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首咏萤名作,以其赋物工致妥帖且深寄亡国之恨,颇为诸家笺评者称美。
词的上片,以“萤”起笔,写萤的初生情境与情状,暗蕴词人对身世的慨叹。古入以为萤为腐草所化,“初化池塘草”,既据此说,又不拘泥于旧意,换“腐草”为“池塘草”,状写萤之初生环境,使人顿生池塘生春草之感。“碧痕”似一弯春草,又似初生绿萤,既状初生之草,又写初化之萤,萤草两碧,意象新颖秀美。且“碧痕”二字,冠于篇首,突出其强烈的视角色相之美,辅之以池塘春草温馨情境的渲染,延用“化”字的神态之妙,复加“初”字,遂将腐草所化的凡俗之萤描画得鲜活动人。次句“荧荧野光相趁”,描摹初化后的成萤飘忽原野荧光闪烁的情态。潘岳《萤火赋》云:“熠熠荧荧,若丹英之照葩。”“荧荧”二字,词人借其意义,言萤光之美;且此处更着以“野光相趁”,以“野”写光,视界扩大,并为“相趁”作铺垫。“相趁”二字,以人写物,言萤飞行原野,相互追逐,嬉戏无忧,细节选取真切,笔意明快传神,将小小生灵出落得活泼娇媚,可近可亲。此起首两句,既擒住题旨,又以光色点染意象,时空烘托情境,二者相融相生,颇切合萤之物象特征,又深蕴词人对萤之怜惜情感。同时,其词情笔意,又为后文写人事悲慨作张本。
接下来数句,场景多而转换快,词意逐层加深,皆承“野光相趁”而来,前三句,就萤的飞行,展开想像,切入人的时空。“扇薄星流”,化用杜牧“轻罗小扇扑流萤”(《秋夕》)句意,言萤光随宫女的轻罗小扇如星光般流动翻飞。“盘明露滴”,借用汉武帝铸铜托盘承露的典故,以盘中滴滴露光喻萤光闪烁。骆宾王《萤火赋》中有“知战场之飞磷”之句,王充《论衡》又有“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为磷”之语,“秋原飞磷”即囊括其意,写飞萤如同磷光鬼火般幽幻明灭。经此三层刻画,流萤之形象更为丰富多彩。且此三句当中,随萤之飞行时空忽而天街,忽而宫苑,又忽而战场,其中人物亦随之忽而宫女扑萤嬉戏,忽而汉武帝老迈气露,忽而兵士战死沙场,不仅词境由月凉秋爽变为阴霾森森,意象也由轻柔优美转为凄苦惨烈。凡此种种,又以“零落”二字点染,字里行间,隐隐流淌着盛衰兴亡的深沉悲慨,从而也直接引发了下文词人自伤身世的感叹。
“练裳暗近”一句化用杜甫《见萤光》诗“巫山秋夜萤光飞,疏帘巧人坐入衣”及《萤火》诗“时能点客衣”之意,写萤暗自飞近读书之人。紧接着“记穿柳生凉,度荷分暝”二句,追忆飞萤暗夜飞行的具体情形。此二句描绘,对仗工稳,错综有致,笔含情韵,且于句前以“记”字领起,既追上文萤飞,又收束想像,直接切入词人自身,诸多美景,已成记忆,记得深刻只能徒增眼前之怅惘。“误我”二句是词人对自身现实境遇的无限哀叹。《晋书》载车胤好学,囊萤夜读,后成就功名。词人一改俗套,反用其事说明自己纵使如车胤苦读诗书,志高博学,而功业成就之梦亦无凭准,难以实现,只落得个自误而已。
下片笔归写宋亡之现实,深寄了词人亡国遗民之恨。“楼阴”三句叙写词人见萤生恨,人萤并写,情随境转。接下来“汉苑飘苔”三句深蕴着无限凄楚的“幽恨”。刘禹锡《秋萤引》诗云:“汉陵秦苑遥苍苍,陈根腐叶秋萤光。夜空寂寥金气净,千门九陌飞悠扬。”言说当年汉陵秦苑,已变为苍凉废墟,冷寂之夜,惟有几点萤光飞来荡去,令人顿生千古兴衰之叹。此词三句显然本于此诗,但又不尽同于其诗,它不是一般感叹兴衰无常的泛泛咏史,也不是寻常穷达际遇的习惯叹婉。词人面对的是更为惨痛的历史巨变,他亲眼目睹了异族入侵,血洗中原,临安陷落,崖山败亡,词中这“汉苑秦陵”,加之以飘苔坠叶、点点萤光与漫漫长夜,正是宋亡之景的真切写照。其间深蕴的家国仇民族恨,也正是其“幽恨”所在。国破家亡,让词人不由得发出“千古凄凉不尽”的无限悲慨。
行文至此,似乎已然明了“幽恨”者为何,也自然为词人心灵痛楚而深切感动。但这尚不是词人“幽恨”的全部内涵,随着词人“何人为省”的一声突发诘问,“但隔水馀辉,傍林残影”,使其“幽恨”再翻一层波澜。“何人为省”,一是因其遗民之独特痛楚,至厚至深,难以为人理解;再则因势利人生,仓皇乱世,无人关心词人之“幽恨”。对词人而言,所幸者竟有这小小萤火“隔水”,“傍林”时时伴随,并以其“余晖”、“残影”,烛照我心,于史于人作一见证;所不幸者亦只有此小小萤火为词人知己。这声声诘问,重重“幽恨”,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无限感慨,“已觉萧疏,更堪秋夜永”二句,以秋萤备感萧疏不堪、秋夜漫长寒冷难以忍受煎熬,暗寓词人之艰难处境。国灭家亡,秋夜漫漫,不见光明,前路茫茫,乱梦无准。结拍二句,上句总束前文“凄凉”景象,下句极写眼前悲怆心境,翻转作结,推进一层。其词笔命意,衰飒沉郁,细细味之,催人泪下。
王沂孙此词,咏萤而不滞于萤,拟人写萤,借萤托意,将萤之声情意志同词人今昔殊变的生活情境紧密结合。又兼词人大量化用典事,如同水中着盐,典化人篇,情词并茂,自然浑厚。基于此,词人寓时事家国幽恨与身世哀感于其中,使物、我,家国三者融为一体,萤、景、情诸层浑化无迹。无怪乎戈载《七家词选》评王沂孙之词有语云:“运意高远,吐韵妍和。”以此观之,可谓知人知言。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