人的环境。最后一句“余力不能也”“以待诸异日”,点出作者毕竟是“数十金”不能支付的寒士,空有一番宏愿。
这篇文章概括、详尽、具体、细致地描写了数峰亭的景观。“数峰亭”是作者构想之亭,而非实景。作者驰其想象,写来如见其景,如历其境。文末笔锋一转,写其力不能支付凿池、构亭、种竹之费,“姑豫名之,以待诸异日”,才将读者带回冷峻的现实。也正因为生活所迫,戴名世以半生的积著,只换得半年的安闲。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夏退居南山,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春即离开南山,再度赴京,准备明年之谒选,从此,至死才归葬南山。其所谓“以待诸异日”,则成了永久的遗憾。文章于清幽之境中表现了作者孤傲的人格。文中自然流荡着一种淡泊安闲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