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旨在为李白晚年不幸的遭遇辩护申冤，并为他不平凡的一生写照。 王嗣奭说：“此诗分明为李白作传，其生平履历备矣。”卢世傕认为这是“天壤间维持公道，保护元气文字”（《杜诗详注》）。诗歌本身也是一篇“惊风雨”，“泣鬼神”的传世杰作。李白同辈排行第十二，所以称“李十二白”。
此诗分三大段，一个结尾。第一段从“昔年有狂客”到“青云满后尘”，追述李白于公元730年（开元十八年）和742年（天宝元年）两入长安的经历，对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同时，对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热情的赞颂。前六句记叙李白初游长安事。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记载：李白初至长安，贺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其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书中还记载，贺知章读李白的《乌栖曲》后说：“此诗可以泣鬼神矣！”贺知章号“四明狂客”。诗人根据这些史实，赞扬李白妙笔生花，连风雨也为之感到惊叹，连鬼神也为之感动哭泣。李白经贺知章的宣扬，于是名震京师。汨没：埋没。三十年来默默无闻，此后就名满天下了。此诗一开头就显得笔锋突兀，气势不凡。非“狂客之誉”，无以彰“谪仙”之名。而“谪仙”这一美誉出自久负盛名的大诗人贺知章之口，更增加了它的份量。李白初出茅庐，一鸣惊人，恰如演员登台亮相，光彩照人，赢得满堂喝彩。“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两句历来被人们看成是描写李白的佳句。诗人以高度夸张的手法，盛赞了李白诗歌强大的艺术魅力。落笔能惊动狂风暴雨，说明李白的诗歌气势磅礴；诗成能使鬼神哭泣，说明李白的诗歌感人肺腑。诗人用精妙的语言赞美了李白的旷世才华，而“诗仙”李白也确实有资格接受这一赞誉。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对李白的推崇和钦敬。
后六句叙写李白二游长安事。“文彩”二句是说李白因擅长诗赋被玄宗召入京，供奉翰林；他那些无与伦比的诗篇必将流传千古。以下四句记叙的是李白供奉翰林期间的事。“龙舟”句见唐人范传正《李公新墓碑》：玄宗“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兽锦”句见李白《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激赏摇天笔，承恩赐御衣。”蔡梦弼《杜诗注》引《李白外传》云：“白作乐章赐锦袍。”李白常被召入宫中为皇帝草拟文告和乐章，因为身受宠待，一些文士慕名追随左右。这时李白意得志满，盛极一时，诗人亦不惜浓墨重彩，加以渲染。诗人通过对李白两入长安的描写，用极为洗炼的笔触就勾勒出一个风流倜傥、飘逸豪放的诗人形象。
第二段从“乞归优诏许”到“诸生原宪贫”，追叙李白于公元744年（天宝三年）春被赐金放还后，南北漫游、潦倒落魄的情景，并回忆自己在与李白相识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亲如兄弟的深厚感情。“乞归”句，这既是对李白的回护，也是对玄宗的隐讳。李白离京，实际上是遭到张垍、高力士等人的诽谤而被玄宗放逐的。李白离开长安后于这年夏天来到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与杜甫一见如故，情同手足。“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是说李白既没有辜负隐幽之志，又能在受宠被重用和遭谗被逐的不同境遇中善自保全自己。这仍是那种回护心情的继续。“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指两人相遇后，李白很能理解自己的“野逸”，即放达不羁，自己也很欣赏李白的“天真”即胸怀坦荡。“醉舞”句指李白的梁宋之游；“行歌”句指李白回到寓家之处山东兖州。这两句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一次跳跃，李白从此开始南北漫游。接着四句，笔锋一转，专写李白怀才不遇。虽才华横溢，但宏图未展；仕途受挫，虽道德高尚却无人理解。虽如东汉文士祢衡一样才智卓群，但却难逃像孔子弟子原宪那样穷愁潦倒的命运。
这一段，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多层对比的手法。首先，李白奉诏入京与赐金放还，通过“宠”与“辱”的对比，说明“乞归”出于被迫，暗讽“优诏许”的虚伪性。其次，才高而命蹇，空有祢衡之俊却难免原宪之贫，诗人通过这一对比控诉了人间的不平。第三，“醉舞”、“行歌”，似乎是一派欢乐气氛，但紧接着写李白的遭遇坎坷、穷愁潦倒，这又形成鲜明对比，原来那不过是苦中作乐。
第三段从“稻粱求未足”到“谁将此义陈”，着重记述李白长流夜郎前后的经历，篇幅寄慨最深，为全篇重点。安史之乱起，李白求仕不得，报国无门，于公元756年（至德元年）秋隐居庐山。正值永王李璘奉玄宗诏节度江陵，率军东下，路过寻阳。李白心怀“扫胡尘”、“救河南”的愿望入了永王幕，却不自觉地卷入了肃宗和永王争权夺位的矛盾漩涡之中。次年一月，永王败死。李白入狱，继而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稻粱”二句，是说李白受聘不过是为生活所迫，有人说他得了永王的重赂，纯属诽谤。诗人极力将李白入永王幕的政治色彩冲淡，力图在为李白开脱。李白于公元757年（至德二年）冬开始流放，还没到夜郎，于公元759年（乾元二年）夏历三月在渝州遇赦，还憩江夏。因取道岳阳，南赴苍梧避祸。苍梧指湖南零陵、九疑山一带，其地与五岭接壤。“五岭”二句，因格律关系，将时序倒置。前一句指避祸苍梧，后一句指长流夜郎。“三危”，山名，在今甘肃敦煌县南，乃帝舜窜三苗之处。
“几年遭鵩鸟”。西汉贾谊谪居长沙，屋中飞来鵩鸟（即鵩鸟），自认为交了恶运，忧郁而死。李白当时作《放后遇恩不沾》：“独弃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贾生才？”自比贾生，诗人因此亦以贾生比之。李白卧病当涂以手稿付李阳冰时，作《古风·大雅久不作》压卷，诗中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自比孔子，自伤道穷。“独泣向麒麟”，用的就是这句诗意。
以上六句叙写李白晚年悲惨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以下六句则是发议论，抒感慨，极力为李白鸣不平。借苏武终于归汉和夏黄公不事暴秦的故事，说明李白不会真心附逆。借穆生辞别楚王刘戊的故事，说明李白能够自重，永王也并未任用他。梁“狱”句，是说李白曾象邹阳那样上书为自己辩护。“已用”二句，是说如果当时因事理难明，李白服了流刑，那么，如今又有谁能够将这些道理去向朝廷陈述呢？一个反问句，把无人仗义执言的感慨表达得深沉幽怒。
而这一段，因为涉及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微妙的皇室矛盾，须委婉含蓄，故在十二句中有七句用典。本来，诗不贵用事，以防晦涩板滞。但“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变态错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诗人玉屑》）“薏苡”句，是借题发挥。“几年”二句，是以事比人。“苏武”二句，是以人喻事（“元还汉”是正写，“不事秦”是反说）。“楚筵”句，以彼事喻此事；“梁狱”句，借前人譬今人。这一连串的用典，准确贴切。所以后人评曰：“诗家使事难，若子美，所谓不为事使者也。”（《察宽夫诗话》）最后四句是结束语。诗人称赞李白在垂老之年，仍吟咏不辍，祝愿他早日“病起”，为人间多作好诗。劝李白不要抱怨没有得到皇帝的恩泽，表示自己要设法向朝廷探明究竟。这是在无可奈何中的安慰之词，让老朋友在困境中感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此诗对仗工稳，辞藻富丽，用典精当。在杜甫的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中，此诗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均不失为上乘之作。
《无家别》和“三别”中的其他两篇一样，叙事诗的“叙述人”不是作者，而是诗中的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是又一次被征去当兵的独身汉，既无人为他送别，又无人可以告别，然而在踏上征途之际，依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仿佛是对老天爷诉说他无家可别的悲哀。
从开头至“一二老寡妻”共十四句，总写乱后回乡所见，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两句插在中间，将这一大段隔成两个小段。前一小段，以追叙发端，写那个自称“贱子”的军人回乡之后，看见自己的家乡面目全非，一片荒凉，于是抚今忆昔，概括地诉说了家乡的今昔变化。“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这两句正面写今，但背后已藏着昔。“天宝后”如此，那么就会想到天宝前的情况。于是自然地引出下两句。那时候“我里百余家”，应是园庐相望，鸡犬相闻，当然并不寂寞：“天宝后”则遭逢世乱，居人各自东西，园庐荒废，蒿藜（野草）丛生，自然就寂寞了。一起头就用“寂寞”二字，渲染满目萧条的景象，表现出主人公触目伤怀的悲凉心情，为全诗定了基调。“世乱”二字与“天宝后”呼应，写出了今昔变化的原因，也点明了“无家”可“别”的根源。“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两句，紧承“世乱各东西”而来，如闻“我”的叹息之声，强烈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悲伤情绪。
前一小段概括全貌，后一小段则描写细节，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承前启后，作为过渡。“寻”字刻画入微，“旧”字含意深广。家乡的“旧蹊”走过千百趟，闭着眼都不会迷路，如今却要“寻”，见得已非旧时面貌，早被蒿藜淹没了。“旧”字追昔，应“我里百余家”：“寻”字抚今，应“园庐但蒿藜”。“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写“贱子”由接近村庄到进入村巷，访问四邻。“久行”承“寻旧蹊”来，传“寻”字之神。距离不远而需久行，见得旧蹊极难辨认，寻来寻去，绕了许多弯路。“空巷”言其无人，应“世乱各东西”。“日瘦气惨凄”一句，用拟人化手法融景入情，烘托出主人公“见空巷”时的凄惨心境。“但对狐与狸”的“但”字，与前面的“空”字照应。当年“百余家”聚居，村巷中人来人往，笑语喧阗；如今却只与狐狸相对。而那些“狐与狸”竟反客为主，一见“我”就脊毛直竖，冲着“我”怒叫，好像责怪“我”不该闯入它们的家园。遍访四邻，发现只有“一二老寡妻”还活着！见到她们，自然有许多话要问要说，但杜甫却把这些全省略了，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而当读到后面的“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时，就不难想见与“老寡妻”问答的内容和彼此激动的表情。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这在结构上自成一段，写主人公回乡后的生活。前两句，以宿鸟为喻，表现了留恋乡土的感情。后两句，写主人公怀着悲哀的感情又开始了披星戴月的辛勤劳动，希望能在家乡活下去，不管多么贫困和孤独！
最后一段，写无家而又别离。“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波澜忽起。以下六句，层层转折。“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这是第一层转折；上句自幸，下句自伤。这次虽然在本州服役，但内顾一无所有，既无人为“我”送行，又无东西可携带，怎能不令“我”伤心！“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这是第二层转折。“近行”孑然一身，已令人伤感；但既然当兵，将来终归要远去前线的，真是前途迷茫，未知葬身何处！“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这是第三层转折。回头一想，家乡已经荡然一空，“近行”、“远去”，又有什么差别！六句诗抑扬顿挫，层层深入，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听到召令之后的心理变化。如刘辰翁所说：“写至此，可以泣鬼神矣！”（见杨伦《杜诗镜铨》引）沈德潜在讲到杜甫“独开生面”的表现手法时指出：“……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尽管强作达观，自宽自解，而最悲痛的事终于涌上心头：前次应征之前就已长期卧病的老娘在“我”五年从军期间死去了！死后又得不到“我”的埋葬，以致委骨沟溪！这使“我”一辈子都难过。这几句，极写母亡之痛、家破之惨。于是紧扣题目，以反诘语作结：“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意思是：已经没有家，还要抓走，叫人怎样做老百姓呢？
诗题“无家别”，第一大段写乱后回乡所见，以主人公行近村庄、进入村巷划分层次，由远及近，有条不紊。远景只概括全貌，近景则描写细节。第三大段写主人公心理活动，又分几层转折，愈转愈深，刻画入微。层次清晰，结构谨严。诗人还善用简练、形象的语言，写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诗中“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概括性更强。“蒿藜”、“狐狸”，在这里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谁也不能容忍在自己的房院田园中长满蒿藜。在人烟稠密的村庄里，狐狸也不敢横行无忌。“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仅仅十个字，就把人烟灭绝、田庐荒废的惨象活画了出来。其他如“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也是富有特征性的。正因为是“老寡妻”，所以还能在那里苟延残喘。稍能派上用场的，如果不是事前逃走，就必然被官府抓走。诗中的主人公就是刚一回村，就又被抓走了的。诗用第一人称，让主人公直接出面，对读者诉说他的所见、所遇、所感，因而不仅通过人物的主观抒情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环境描写也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几年前被官府抓去当兵的“我”死里逃生，好容易回到故乡，满以为可以和骨肉邻里相聚了；然而事与愿违，看见的是一片“蒿藜”，走进的是一条“空巷”，遇到的是竖毛怒叫的狐狸，真是满目凄凉，百感交集！于是连日头看上去也消瘦了。“日”无所谓肥瘦，由于自己心情悲凉，因而看见日光黯淡，景象凄惨。正因为情景交融，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结合，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反映出当时战区人民的共同遭遇，对统治者的残暴、腐朽，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这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史料，由于统治阶级的偏见，像毕昇这样平民出身的创造发明家，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记载。本文作者独具眼力，为我们保存了这一宝贵史料。一些划时代的科学发明，往往是从小人物开始做起的，这种进步和发明，大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我们应该对毕昇这类民间革新家、发明家保持崇高的敬意，尊重他们的创新精神。
本文抓住特点，说明工艺程序，有条不紊，给人以明晰、完整、系统的形象。写活字版印刷，紧扣“活”字，在说明时又主要按照工艺顺序进行说明，并且通过与雕版的比较，体现活版的优越性。写制版是按照制字、设版、排字、炀版、平字的顺序加以说明的。写印刷厂用二板，“一板印刷，一板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写拆板是附带说明，但是胶泥字模的优越性，也在与木头刻字的对比中，其灵活方便得以充分显示。
全文着重说明活板的制作，印刷整个过程，包括最后拆板的过程，一整套工艺，全无修饰性词语，用词准确，通俗易懂。整篇文章只用三百多字，便将印刷书籍的历史，活字版的创造、发明、用法、功效以及胶泥活字的优点解释得清楚明白。文中多次运用了代词“之”，如“为之”、“炀之”，“贴之”“贮之”、“刻之”它们分别指代相应的事物，这就减少了行文的重复，有助于行文的简洁。用词准确也是本文的优点，“烧”、“炀”、“镕”、“燔”，按照加热的方法、程度不同分别使用，用得都准确贴切。
